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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宗宪 张雍锭: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强制亲职教育的制度构建

发布时间:2018-09-10 12:07:54     访问量:113

家庭不仅是未成年缓刑犯生活的重要场所, 也是对未成年缓刑犯开展社区矫正的重要场所之一,家长监管、教育方式及亲子关系等家庭环境因素对社区矫正效果影响巨大,而家庭环境的改善又得益于亲职教育。有针对性的强制亲职教育,可以进一步增强其效果。强制亲职教育是亲职教育的发展, 是指对未能有效履行监护职责以致未成年子女违法犯罪的监护人开展的教育,在我国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构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意义重大,且具有一定的基础,可从强制亲职教育的确立、实施和评估三个层面着手建构。
  [关键词]未成年缓刑犯;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强制亲职教育
  [中图分类号] D91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 ( 2018 ) 08-0185-11
   吴宗宪,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
   张雍锭,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北京 100875 )
               

一、引 言
  强制亲职教育是亲职教育的发展。亲职教育(德语 Elternbildug ,英语 parental education )又称为父母教育、双亲教育,是指对家长进行的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称职的好家长的专门化教育。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将其称为“亲职教育”[1] (P8) ,该概念得到海峡两岸人士的广泛接受。[2] (P1216) 由于亲职教育是对已经成年的父母开展的教育,因而属于成人教育的范畴。在对未成年人教育进行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未成年人的顺利成长和健康发展,与父母等监护人有效履行监护职责有重要联系,因此,强制亲职教育逐步得到发展。
   强制亲职教育是指对未能有效履行监护职责以致未成年子女违法犯罪的监护人开展的教育。“强制”意味着只要发现未成年人犯罪与家长等监护人未能有效履行监护职责有关,监护人就应当接受亲职教育。这就意味着,如果监护人不参加这类亲职教育,相关机构可以要求甚至强迫其参加。对这类监护人而言,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与他们未能有效履行监护职责有重要关系。因此,有必要由司法机关强制其参加一定时长的相关培训活动,让他们学习如何做个好家长的知识和增强教育子女的能力(简称“知能”)。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强制亲职教育的对象不应限于父母。因为在隔代家庭 ① 中,未成年人的实际监护人并非父母,具体承担监护职责的可能是其他监护人。另一方面,强制亲职教育的对象也不应涵盖遭受犯罪侵害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因为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况下,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有放弃自身权益的权利。所以,只能建议因未善尽监护职责而导致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监护人接受亲职教育,而非强制接受。故认为亲职教育的对象包括因监护失职或者失误导致被监护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者遭受侵害的监护人的观点[3]有失偏颇。由此可见,强制亲职教育的对象只能是因存在监护问题而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监护人。
  家庭不仅是未成年缓刑犯生活的重要场所, 也是对未成年缓刑犯开展社区矫正的主要场所之一,改善家庭环境对提高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效果至关重要。要想有效地教育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刑罚执行机构需要详细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及其家庭和成长环境情况。[4]但越是问题家庭,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就越多。在未成年缓刑犯的家庭中,家长普遍缺乏教育矫正未成年缓刑犯的有关知识和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通常也较差。由此又将产生更多的未成年缓刑犯,使未成年缓刑犯与家庭教育二者陷入恶性循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提升未成年缓刑犯监护人的监护知能,从而改善未成年人的家庭环境。强制亲职教育的开展正是提升未成年缓刑犯监护人的监护知能的重要途径。可见,强制亲职教育直接作用于家庭环境,间接作用于未成年缓刑犯的社区矫正。因此,在对未成年缓刑犯实行社区矫正过程中对其监护人实施强制亲职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二、构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的价值
  在发展和完善我国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制度的过程中,构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完善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的内容
  构建强制亲职教育有利于完善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的内容。针对未成年缓刑犯监护人的强制亲职教育应是教育矫正内容的补充,也是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要求的具体表现。
  第一,对未成年缓刑犯的监护人实施强制亲职教育,应是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 2012 年发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 33 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督促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承担抚养、管教等义务。研究表明,未成年犯罪人多来自问题家庭,问题家庭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否认的是,父母通常对其子女的信仰、生活态度以及习惯有着重大的影响,且很多影响是非正式的甚至是不自觉地发生的。[5](P82) 因此,绝不应采取“父母生病,孩子吃药”的做法,在未成年人出现问题时,仅考虑从未成年人方面入手;而应当在执行社区矫正时,既对未成年缓刑犯本人实施教育矫正以实现“治标”,又对未成年缓刑犯的监护人实施强制亲职教育,以实现“治本”,从而收到“双管齐下”“标本兼治”的效果。
  第二,聘请社会上的专业人员对未成年缓刑犯的监护人实施强制亲职教育,是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表现。司法部等 6 部门 2014 年发布的《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为完善我国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提高教育矫正质量、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服务,矫正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社区服刑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共同参与,落实社区矫正措施。可见,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作为社会力量本身是未成年人缓刑犯社区矫正的实施主体之一。在对其实施强制亲职教育的过程中, 具备专业知识的教育主体能够对监护人开展卓有成效的专业化教育和帮助。这意味着,应当聘用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专家或购买相关的服务,这是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表现。
 (二)提升未成年缓刑犯监护人的监护知能
  构建强制亲职教育有利于提升未成年缓刑犯监护人的监护知能。强制亲职教育的开展,一方面能够转变未成年缓刑犯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观念,提升强制亲职教育的意识。在我国的很多家庭中,受传统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往往将其视为“私有财产”,按照自认为科学的方式进行监护、教育。一旦子女出问题,监护人很少思考监护、教育方式是否得当,通常首先将原因归结于未成年人本人或外部环境等因素;即便认识到监护、教育中存在问题,也缺乏从外界获取指导的合适途径。另一方面,能够增强未成年缓刑犯监护人的知能。强制亲职教育为监护人提供关于个体身心发展与需求的知识、矫正监护人不当的教养方式、教导监护人有效的亲子沟通、协助监护人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的行为习惯等,可以说基本涵盖教育、预防、协助与治疗等方面内容。[6](P27-28)
 (三)预防未成年缓刑犯再次犯罪
  构建强制亲职教育有利于预防未成年缓刑犯再次犯罪。强制亲职教育的开展,有助于消解未成年缓刑犯的犯罪原因、改善未成年缓刑犯的家庭环境从而增强其矫正效果。
  第一,有助于消解未成年缓刑犯的犯罪原因。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样的,但家庭因素应当是最主要因素之一。有观点认为“问题少年大都来自于问题家庭”,并统计出有 57.9% 的未成年犯来自于单亲、继亲或婚姻动荡家庭,半数以上未成年犯曾脱离家庭监护单独居住,48% 的家庭以溺爱放任为主,另有 23% 的家庭以打骂体罚为主。[7]理论界也常以“酝酿于家庭,萌芽于学校,恶化于社会”来形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8] (P11) 家长监护不力、家庭教育不当、成员关系不洽、家长行为不端等均将增加未成年人行为偏差的风险。不融洽的家庭成员关系导致未成年人的情绪紧张,缺少情感满足与安慰,形成孤独、暴躁、冷漠等不良性格和反叛心理,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家庭教育的偏差会影响未成年人行为准则及价值观、人生观的正确形成,增加未成年人犯罪的几率。[9](P69-72) 通过对犯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实施强制亲职教育,其改善家庭环境的能力有所提升,从而消减促使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力。
  第二,有助于增强未成年缓刑犯的矫正效果。家庭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在未成年人犯罪后对其教育矫正的最重要主体之一。 虽然社区矫正中的未成年缓刑犯应当在接受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的同时,也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但家庭仍然是未成年缓刑犯最重要的生活场所之一,未成年缓刑犯对家庭成员的情感依恋最为强烈,其受到的最密切关注也来自于监护人。研究表明,家庭干预措施对未成年人的改变、家庭功能的发挥、犯罪行为的控制及再犯罪率的降低产生积极影响。 [10] (P110) 家庭支持是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最重要的支持来源,来自家庭的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1] (P470)
           

三、构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的基础
  在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构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规范基础和实践基础,因而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一)强制亲职教育的理论基础
  强制亲职教育的理论基础主要表现为国家亲权观念和儿童福利原则。 国家亲权和儿童福利以保护、教育未成年人,促使其顺利社会化为最终目的,二者作为未成年人司法的基本理念已被广泛接受。未成年缓刑犯的社区矫正是未成年人司法的重要一环,强制亲职教育又是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的一项教育内容。因此,国家亲权和儿童福利理念理应为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强制亲职教育的制度构建提供理论支撑。此外,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家庭系统理论及家庭治疗理论等也是其理论基石。
   1. 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theory )由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 ( Urie Bronfenbrenner ) 于 1979 年出, 主要源于勒温 ( Kurt ZadekLewin )、鲁利亚( Alexander Luria )、皮亚杰( Jean Paul Piaget )等人的思想。 [12]该理论将人类的生活环境分为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及宏系统四部分。微系统包括家庭、学校、同伴等因素,中系统是由微系统的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外系统涉及社区、学校管理部门及父母的工作单位等,所有的这些要素与系统一起构成宏系统。[13] 在这样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稳定生态系统中研究人的行为和发展,探究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生态因子对人的行为和发展的作用,以及人与各种生态因子的交互作用。[14] (P65)
  该理论主张个体的发展主要受后天环境的影响。 其对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构建强制亲职教育的启示主要体在:一方面,在阐释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方面,确定环境(具体到家庭环境)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有学者就主张,遗传因素和生理成熟均是未成年人心理发展的生物前提,仅提供发展的可能性,而环境与教育则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决定未成年人心理发展的方向和内容。 [15] (P57) 另一方面,明确强制亲职教育的执行主体。应将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调动全社会的资源为监护人参与亲职教育提供方便。要使强制亲职教育的实施取得良好的效果,家庭、学校及社会必须通力合作,整合资源。
   2. 家庭系统理论。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 theory)由奥地利生物学家伯特仁菲(Ludwing Von Bertalanffy)于1960 年最早提出。之后,得到萨提尔(Virginia Satir)、鲍温(Murray Bowen)、怀特渴( Carl Whitaker)及门纽曲(Salvador Minuchin )等人的倡导。[16](P110-111) 其基本观点建立在家庭系统、家庭关系及回馈等概念基础上,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家庭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开放系统。个人不能自外于家庭,子女不能自外于父母,家庭成员间相互连结依赖。第二,家庭成员间虽有其独立性,但又存在不可分的相互关系。任意两个家庭成员间都存在某种关系,家庭系统是由联结家庭成员的关系组成。第三,透过积极的回馈来改善家庭系统。开放的家庭允许创新的思想和行为介入,便于导入外在的资源让家庭系统重组更新,以打破僵化的家庭系统。
   该理论主张个体的发展也影响环境,进而影响家庭中的其他个体。其对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构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的启示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阐释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上,要认识到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是导致其犯罪的家庭因素。 父母子女及家庭三者相互影响,家庭成员的行为是循环互动的结果,其行为受到系统里各种元素影响。个体出现不良行为时,不仅仅是个体问题而是家庭系统和家庭关系问题。个体行为是反映家庭系统问题的征兆,是家庭系统的“代罪羔羊”。因此,司法机关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仅着眼于未成年人本人,还要放眼于其家庭及家庭成员。第二,在参加强制亲职教育的目的上,监护人应认识到家庭是一个有机系统,监护人的思想与言行均对未成年人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家庭环境是导致未成年人成就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监护人应提供适宜的家庭环境以帮助未成年人取得成就。[17] (P80) 当未成年人犯罪时,参与亲职教育的家长会直接受到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子女及配偶等家庭成员。例如,家长知能的提升可以改善亲子关系,而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加强父母与子女的感情沟通,从而加强子女对父母的依恋以抑制犯罪。[18] (P75)
   3. 家庭治疗。家庭治疗( family therapy ),又称家庭系统治疗( family psychotherapy ),首次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精神医学界。但后来的研究表明,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奥地利的阿德勒( Alfred Adler )就已认识到家庭与少年问题的关系,并从事家庭关系治疗实践。之后,阿德勒的同事椎可斯•鲁道夫( Dreikurs Rudolf )等才将家庭治疗带到美国。[ 19 ] 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第一,将改善家庭关系、增强家庭功能作为治疗的目标和焦点,通过改善家庭关系、增强家庭功能来改变家庭环境,以解决家庭及其成员的问题。第二,在改变家庭病理现象时,以整个家庭系统为对象,鼓励多个成员共同参与治疗,同时做出改变。[20] 第三,一般以家庭中某一成员的问题为切入点,将家庭中某一成员的问题看作是整个家庭的问题,对所有家庭成员及彼此的互动状况进行长时间的整体性干预。[21]
   该理论主张以家庭整体观对待家庭成员的问题。相比于家庭系统理论,该理论更侧重于对家庭成员问题的事后矫正。其对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构建强制亲职教育的启示主要体现在:第一,矫正未成年缓刑犯的关键在于改善家庭关系、增强家庭功能以改变家庭环境。因为如果刑罚结束后罪犯仍被送回到与其从前同样的环境和生存条件之中, 那么任何通过监禁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刑罚去改造罪犯的希望都是极其愚蠢的。[22](P12) 第二,鼓励家庭多个成员共同参与治疗。由于家庭成员间的相互联系与依赖,所以任何一分子发生改变都会影响全体及个人。当某一家庭成员出现心理行为问题时,治疗者应改变他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不良交往模式来改变其心理行为问题或症状,[23](P17) 改革以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矫正模式。第三,以矫正未成年缓刑犯为解决家庭问题的切入点。在矫正未成年缓刑犯时,对其自身的矫正也是必须的,但更应注重引导其监护人一起参与教育矫正,且这种教育矫正应进行足够长的时间以保证家庭问题的彻底解决。
   (二)强制亲职教育的规范基础
   在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构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具有一定的规范基础。目前,全国性法律并未直接明确规定强制亲职教育制度, 但对提升监护人家庭教育知能和履行监护责任提出明确要求,少数地方性法规更是直接规定了强制亲职教育制度,一些政策性文件也对家庭教育提出要求,这些共同构筑了强制亲职教育制度的规范依据。
   1. 强制亲职教育的法律规定。全国性法律对家庭教育指导及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提出了明确要求,主要包括两方面:
   第一,家庭教育指导方面的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2 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应当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教育法》第 50 条规定:“学校、教师可以对学生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第二,监护职责要求方面的要求。《刑事诉讼法》第 272 条规定:“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人民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刑法》第 17 条第 4 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监护人的具体监护职责,并在第 49 条规定监护人怠于行使监护职责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其予以训诫。
   此外,一些地方性立法更是直接规定强制亲职教育制度。例如,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第 10 条第 2 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不履行监护职责,致使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或者放任未成年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由司法机关依法纳入强制亲职教育名单,督促其接受亲职教育。”同时该条例还规定,拒不接受亲职教育的,将被纳入社会征信系统。[24]作为其他省市甚至是全国性有关立法的一次尝试,具有里程碑意义。
   2. 强制亲职教育的政策表现。我国政府部门发布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也有关于强制亲职教育的有关内容。如 2015 年 10 月 1 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从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严格遵循孩子成长规律、不断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而主体责任的充分履行与家长家庭教育的知能水平密切相关。该意见本身也指明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要配合妇联、关工委等相关组织,在队伍、场所、教学计划、活动开展等方面给予协助,共同办好家长学校。再如,2016 年 11 月 2 日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国关工委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2016 — 2020 年)》指出,家庭教育要坚持家长尽责的基本原则,通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进一步强化家长的监护主体责任,引导家长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帮助家长全面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系统掌握家庭教育科学理念和方法。要以进一步提高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化水平为总体目标,逐步引入专业化的指导服务力量,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强指导服务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三)强制亲职教育的实践探索
  在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构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我国的一些地方陆续开展了强制亲职教育的实践探索。例如,2008 年初,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人口宣传中心全国少年科教基地(青苹果之家)正式启动家长课堂,内容涉及家庭功能恢复、亲子关系维护、青春期教育等方面,使数十个家庭受益。[25](P357) 2013 年 6 月,海淀区人民法院未审庭“亲职教育讲堂”首次开讲; 2016 年 3 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在锦江、新都、崇州、彭州 4 个基层检察院试点强制亲职教育; 2016 年 7 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会同区教育局、区未保办、团区委共同举办第一期亲职教育与行为矫治培训班, 探索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制度以及与家长加强管教相配套的亲职教育制度,对家长不当的家庭教育方式进行纠正,引导完善亲子关系,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的家庭环境。[ 24 ]相比成都检察院的强制亲职教育试点,北京、上海的亲职教育实践虽不具有强制性,但也可资借鉴,为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强制亲职教育制度的构建奠定基础。
             

四、强制亲职教育制度的制度建构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强制亲职教育制度一般涉及法律依据、确立主体、具体内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效果评估等方面内容,我国在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构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时,应当考虑相关方面的内容,具体可从确立、实施及评估等三阶段展开。
  (一)强制亲职教育的决定
  强制亲职教育的决定,指有关机构和人员依据一定的标准,判断对未成年缓刑犯的监护人是否有必要实施及实施多长时间强制亲职教育的过程和结果。该阶段涉及由谁决定(决定主体)、对谁适用(适用对象)及教育时长等方面的内容。
   1.决定主体。目前,法院和社区矫正机构应为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强制亲职教育的决定主体 ② 。这是因为:第一,强制亲职教育的效果可以作为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的考察因素。法院根据有关卷宗材料、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报告、心理评估报告及诉讼过程中监护人的表现等,重点调查监护人对未成年犯罪人是否存在监护不力、教育方式不当、亲子关系不融洽等问题,对监护人教育未成年人的知识和能力水平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参加强制亲职教育的必要性及教育内容、教育时长等。并根据亲职教育的效果,决定是否对未成年犯罪人判处缓刑。第二,教育矫正是社区矫正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矫正机构作为教育矫正未成年缓刑犯的主体,根据其犯罪原因和矫正情况,应当有权决定是否继续对其监护人实施亲职教育,并且可以根据亲职教育效果,决定是否需要报请人民法院决定收监执行。
   2.适用对象。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强制性亲职教育的适用对象应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监护人,但应限定于因存在监护问题而导致未成年人犯罪发生的监护人。一方面,适用对象只能是可能被法院适用缓刑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监护人,而不能是侦查、起诉阶段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其他情况下行为偏差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可能包括父母、养父母、共同生活的祖父母或叔伯等。另一方面,监护人存有的监护问题与未成年人犯罪间存因果关系。对于非因监护问题而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监护人无需被强制亲职教育。具体来讲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监护人不存在监护问题,另一种是监护人存在的监护问题与未成年人的犯罪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各地的实践中,将开展亲职教育的范围集中在涉罪未成年人或者拓展到一般预防范围[3] 的做法似乎欠妥。因为我国目前尚缺乏在全国推行亲职教育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不宜也不可能在全国范围推行。应当说,亲职教育的对象范围与一国政府对其的重视程度及一国的现实状况联系密切。当前我国的家庭结构多样,确实有必要全国推行亲职教育。但我国普遍对亲职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国家在亲职教育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均十分有限,所以为了提高亲职教育的效率,暂时应将其对象明确限定在特定范围内。[26](P216)
   3. 教育时长。强制亲职教育的确立意味着加重未成年犯罪人之监护人的法律义务,应当在确立强制亲职教育的同时明确教育的时间长短。例如,我国台湾地区 2005 年修正的《少年事件处理法》第 84 条规定:“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因忽视教养,致少年有触犯刑罚法律之行为,或有第3 条第 2 款 ③ 触犯刑罚法律之虞之行为,而受保护处分或刑之宣告,少年法院得裁定命其接受八小时以上五十小时以下之亲职教育辅导。”但这种笼统的规定导致自由裁量权较大,很难保证公正。因此,应当更加精细地区分导致监护问题的原因,进而确定较小时间跨度的强制亲职教育。考虑到监护态度和能力均可能导致监护问题,而监护态度的端正往往历时较短,监护能力的提升一般则需耗费较长时间。因此,可建议对于因监护态度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强制接受亲职教育 1~3次;对于因监护能力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强制接受亲职教育 4~10 次。每次以约 2 小时为宜。
   (二)强制亲职教育的实施
   强制亲职教育的实施,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对确需强制亲职教育的监护人,以特定的方式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指导的过程和结果。该阶段涉及由谁实施、实施什么、如何实施及实施保障等方面,即强制亲职教育的实施主体、教育内容、实施方式及经费保障等。
   1. 实施主体。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强制亲职教育的实施主体应当由法院和社区矫正机构主导,注重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对于因态度不端正导致监护问题的,因涉及较少专业知识,法院和社区矫正机构可自行教育,有丰富经验的相关工作人员即可胜任;而对于因能力欠缺导致监护问题的,由于需要教育学、法学、心理学及社会工作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知识,法院或社区矫正机构需聘请或委托社会上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亲职教育专家,依托社会力量。
    亲职教育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其实施主体不应单一,应由一个或少数几个机构牵头,其他各种力量相互配合、共同努力。长远来看,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机关主导强制亲职教育,仅是当前我国亲职教育制度不完备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司法机关囿于业务压力大、时间及精力有限、专业知识薄弱等因素,不可能长期主导亲职教育的实施。为保障强制亲职教育的全面推行,应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下,建立由政府牵头、以各类学校为主、街道社区和社会化培训学校为辅,多层次、多样化的执行主体。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推广亲职教育的主要单位是以学校、社区为中心,结合政府与民间各种资源,如学前教育机构、各级学校、教会、心理卫生组织、文化协会等。[8](P201-207)
   2.教育内容。虽然亲职教育是比家庭教育更基础的教育,亲职教育的实施有助于改善和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所以其内容应相当丰富,但是对于未成年缓刑犯监护人的强制亲职教育,其内容应更加突出针对性。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运用犯罪的三级预防理论,结合监护人需求,通常将亲职教育的内容分为初级预防课程④、次级预防课程和三级预防课程。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针对未成年缓刑犯之监护人, 我国应重点开设次级预防课程和三级预防课程。次级预防课程突出针对性,是在孩子问题和亲子冲突发生后所做的努力,其服务对象是亲子关系已日益紧张的家庭,课程内容包括良好的沟通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正确的管教态度、情绪自我控制能力、了解子女的能力、有效管教子女的方法、自我觉察能力、心理健康类咨询与辅导服务等。 [ 8 ] (P214-218) 三级预防课程侧重于教育与矫治,是对存在严重问题的家庭所做的努力,必要时应对监护人作强制性辅导,其目的在于增强家庭功能。参加三级预防课程的监护人需要更多的协助与教育,应更加注重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矫治方法及心理疏导与干预等方面知识的传授,以改善该类未成年犯罪人的家庭环境并减少标签效应对其的影响。
   3.实施方式。亲职教育的实施方法多种多样。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亲职教育方式是家校不同。美国非常重视利用家校合作、演讲、座谈、研讨、研习等形式。英国主要通过面向所有家长的室内培训、针对具体家长群体的培训、短期综合课程培训、系统的项目内容培训及硕士学位课程培训等形式。德国设有“双亲学校”“母亲学校”,对家长进行系统的家庭教育方面的培训,此外还设有“夫妇研习会”。我国台湾地区常见的实施方式包括文书资料、亲师座谈会、亲职教育讲座或座谈会、家庭访问与谘商 ⑤ 、读书会与亲子活动、家长参观或参与教学、电子媒体等形式,并分为静态式和动态式。[27] (P119-133)
  目前我国亲职教育的机构尚不健全,实施方式相对单一。开展的实践探索多以亲职教育讲座方式实施,互动效果差,一些监护人以时间不充裕、生活压力大等借口不积极参与,直接影响亲职教育的效率。短期内,静态式的亲职教育是较为可行的做法。静态式的亲职教育为监护人提供亲职教育方面的资讯(包括图书借阅、家长手册、电子资料等),便于监护人灵活掌握学习时间,最后统一对学习效果考试考核。长远看,动态式的亲职教育 ⑥ 因方式多样、针对性强、效果显著等优势,应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此外,网络的发展也为丰富教育方式提供了可能。通过建立专业网站,不仅能够单向输出亲职教育资料,而且能够实现网上互动、答疑等形式的双向交流。
  4. 实施保障。机构、人员和经费是一项制度落实的重要保障,强制亲职教育制度的推行自然离不开坚实的经费保障。我国政府应增加强制亲职教育的投入和支持。首先,政府应给予重视,直接增加公共投入。将强制亲职教育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范畴,加强组织领导,以支持公共财政在亲职教育上的经费投入。同时,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民营企业、团体组织等提供支持和帮助,建立以地方财政为主的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28]其次,公共政策应适当倾斜,间接增加经费投入。法院、社区矫正机构可以与社会上的亲职教育团队和机构开展合作,组织具有专业背景的社会力量参与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帮扶、矫治,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经费问题。[29]最后,各级政府可以设立亲职教育专责机构,以督导亲职教育的推行。通过专责机构,明确、协调各级各类机构的责任分配。况且,成立专责机构也将增加亲职教育经费。因此,各部门每年制定的财政预算将纳入国家财政支出。
  (三)强制亲职教育的评估
  强制亲职教育的评估是强制亲职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具有重要意义。强制亲职教育的评估,指有关机构和人员按照一定标准和方法对强制亲职教育的现实需求和实施效果进行的整体性综合估量和评价。健全的评估机制能够对强制亲职教育的实效做出客观评量,利于强制亲职教育的个案回馈,以判断作何种程度的修正、改善等;也有利于强制亲职教育的整体评价,以推动全国范围内强制亲职教育的不断改进、完善;还有利于确立对未成年犯罪人及其监护人的后续处置,个案回馈结果可以作为进一步处理未成年犯罪人及其监护人的重要依据。
  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亲职教育的评估机制。如美国通过建立“父母行为量表”来进行家庭教育研究;我国台湾地区将亲职教育的评估分为个人评估、过程评价与总结评价等三阶段。个人评估,即为贯彻个别化处遇原则,实施强制亲职教育辅导前必须先进行需求评估,了解个人生活史、家庭史、学校史、就业及就医记录等,以准确判断是否有必要处以强制亲职教育;过程评价,即在强制亲职教育辅导的每一阶段,针对课程目标是否达成做出评量,以作为个案回馈或进一步处遇的参考;总结评价,又称成效评价,是对强制亲职教育辅导方案的整体性综合评价。总结评价与过程评价两者是相辅相成的。[30] (P430-431) 同时,也采用回馈问卷、评量表、观察表、自评式评量、周边他人的评量、父母管教测验、亲职压力量表及亲子关系诊断测试等方法,对亲职教育的三个阶段进行评估与评价。[8] (P224-226)
   我国的强制亲职教育也可分个人评估、过程评价和总结评价等三阶段。首先,在强制亲职教育的决定阶段,结合社会调查报告、心理评估报告及监护人的客观表现等进行个人评估,确立亲职教育的需求, 进而准确判断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监护人是否有必要实施以及实施多长时间的强制亲职教育。其次,在强制亲职教育的实施阶段,可以设置强制亲职教育的阶段性考试、考核或调查问卷等过程评估,通过与参与强制亲职教育前的亲职水平对比,不断修正强制亲职教育方案。尤其应重视完成强制亲职教育后的评价,对于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可以适当延长强制亲职教育的时间。最后,对行政区域内的强制亲职教育效果进行总结评价,将总结评价的结果作为调整该行政区域内强制亲职教育工作规划的依据。至于评估主体,应视不同阶段而定。因个人与过程评估内容通常仅涉及未成年犯罪人及其监护人情况, 且评估结果又常与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处遇相关,所以为提升评估效率,可直接由法院和社区矫正机构的有关工作人员实施。相对而言,总结评价涉及更多的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并且评价结果通常涉及利益分配问题,因而最好由中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完成。
                                                      
                       

五、余 论
   在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构建强制亲职教育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本文所谈到的几个方面,其重要意义更在于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亲职教育。近年来有不少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均涉及亲职教育的内容,在司法领域内构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可以被视为在全国推广亲职教育的一次预演和尝试。待强制亲职教育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功效被正视后,必定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获得重视并逐渐被推广。如此,则学校和社区的力量也可以充分运用于亲职教育,使本已形成的涵盖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网更加细密。通过全面实施亲职教育,提升所有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家庭教育的知识和能力, 从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顺利社会化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进而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当然,亲职教育的全国推行,涉及一系列重要方面内容,如完善立法、专职机构的设立、社会组织的参与等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
① 是指祖父母与孙子女同住但没有中间一代的家庭户。 参见彭希哲:《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载于《中国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12 期。
② 强制亲职教育的决定主体本应多元,包括居(村)委会、公安机构、检察机关、法院及社区矫正机构等。例如,居(村)委会可以决定是否对给其居(村)民生活造成重要不良影响的未成年人之监护人实施强制亲职教育,公安机关可以决定是否对附条件不予处罚、不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监护人实施强制亲职教育, 检察机关可以决定是否对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监护人实施强制亲职教育。因本文仅探讨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的强制亲职教育,故决定主体限定为法院和社区矫正机构。
③ 该项规定:“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依其性格及环境,而有触犯刑罚法律之虞者:(一)经常与有犯罪习性之人交往。(二)经常出入少年不当进入之场所者。(三)经常逃学或逃家者。(四)参加不良组织者。(五)无正当理由经常携带刀械者。(六)吸食或施打烟毒或麻醉药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七)有预备犯罪或犯罪未遂而为法所不罚之行为者。”
④ 初级预防课程更加注重系统全面,是亲职教育的基础和更高层次表现。因初级预防课程对象是所有监护人,课程内容丰富、全面,但缺乏针对性,故本文不再展开。
⑤ 家庭谘商强调自我帮助,监护人将未成年人的教养方法、课业辅导、亲子沟通或家庭经营等相关问题,主动向类似于辅导室的各县市家庭教育中心或各校成立的家庭谘商中心寻求协助,以解决亲职问题。
⑥ 主要包括以下方式:家庭访问、家庭谘商、参与教学、亲子活动、父母成长团体、家庭参观教学等。
[参考文献]
[ 1 ]王连生 . 亲职教育:理论与应用[ M ] .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8.
[ 2 ]顾明远 . 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 M ] . 上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 3 ]刘传稿 . 专家学者提出,探索强制亲职教育—— — 构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 N ] . 检察日报, 2017-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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