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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本安全观在社区矫正中的实践与探索—以四川省崇州市司法局为例

发布时间:2018-10-13 07:22:39     访问量:112

治本安全观在社区矫正中的实践与探索

—以四川省崇州市司法局为例

赵爽

(四川省崇州市司法局四川崇州市  611230)

 

作者简介:赵爽(1989-),男,汉族,四川阆中人,四川崇州市司法局科员,法学学士。

摘要:治本安全观的提出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针和根本的行动指南。如何将治本安全观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逐步提升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质量,不断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可以在重新审视社区矫正的前提下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索:一是科学把握治本安全观边界;二是完善教育改造配套机制;三是凝聚部门协作合力;四是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

关键词:治本安全观;社区矫正;改造质量

    2017年5月,时任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的张军同志主持召开党组会议,决定将深化监狱体制改革纳入司法行政体制改革任务,要求从“底线安全观”向“治本安全观”转变,切实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要在改造罪犯成为守法公民上加大监管机制改革的工作力度。[1]而社区矫正作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产物,它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治本安全观为监狱刑罚执行工作提供了大思路、新定位,是监狱安全工作指导理念的创新,也是监狱工作改革发展的必然,它深刻揭示了监狱安全的本源性、全面性、系统性,体现了监狱工作自我评价向社会评价的转变,对监狱工作具有哲学方法论价值和指导作用。监狱改造罪犯,就像工业产品的质量标准以及保障措施,生产一项产品,产品质量要达到标准,而且围绕产品质量标准又有一套实施方案,这样才能保证产品生产出来是合格的。正基于如此,治本安全观在社区矫正中的实践也将助推社区矫正工作开创新格局、获得新成效,使社区矫正工作不断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治本安全观在社区矫正中的内涵与外延

(一)社区矫正是治本安全观的前瞻性体现

治本安全观的核心要义是要求刑罚执行机关提高罪犯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为社会输出不再重新犯罪的守法公民。长期以来,“重刑主义”和“报应主义”占据中国刑罚执行的主导思想,民众普遍认为犯罪就应当坐牢,只有将罪犯关进监狱才能预防犯罪,同时也固执地认为只有将罪犯关进监狱,剥夺其人身自由,给予充分的惩罚性刑罚体验,才能将其教育好,改造好,然后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而且,这种主导思想,也对刑事执行机关的刑罚执行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不跑人”的底线安全观长期指导着罪犯改造工作。直到20世纪下半叶,国际刑事司法实践研究发现,监禁刑日益突显出诸如执行成本高、监狱人满为患、“交叉感染”、重新犯罪率高、罪犯释放后适应性困难从而增加社会负担等弊端。[2]同时,随着刑罚宽严相济、人性化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刑罚的目的也逐渐由以惩罚为主转向以教育改造为主。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监禁刑的替代措施社区矫正制度逐步形成。实践证明社区矫正制度因为能够有效弥补监禁刑所出现的种种弊端,能够更好地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在西方国家被广泛使用。从2002年8月起,中国开始试行社区矫正,其初衷是为了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以更好地改造罪犯,使其顺利回归社会,从而实现预防犯罪和保护公众的目的。这与治本安全观的内涵要义高度一致,因此,社区矫正是治本安全观的前瞻性体现。

(二) 治本安全观是社区矫正工作战略转型和职能回归的内在需求

随着司法体制的深化改革,中国社区矫正工作从试点至今,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社区矫正模式,开创了从单纯的管住人向分类实施教育矫正的工作新格局,在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社区矫正的定位尚不明确,以至于各地发展大相径庭。一方面,受“重刑主义”和“报应主义”传统刑罚观念的影响,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制度还未被公众普遍认可,甚至部分执行者对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停留在“不跑人”“不出事”“重惩罚”的底线安全观上。另一方面,受制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领导重视程度等因素,出现了发达地区超越在前,贫困地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重大差距。而治本安全观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矫正的发展方向,它既是对社区矫正工作继往开来、扎实推进的科学引领,也是社区矫正转型升级、回归初衷的必然趋势。

治本安全观下社区矫正的重新审视

(一)社区矫正职能性质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简称“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将社区矫正性质界定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而2011年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和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中均未采纳和明确规定。2016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社区矫正立法(征求意见稿)》第1条说明“制定本法”是为“正确执行刑罚”,这一表述肯定了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观点,但在第2条确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时沿用了之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明确了针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四种对象。[3]针对社区矫正的性质,有学者以社区矫正适用范围来推翻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性质,一是认为从当前社区矫正适用的四种对象来看,其中只有管制属于唯一的非监禁刑刑种;二是诸如缓刑、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是基于法定程序变更的刑罚执行方式;三是在我国非监禁刑除当前社区矫正适用的四种对象之外还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等附加刑,所以将社区矫正定性为非监禁刑罚执行不够准确[1]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观点,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一是部分学者当然的将非监禁刑罚执行片面的理解为是非监禁“刑”刑罚执行,认为非监禁刑罚执行必须以非监禁刑种为前提,所以才会出现上文中管制是当前社区矫正适用范围中唯一的一个非监禁刑刑种,将社区矫正定义为非监禁刑罚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观点。二是认为诸如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中只有暂予监外执行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刑罚执行。而笔者认为诸如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变更执行措施或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等附加刑执行在广义上均属于刑罚执行,只是执行场所或执行方式不以监禁为基础而已。因此,将社区矫正性质定性为非监禁刑罚执行并无不妥,只是不能过于狭义或片面的理解。

(二)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治本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刑事执行领域的集中体现。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理应持续承担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任。因此,社区矫正的发展应从刑事一体化的战略高度,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科学设定制度,渐进式向前推进。就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而言,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区矫正应当是一种社会防卫和刑事预防制度,认为社区矫正是“大熔炉”,是万能的“口袋”,主张将已构成犯罪但因主客观违法阻却事由免于刑事处罚的已决犯,或刑事诉讼中,因情节轻微被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处置对象和刑事和解后不起诉的对象以及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纳入社区矫正。[3] 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一是这与中国的国情和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不符。二是上述罗列的情形有的属免于处罚,有的属未起诉,但均未到达刑罚执行阶段,甚至可以说是在既定条件下,刑事处遇变更后的终结性措施。因此,笔者并不主张这种做法。但是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将社区矫正适用范围严格限制在管制执行、暂予监外执行、缓刑考察、假释监督这四类范围太过狭窄,既不符合刑事一体化的要求,也容易导致刑事诉讼和刑事执行结构混乱。因此,应当将独立适用资格刑、财产刑等附加刑的罪犯和监狱短期释放探亲期间的罪犯(下文简称“短释犯”)以及有期徒刑余刑三年以下的(实则也为假释制度的深化)纳入社区矫正范围。

(三)社区矫正的责任主体

如上文所述,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由此可见,社区矫正在本质上属刑罚执行,但它和监狱改造又有着很大区别,其初衷是通过社会力量的介入矫正罪犯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然后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而这项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大力参与,甚至可以说社区矫正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因此,笔者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责任而不是单纯的社区矫正机构的责任。宏观上讲,社区矫正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监管执法,二是教育矫正。监管较之于矫正而言可能更能易于掌控和把握;而对于一个罪犯的教育矫正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等特点,要完成这项系统工程,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和专业团体才能胜任。因此,在执行社区矫正时首先要明确社区矫正的主体责任,防止陷入社区矫正是司法行政独家责任和过分强调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必须一专多能的认识误区。在实践中,应当构建社区矫正机构只需负责指挥协调、监管执法、制订计划和一些辅助性教育改造,社会专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承担教育矫正的全部工作的社区矫正工作格局。

三、治本安全观在社区矫正中的实践现状

一直以来,崇州市作为成都市管辖的三圈层县级市在经济发展上还不够发达,人员经费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基于这种现状,崇州市司法局多措并举不断探索实践,试图能最大限度地将社区矫正工作做到更好。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步规范有序,从单一的重监管轻矫正到后来的防治并举,在大家的艰辛努力下初步形成了一套监管和矫正同步推进的二元改造体系,也取得了一定成效。2017年5月,治本安全观的提出再次为崇州市社区矫正工作明确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思路。崇州市社区矫正工作本着以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为目标,实施了从底线安全观向治本安全观的重大转变。

(一)主要做法

1.整合力量强基础

为了解决人员经费保障不足问题,全市社区服刑人员实施片区化司法所管理,从而将分散的单薄的矫正力量加以整合,为提升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以科技智能求创新

一是以片区司法所为单位建立微信群,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管理,不定时地与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位置实时共享和向他们推送法律法规、以案说法案例、传统道德文化等学习资料。二是分类管理,对个别危害性较大的罪犯进行手环式监管,实时通过平台向其发送注意性规定和学习资料。三是对崇州智慧法网进行升级打造,增设社区矫正版块,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智能化学习平台。四是以四川省司法行政平台为载体,结合社区服刑人员的现实表现对他们的矫正方案实时调整。

3.以专业力量补短板

坚持“德”“法”“心”教育矫正并重,在自主编印矫正教育教材、自主策划矫正方案的同时,向崇阳法律服务所和崇州市樱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购买社会服务。由专业讲师和社工根据犯罪类型和管理级别讲授时事政策、法律法规、国学、道德与文化、职业价值取向,开展心理筛查和心理矫治等活动。

4.以实践体验促实效

通过构建社区服务、入监教育、团队活动等长效性实践体验机制,来提升社区矫正的实际效果。一是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到敬老院、村(社区)文化广场、交通劝导点、失独家庭等场所进行社区服务,让社区服刑人员用自身行动来报答回馈社会;二是定期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到属地监狱开展入监警示教育活动,促进其认真改造;三是实时开展团体心理辅导、“今日我说法”、“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来提升其自信心和获得感。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专业力量不足

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具体监管和日常管理都是由司法所来承担。为整合资源,在社区矫正领域崇州市共构建1个社区矫正中心和11个片区司法所,在册社区服刑人员最高峰达387人,平均每所35.2人。而工作人员共35人,社区矫正中心3人,司法所正式在编政法干警21人,临聘辅助人员11人,平均每所约2.9人。其中法学类专业2人,社区矫正专业8人,具备法律从业资格C证以上1人,具备心理咨询师三级以上的1人,有社工证的0人。各司法所除了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之外,同时还承担着司法行政工作的其他职能以及党委政府的相关工作等,因此,社区矫正工作还未能完全达到专人专管的人员配备标准,其人员的专业知识背景和法律从业素养不够专业化。

2.部门协作合力不够

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离不开公、检、法、司的衔接配合,也离不开民政、财政、人社以及众多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但受制于多种因素,当前社区矫正仍基本上是独自发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育改造的成效;另一方面,由于受经费限制,购买的专业化服务未能实现全覆盖。当前崇州市社区矫正经费为在册社区服刑人员每人每年1 400元,因此,购买社会服务只是在个别司法所开展试点,还不具备全面展开的保障基础。同时,在社区矫正机构与社会组织的融合上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教育改造机制不全

教育改造罪犯是一个兼具长期性、复杂性、系统性的重大工程。在治本安全观引领下,社区矫正工作在注重教育改造方面已迈出了第一步,但尚未形成科学、系统、完善的教育改造体系,同时,就如何通过真正合理的“施工”来完成这项重大工程,还未形成体系化、项目化、清单化的有效机制。例如,对人员类别的划分不够精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矫正不够专业等。

四、治本安全观在社区矫正中的实践探索

 (一)科学把握治本安全观边界,坚持宽严相济、张弛有度

要杜绝将治本安全观视为绝对人性化的错误导向,做到张弛有度,要坚持严格依法加强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和管理。一是严把入矫关。从规范审前调查、加强心理筛查等方面着手,确保将真正符合条件的罪犯或被告纳入社区矫正适用范围。二是严把监管关。强化线上、线下管理机制。推行日巡查、周报告,建立巡查工作日志,发现不按时报到、人机分离和抵触、抗拒参加学习教育和社区服务的,立即落实措施跟进。情节严重的可给予警告、提出治安处罚、收监执行建议等惩戒。处罚情况全市通报,在社区服刑人员中形成有力震慑,树立社区矫正权威性。三是严把帮扶关。定期组织心理咨询、创业培训、就业指导等活动,探索建立社区矫正帮扶基金,切实为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实际困难,消除其后顾之忧,使其积极配合教育改造。

(二)以治本安全观为引领,完善教育改造配套机制

1.健全专业化教育矫正机制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建立标准化社区矫正中心,配齐配强人员、装备,建立数据资源库,社区矫正中心整合全县(市)教育矫治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引入专业团队或和专业院校合作,与大学的社会工作系、法学系联席共建,根据罪犯的犯罪背景、犯罪心理、犯罪动机等犯罪因素,构建科学完善的教育改造体系,研究制定社区矫正教育改造操作实施细则。同时,细则内容应区分未成年人、“三无人员”等不同类别进行具体规定,确保体系化、项目化、清单化。坚持内外结合改造原则,对内加强约束和引导,在强化监管规定的同时,针对不同犯罪类型的人员加强相应的法律知识学习和法治实践体验;向外加强帮扶和矫治,对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类社区服刑人员应更加注重社会适应性、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帮困扶助,对未成年人应更加注重人格塑造、心理疏导、兴趣爱好、职业取向等方面的矫正帮扶,对老年人、妇女、“三无人员”等应更加注重身心状态、家庭现状、就业培训等方面的矫正帮扶。

2.强化人权保障机制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61条规定:“囚犯的待遇不应侧重于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6]因此,应从人权保障视角,探索提升社区服刑人员教育改造质量的有力措施。一是明确规范电子定位监控系统的使用。实践中,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电子定位监控手段主要有定位手机、定位手环、定位脚环、视频点验等,运用此类科技手段确实给监管工作带来了便捷,但其使用的合法性、规范性有待商榷,比如,哪些人员在哪些条件下使用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尽管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使用办法或意见,但均未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明确规定。定位手环可以记录人员活动轨迹,视频点验可能会给家庭带来影响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个人人权。因此,应在公权与私权中加以平衡,从法律层面加以明确规定,并且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电子监控系统的使用规范化、明晰化、标准化。二是探索建立渐进式犯罪前科封存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7]这是中国法律层面关于犯罪记录封存的唯一规定。长期以来,受中国国情和政治审查制度的深刻影响,违法犯罪记录加剧了罪犯的自我“标签”,给罪犯的家庭、就业、社会关系方面等带来了极大损害,诸如自身就业困难,子女就业受限、社会关系断裂等情况给犯罪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基于此,在社区矫正领域,犯罪记录也将成为罪犯最大的心理障碍,制约了矫正成效。特别是诸如交通肇事,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等过失性犯罪,给犯罪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因此,笔者认为可探索构建犯罪前科渐进式封存制度,例如刑满释放或矫正结束满3年未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因犯罪引发的人事档案中的处分记录撤销,满5年未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将其犯罪记录封存供司法机关办案或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查询,满10年以上进行永久性封存,仅供司法机关办案查询。同时,应完善相关单位在选拔人才、企业招工、参军就学等方面的审查性规定,应进行多元化考察,在要求查询出具违法犯罪记录时,应当将范围界定在本人近3年或5年内,不应当增设其他额外要求。此类规定,也应当在法律层面加以明确。

3.完善监管中的奖惩性机制

目前,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奖惩主要采用口头表扬、扣分、警告等行政手段,其激励和约束服刑人员的作用有限,特别是对危险驾驶类的被监管人员管理较难。矫正工作中出现“重帮扶轻监管、重处罚轻改造”等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这样,既未充分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也未充分实现认罪伏法、教育改造罪犯的刑罚目的。实践中,对违规行为严重的可以收监,对有违规行为但尚不符合收监条件的,则没有明确的司法惩治手段,对遵纪守法表现优秀的,也没有具体有效的行政、司法奖励。在社区矫正监管过程中,若缺乏有效的奖惩手段,会使个别罪犯产生矫正形同虚设,只要不触碰底线,表现好坏都一样的消极改造心理。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完善层级式奖惩制度建设。通过完善奖惩措施,建立诸如限制请假、增加或减少社区服务、增设禁止性规定、延长或减少矫正期限、临时集中看管等具有实质意义的考核奖惩机制,来提高主动参与改造的积极性,进而促进教育改造质量。二是赋予社区矫正机构层级式奖惩权限。可赋予社区矫正机关层级式奖惩权限,根据奖惩级别逐级审批。同时,针对有违规行为但尚不符合收监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可设计类似临时集中看管式的居间性处罚措施,看管决定主体为县级社区矫正机构,执行主体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当然,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推动。

(三)凝聚部门协作合力,提升社区矫正实效

1.加强系统内部的联动协调机制

公、检、法、司之间的职能职责特别是衔接配合机制应当从顶层设计着手,形成政策法律依据,再自上而下遵照落实落地。在缺乏政策依据的前提下,单方协调只能是纸上谈兵,相互推诿。一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信息互通机制,将在册的社区服刑人员信息与公安机关及时对接,对重点社区服刑人员要定期联系公安机关进行跟进摸排,发现情况及时处置,公安机关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期间的违法犯罪情况应及时向社区矫正机构通报。二是加强与法院、检察院的衔接配合机制,进一步规范审前调查评估、文书送达、执法监督、提请收监等法律行为,不断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三是畅通监狱矫正和社区矫正互动协调机制。根据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在社区矫正领域,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的衔接上须经过法院“牵线搭桥”,主要是涉及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等工作对接,业务往来也仅停留在相关法律文书的交接传递上。然而,针对这部分人员纳入社区矫正后该如何实施教育改造,其犯罪背景、狱中表现、个性特点、改造情况、心理状况等问题,由于缺乏后续的跟进回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育改造质量。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以治本安全观为引领,搭建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的桥梁,进一步探索畅通社区矫正机构与监狱之间的协作机制。2018年3月,时任司法部部长的张军同志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提出要构建监狱罪犯离监探亲常态化机制和逐步扩大假释犯的比例。[8]因此,可以此为契机在进一步深化完善假释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启动“短释犯”社区矫正制度,科学制定和修正相应法律,促进法律之间的衔接与完善。罪犯轮流离监探亲或短期社区矫正体验,根据狱内表现、犯罪情节、入监时限等实际情况确定探亲或矫正体验时限,离监期间纳入当地社区矫正机构管理。社区矫正机构也可与属地监狱机构进行互动协作,将狱内资源与社区矫正的社会资源相互整合,优势互补,共同促进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2.强化系统外部的协助配合机制

一是将社区矫正与社会创新治理有机融合。社会治理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社区矫正工作作为犯罪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矫正工作成效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17年7月25日,在司法部召开的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座谈会上,刘振宇副部长强调,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创新社会治理,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培育扶持力度,组织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9]崇州市已成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社治委”),因此,应当将社区矫正工作与该市社治委的职能职责有机融合,在政法委、社治委[4] 的大力支持下,推动社会力量的介入,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专业部门组织实施、社会治理共同参与的长效机制。二是站在社会治理的高度,在法律层面将部门协作机制加以明确。社区服刑人员包含有老年人、未成年人、女性以及“三无人员”[5] (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义务人或法定抚养义务人丧失劳动能力而无力抚养的公民)等,呈现出“老”“弱”“病”“残”“孕”等特点。因此,做好这部分人矫正帮扶工作离不开人社、民政、妇联、团委等单位的协助配合。如何能够得到以上部门的大力支持,除了社区矫正机构独自发力之外,也应当从顶层设计着手,制订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同时,还应当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与引导,让更多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社工机构等社会力量了解社区矫正、关注社区矫正、参与社区矫正。

(四)建立科学考评体系,确保治本安全观深入推进

当前衡量社区矫正成效的标准基本可以定性为唯“重新犯罪”论,一个社区矫正机构只要或只有无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才可以被评价为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得好,教育改造质量高,甚至将其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因素。然而,引发犯罪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所以这样的考评机制有待完善。这样的观点似乎更加契合底线安全观的理念,与治本安全观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考评机制的设置上应当贯彻落实治本安全观理念,对照教育改造实施细则,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的考评标准,引入三方测评机构进行测评后加以反馈,然后将其作为考评的有力依据,真正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由自我评价向社会评价的转变。

 

参考文献

[1]胡方锐.践行治本安全观大力推进监狱工作机制改革[EB/OL].http://www.moj.gov.cn/2017/1011/8888.html,2017-10-11.

[2]赵咏梅.中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背景下的社区矫正[J].福州党校学报,2010(6).

[3]但未丽.社区矫正立法补足与建议.[EB/OL].http://www.sohu.com/a/215458274_660595,2018-01-09.

[4]王琼.行刑的社会化(社区矫正)问题之探讨[J].中国司法,2004(5)

[5]马嫦云.新社会防卫思想在中国行刑社会制度中的运用[J].理论界,2011(10).

[6]王燕飞.社区矫正:罪犯管理创新的社会义举——以湖南省试点为切入点.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4(2).

[7]张永丹. 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解读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及相关规定[J].青年与社会,2013(1).

[8]司法部部长张军:今后将大幅度提升假释罪犯比例

[EB/OL]http://www.oeeee.com/mp/a/BAAFRD00002018030369337.html,2018-03-03.

[9]司法部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座谈会召开[EB/OL]http://www.legaldaily.com.cn/locality/content/2017-07/26/content_7258258.htm?node=37232,2017-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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