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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破解路径

发布时间:2018-09-23 22:52:33     访问量:59

来源:京师刑事法治网  作者:冯卫国

【摘要】 经过近十五年的发展,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发展迅速,成效显著,成为司法改革的一大亮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力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时代背景下,社区矫正的发展迎来新的机遇。然而,社区矫正实践中也面临一些困难与问题,如相关立法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对城市外来人口犯罪适用难、社会参与广度和深度不足、矫正手段的精细化、科学化程度不高等。必须寻求有效的路径和方案,以破解这些制约因素,推进社区矫正的机制创新与可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 社区矫正法治化;社区矫正社会化;社区矫正信息化


  社区矫正是将罪犯置于社区环境并利用社会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也是对特殊人群管理的一种手段。作为一种人性化的罪犯处遇模式,社区矫正的兴起是当今世界刑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体现了人类法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正在全面推进,成为社会治理创新和司法改革的一大亮点。但社区矫正工作也面临一些问题,制约其进一步发展。本文在直面问题的前提下,就社区矫正的创新发展略述管见。 

  一、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运行成效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成熟的刑罚理念和行刑制度,发端于二战后的西方国家。在我国,虽然社区矫正属于新生事物,但以往行刑实践中的一些制度和举措,一定程度上内含着社区矫正的思想。例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时代,边区政府就创设了“回村服刑”制度,把一些罪行较轻、人身危险较小的罪犯放回原居住地接受改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强调司法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重视依靠社会力量教育改造罪犯。1987年的中央政法工作座谈会,提出了罪犯改造“三个延伸”的方针(即向前延伸、向后延伸、向外延伸)。此外,1979年颁布的新中国首部刑法典,系统规定了缓刑、假释、管制以及监外执行等制度,这些都是支撑社区矫正发展的基础性刑罚制度。

  然而,受制于传统的重刑观念以及保守的行刑思想,我国的非监禁刑适用率长期偏低,加之执行机制不健全的因素,执行效果也不够理想。正如原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同志曾经撰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五十年间,我国整体上沿袭着传统的封闭性行刑模式{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的开放度愈来愈高,尤其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已经来临,对罪犯改造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封闭性行刑模式弊端凸显,已经不能适应让罪犯回归社会这一刑罚执行的基本宗旨,也制约着刑事法治的现代化发展。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更新刑罚理念,重构行刑模式,发展社区矫正,这逐步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理论界与刑事司法实务界的共识。与此同时,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社区建设蓬勃发展,公正、人权、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而为社区矫正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思想土壤与社会条件。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国开启了社区矫正的探索征程。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采取了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迄今已经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是首批试点阶段。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两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6省(市)为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省(市),从而正式拉开了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帷幕。

  二是扩大试点阶段。2005年1月,河北、内蒙古、广西、贵州等12个省(市)被确定为第二批试点省份,使试点省(市)扩大到18个,并涵盖了东、中、西部地区。

  三是全面试行阶段。在认真总结社区矫正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09年9月,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社区矫正工作。

  四是全面推进阶段。2014年8月,“两院两部”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由此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试行”状态,迈向依法全面推进的全新阶段。

  经过近15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成效显著。根据司法部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7年年底,全国社区服刑人员从最初试点的不足5000人,增至70万人,累计接收350万人,成功解除矫正291万人,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率一直控制在0.2%以下。仅2017年一年,全国各地社区矫正机构新接收社区服刑人员就达52.4万人,办理解除矫正52.1万人{2}。另外,社区矫正的发展大大节省了刑罚执行的成本。据统计,我国监禁一名罪犯平均一年要投入3~5万元,而一名罪犯接受社区矫正的投入一年只有3000~5000元,后者的经费基本上是前者的1/10。截止到2014年年底的统计,全国社区服刑人员与监狱服刑人员的比例超过1:3,北京、上海、江苏、湖南、四川、湖北、江西、福建等8省(市)社区服刑人员与监狱押犯比例达到了1:2。社区矫正工作取得的成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公众对社区矫正的支持率不断攀升,支持者由试点初期的25%上升到目前的80%以上。[1]对数量如此之多的社区服刑人员的有效监管与改造,大大提高了刑罚执行的效益,缓解了社会转型期犯罪高发导致的监狱拥挤问题,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社区矫正工作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与肯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进一步提出“制定社区矫正法”。2014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听取了司法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肯定了社区矫正工作取得的进展,并就社区矫正的进一步发展发表重要指示。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已被纳入我国司法改革与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广阔前景。

  二、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制约因素

  在为社区矫正工作的进展与成效点赞的同时,我们也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与理性的判断。必须看到,实践中也存在诸多困惑,面临不少问题,构成了社区矫正进一步发展的羁绊。其中最为突出的几个问题是:

  一是相关立法仍然滞后,不能适应社区矫正发展的需要。在2011年之前,我国开展社区矫正的权威性依据是2003年“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但该《通知》并非法律性质,仅仅属于司法性文件。同时,以往社区矫正试点中一些具体做法,也欠缺法律依据甚至不符合当时法律的有关规定。例如,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职责,同当时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是冲突的。尽管2011年以后,随着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先后修正,社区矫正在国家基本法律中有所体现,初步解决了社区矫正的开展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但刑法、刑事诉讼法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彻底解决社区矫正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还有一些措施仍游离于法律体系之外。如当前社区矫正实践中,组织社区服刑人员从事一定的公益劳动是各地普遍的做法,这种公益劳动多少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色彩。但在我国法律尚未规定社区服务刑的情形下,这无疑是行刑机构自己创设了一个新的刑种,即便社会效果不错,毕竟于法无据。为解决社区矫正工作法律支撑不够的问题,必须抓紧社区矫正法的制定,通过完备的立法,促进社区矫正的法治化、规范化运作。

  二是社区矫正的发展水平存在区域不平衡问题。一方面是东西部之间发展不平衡,例如,西部一些地区由于财力所限等原因,至今还有个别区县没有建立起社区矫正中心,很多区县缺乏必要的执法装备,连必要的装备用车都得不到保证,一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去做调查评估等工作。另一方面,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存在相当差距。我国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主要在城市开展,总体看农村与城市的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例如,在一些偏远的乡镇,当地司法所人手紧缺,装备落后,影响到工作的开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广大西部以及农村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扶植,否则,会损害刑事司法的公正性、统一性与权威性,而一旦社区矫正的公正基础受到动摇,就意味着其生命力必然走向枯竭。

  三是城市中外来人口犯罪难以完全纳入社区矫正体系,这也影响到刑事法治的公正性与平等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速,引发了世界罕见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现象。根据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45亿人{3}。必须承认,人口流动激发了社会活力,外来人口对城市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巨大,不过也伴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流动人口犯罪现象。相对而言,流动人口群体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中,存在较高的犯罪率,这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生存压力大、一定的社会歧视现象以及权利救济途径不顺畅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流动人口犯罪属于弱势群体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尤为必要。但在不少地方,由于这部分犯罪人大都在城市中没有固定居所,顾及监管措施难以落实等因素,司法机关对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人也适用了监禁刑。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平等原则,而事实上的法律适用不公,会加剧社会对立,破坏社会团结。

  四是社区矫正工作主要依靠司法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推行,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在一些地方,由于认识不到位、推动力度不够,企事业单位、基层社会组织等的支持力度不够。有的地方的志愿者来源单一,以离退休干部、教师和社区管理干部居多,缺乏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法律专家等专业人士参与,帮教工作专业性不足,也不够持续、深入,甚至流于形式。

  五是矫正的个别化、科学化程度不高。有的地方只注重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对教育矫正工作不够重视或无暇顾及。还有不少地方的矫正形式主要是集体教育的模式,侧重于法治、政策宣讲等,针对性不强,心理辅导、行为矫正等现代化矫正手段运用得不够,矫正效果不容乐观。

  为了实现我国社区矫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努力克服上述制约因素,使社区矫正工作朝着法治化、社会化、科学化的方向迈进。

  三、新时代我国社区矫正进一步发展的思考与建言

  (一)推动社区矫正法治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为了推进社区矫正的健康发展,尽快出台相关立法已成为当务之急。当前,我国社区矫正法的立法工作正在加紧进行。2013年2月4日,司法部完成了《社区矫正法(草案)》的送审稿,并向国务院报送。2013年10月,社区矫正法的立法工作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16年12月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了《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但由于在一些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社区矫正法的立法进程并不顺利,未能在预定期限内出台。2018年3月14日,《国务院2018年立法工作计划》公布,《社区矫正法》又一次被列入年度立法计划。在社区矫正法的起草过程中,曾存在一些争议问题。主要有:

  1.关于社区矫正的性质和定位。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应定位为刑事执行活动。这里的刑事执行,范围大于刑罚执行,包括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非监禁刑罚措施的执行,也应包括一些具有教育矫正性质的特殊刑事处遇措施的执行,如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的监督考察以及反恐法中的安置教育等。

  2.关于接受社区矫正人员的称谓问题。曾经出台的有关社区矫正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中,对于接受社区矫正人员的称谓存在不一致的现象,有的文件称为“社区服刑人员”,有的则称为“社区矫正人员”,还有的直接称为“矫正对象”。矫正对象一词,显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用语,没有反映接受社区矫正人员的被定罪判刑的基本法律属性。而社区矫正人员一词,表达明显不清晰,究竟是指接受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还是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很容易引起误解。所以,笔者认为称为“社区服刑人员”是比较合理的,符合法律术语的明确性、严谨性,建议在将来出台的法律中使用这一称谓。

  3.关于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问题。目前,社区矫正的对象包括“四种人”,即被适用管制、缓刑、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的人员。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剥权犯”即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不再是社区矫正的对象。近年来,有人建议,将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屡教不改的违法人员、涉邪教人员等纳入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甚至有人建议将社区矫正延伸到判决前的对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人员的处遇,以及对刑满后的对出狱人的安置帮教。笔者认为,目前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不宜过多扩展,但限定在“四种人”的范围未免对象过窄。可以考虑将被检察机关决定适用相对不起诉的人员、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反恐法中的安置教育对象以及刑满后的出狱人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从国外看,许多国家的社区矫正机构就承担着出狱人保护的职责。当然,正如一些人担忧的那样,对象范围的扩大,可能会使社区矫正的性质与定位发生一些变化,其不再是单纯的刑罚执行活动。但这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应从有利于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高度,来确定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而不是拘泥于抽象概念,墨守成规。当然,即使对象范围扩展至服刑人员以外,刑罚执行还应是社区矫正机构的主要职能,其他职能都是刑罚执行职能的必要延伸。

  4.关于对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社区服刑人员可否集中管理的问题。《社区矫正法(草案)》送审稿中,规定了对有线索表明其有实施犯罪风险、有赌博、吸毒恶习等的社区服刑人员,可以实施一定时间的集中管理。有人认为,这种集中管理措施同社区矫正以社区为本的开放性质是冲突的。笔者认为,对社区服刑人员在一定条件下的集中管理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相对于监狱矫正来说,社区矫正是一种开放的、宽松的行刑模式,但并不是越宽松越好,社区服刑人员总体上讲毕竟是具有再犯罪风险的罪犯,其危险性因人而异,而且在动态变化,对于一定时期具有较大危险性的人员,实施一定时间的集中管理,对于维护公共安全及促进矫正效果都是有益的。在国外,集中管束是社区矫正中的常见措施,如美国的“震击缓刑”,就是将被判缓刑的罪犯先集中管束一段时间,再送回社区接受矫正。当然,集中管理毕竟是配合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矫正的措施,不能将其搞成变相的监禁。

  5.关于社区矫正机构是否配备人民警察的问题。近年来,不少人呼吁在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人民警察{4},尤其是来自社区矫正实务界的呼声比较高。但这一意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理由是社区矫正官员穿上警服后,可能会沿袭监狱里的警察管教模式,更加强调命令与服从,不利于与矫正对象之间的沟通,还可能会对社区服刑人员带来一定的标签效应,从而影响到矫正的效果.从国外的情况看,社区矫正官员基本上不属于警察序列。笔者最初也赞成反对者的意见,但经过进一步调研以后,认为在社区矫正机构配备适量的警察还是有必要的。社区矫正毕竟是体现国家强制力的刑罚执行活动,社区服刑人员也多少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没有警察的介入,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会遇到一些困难,尤其是刑法增设禁止令之后,对社区服刑人员违反禁止令的行为,目前承担监管职责的司法所工作人员由于缺乏执法的强制力,只能进行口头劝阻,如果对方拒不服从,就无法强行带离、有效制止。虽然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可以请求辖区公安民警协助执法,但会增加执法成本,且时效性难以保证。因此,为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一定数量的警察是可行的,但不宜把司法所内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整体纳入警察序列,每个司法所配一到两名警察即可。即使在配备警察之后,在日常工作中也不必着警服,只有在执法宣告、制止违法违规行为等情形下,方有着警服的必要。当前,由于是否在社区矫正机构正式配备人民警察的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司法部推动广东等20余个省(区、市)司法厅(局)出台关于选派监狱、戒毒民警参与社区矫正的工作方案,作为一种过渡期的制度安排,这是必要可行的。当然,从长远发展考虑,需要在进一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形成共识,推进相关立法。此外,如果将来能够在社区矫正机构配备警察,建议将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警察,同从事监狱工作的警察,通称为刑事执行警察。二者虽然工作场所有所不同,但工作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可以实现对接和流动,这样既避免增设新的警种,也有助于促进刑事执行工作的一体化。

  6.关于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是否单独规定。鉴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特点以及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对未成年犯罪人应优先适用社区矫正措施,这已经成为我国刑事理论与实务界的共识,同时在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定体现。在具体执行中,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应有区别于成年人的一些特殊措施,故专章规定十分必要,这也有助于同监狱法对未成年人罪犯教育改造专章规定的立法模式相衔接。

  (二)促进社区矫正均衡化

  社区矫正的均衡化,重点在于促进农村地区社区矫正的均衡发展。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存在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一个突出问题,大部分农村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地区开展社区矫正面临基础条件差、资源匮乏的局面。首先,农村地区面积较大、人口较为分散,但司法资源配置相对不足,政府权力对于乡村社会的整合能力有限。其次,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比较匮乏,难以像城市那样吸收大量专业人士参与,矫正的专业化发展步履维艰。鉴于农村发展社区矫正面临的更多障碍与困难,有必要出台特殊性政策,加大扶植力度,增加相关投入,合理配置资源,并结合农村地区的特点,设计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工作方案,而不能简单地完全照搬城市的模式和做法。笔者以为,在农村开展社区矫正,应当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要注重激发农村基层群众组织的作用。村委会等群众组织处在农村社会的最基层,与农民群众联系最密切,最了解社区矫正对象的家庭、生活、生产、社会交往等基础信息,能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其思想动态、行为表现及活动轨迹等状况。充分依靠和发动村委会、村组干部及广大村民的力量,对做好农村社区矫正工作至关重要。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浙江诸暨市,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该市依托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等载体,整合村(居)民委员会、综治工作站、治保调解组织等资源,不断完善监管教育模式,为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树立了一个样板。

  其次,要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为农村社区矫正的开展营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社区矫正作为立足社区、依靠社区的社会化行刑方式,成熟的社区环境是其赖以健康发展的基础。当前,我国不少农村地区,因社会转型而导致基层组织涣散、基层社会的自治机制、整合机制不够健全,社区建设的落后制约着农村社区矫正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必将有力推动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农村社区矫正发展,而发展社区矫正本身也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再次,要创造条件,着力提升农村社区矫正的专业化程度。一方面,要强化农村基层司法所的队伍建设和设施建设,在编制、经费、人员待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以保证其基本运行条件,提高运行效能;另一方面,有必要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城市的专业人员“上山下乡”,到农村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例如,可鼓励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志愿者身份到农村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也可设立专项基金,对到农村从事社区矫正的志愿者给予适当补助或津贴。

  (三)保证社区矫正平等化

  社区矫正的平等化,主要在于保证城市外来人口犯罪后获得适用社区矫正的平等机会。对于被适用社区矫正后,适宜回原户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的,尽量遣送回原户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对于不便遣送又在所在城市居无定所的社区矫正对象,可将其安置在特定场所居住,在提供必要的生活帮助的同时进行监督教育。在此方面,可借鉴西方国家设立“中途之家”的做法。“中途之家”,是指在社区设立的安置和保护出狱人(包括假释人员)的场所和机构,其具有教育、咨询、救济、辅导等多种功能,对于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出狱人重返社会具有积极作用。1964年,随着国际“中途之家”协会的成立,“中途之家”在许多国家得到发展。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构建中国的中途之家,使其成为出狱人及特定社区矫正对象的救助机构,不仅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罪犯社会化,而且有助于解决因监管困难而对外来人口犯罪排除适用社区矫正的问题。在此方面,北京市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该市朝阳区于2008年7月率先成立“阳光中途之家”,自 2011年开始,“中途之家”在全北京开始推广,并实现了所有区县的整体覆盖,迄今已帮扶3800余人重新融入社会{5}。

  (四)推进社区矫正社会化

  社区矫正的生命线在于社区,其不仅仅是执行场所的变化以及简单地把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更重要的在于,社区矫正是以社区为主体的矫正。正如有学者所言:“社区矫正需要更多地依赖社会的力量进行运作。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支持系统的发育状况决定了社区矫正改革的广度和深度。”{6}

  担任矫正志愿者是公民参与社区矫正的主要渠道。由于志愿者来自民间,完全以平等身份介入,更容易同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交流沟通,在矫正工作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优势。在壮大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的同时,应当发掘社会各界资源,鼓励高素质公民担任志愿者,从事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教工作,弥补专职队伍的不足。

  社会组织是社区矫正的重要力量。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社会组织的参与具有广阔空间。在我国上海、北京等地的社区矫正工作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矫正中的积极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2014年,司法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及“引导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

  在推进矫正力量的社会化方面,还可以考虑在一定范围内吸收宗教人士的参与。2015年召开的全国监狱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曾指出:“要进一步运用社会资源,紧紧依靠家庭、基层组织、社会力量,聘请法律专家、心理理疗师、爱国宗教人士、社会志愿者等专业力量,共同做好教育管理工作。”孟建柱同志的讲话中,专门提及爱国宗教人士也是罪犯矫正工作的依靠力量。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教育改造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罪犯过程中,就大胆探索,邀请爱国宗教人士参与,取得了明显效果。

  (五)提高社区矫正专业化

  专业化是当今各国罪犯矫正工作发展的重要趋向。我国刑事执行机构应当与时俱进,积极拥抱现代科学技术,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努力引进和推广各种先进的矫正手段,如人格调查、罪犯分类、心理矫治等,以促进矫正质量的提高。当前尤其要关注个案矫正和循证矫正的运用。

  个案矫正,是指在承认和尊重人的差异性的前提下,依据服刑人员产生犯罪的不同犯因性问题,采用有针对性的治疗、调适、干预和教育等技术,达到特定矫正目的的专门活动{7}。个案矫正体现了因人施教的理念,能顾及罪犯个体的认知水平、个性特点及心理需求,并且吸纳了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使罪犯的个别教育更趋合理化、精细化,在社区矫正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循证矫正,即基于证据的矫正措施,是发达国家最新流行并被认为有效的罪犯矫正模式。1998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题为《预防犯罪: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哪些还在进行中?》,这标志着循证矫正理论的正式诞生。该理论主张,矫正罪犯应首先掌握罪犯各方面表现的证据,在此基础上,结合罪犯的特点和意愿,寻求最佳的矫正方法与措施,以提高矫正活动的精准性、实效性。2012年,循证矫正模式被引入我国监狱系统,在监狱服刑人员教育改造中的作用日渐发挥出来。社区矫正与监狱矫正虽然性质有所不同,但都属于罪犯矫正工作的范畴,教育改造的原理应是基本相通的,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借鉴循证矫正模式,完全具有可行性。

  (六)加强社区矫正信息化

  当前,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社区矫正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是罪犯矫正工作的国际趋势。例如,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电脑分析罪犯进入司法程序后的各类卷宗,建立了罪犯危险性识别的数学模型,深入分析犯罪的生理、心理、社会因素,为罪犯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矫治、习艺和司法援助,使重新犯罪率下降近30%{8}。

  近几年,我国各地也积极借力信息网络技术,服务社区矫正工作。例如,很多地方利用“手机定位监管系统”,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活动轨迹进行监控。2013年以来,江苏省推进社区矫正信息系统建设,目前已覆盖省市县乡四级社区矫正机构,涵盖社区服刑人员各类基础信息以及调查评估、交付衔接、风险管控、执法管理、教育帮扶、分析研判等工作全流程环节{9}。武汉市利用大数据、云资源,建成“武汉市社区矫正衔接管理平台”,整合公安、法院、检察院和民政等相关部门数据,进一步提高了监督管理水平{10}。在“两院两部”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加强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健全完善全国社区服刑人员数据库,建立社区矫正信息平台,与有关部门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推动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网上监管、网上教育、网上服务帮扶。”

  推进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应努力打造三个平台。一是“互联网+监管”平台。通过探索运用“实时语音报到”“在线审批”等应用系统,构建“监控有图像、行踪有位置、越界有警报、报到有记录”的信息化防控体系,实现对社区服刑人员全天候、全方位和全程化监管。二是“互联网+矫正”平台。搭建网上学习平台,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矫治工作;搭建网上心理矫治平台,建立线上心理测试、心理评估、心理教育、心理矫治等应用系统。三是信息共享平台。可以考虑,将社区矫正信息平台与监狱系统、公安系统的有关信息平台整合,实现资源共享,更好地服务于犯罪控制与罪犯改造工作。早在2012年,我国监狱信息网络平台基本建成,在押罪犯的各类信息已达到了大数据的程度,但各类数据的利用率很低。如果将分属不同系统的信息平台与数据库有效整合起来,必将大大促进对服刑人员的监管工作,提升刑事司法的效能。


【注释】

  [1]参见《2014年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统计分析》,载《法治参考》2015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张苏军.我国监狱管理法制转型研究[C]//刑事法评论(第6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刘嫚.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社区矫正立法还有“最后一公里”[N].南方都市报,2018-03-11.

  {3}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EB/OL].(2017-11-10)[2018-03-13].http://news.sina.com.cn/c/nd//doc-ifynstfh3441808.shtml.

  {4}吴宗宪.社区矫正立法中的警察问题探讨[J].中国司法.2014(11):57-61.

  {5}魏婧.朝阳“阳光中途之家”运行8年多揭秘在社区如何“服刑”?[N].北京晚报2016-12-27.

  {6}姚建龙.论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系统[C]//2006刑事司法与犯罪控制的新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7}宋行.服刑人员个案矫正技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8}邵雷.中外监狱管理比较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

  {9}江苏省致力实战化建设助推社区矫正工作转型增效[EB/OL].(2018-03-07)[2018-03-13].http://news.sina.com.cn/sf/publicity/sfxz/2018-03-07/doc-ifxipenp2819341.shtml.

  {10}武汉社区矫正实现360°运用“大数据”建立平台[EB/OL].(2017-09-04)[2018-3-17].http://news.ifeng.com/a/20170904/51864227_0.shtml.


【作者简介】冯卫国,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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