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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结构性元素 -哈洪颖(

发布时间:2018-10-28 17:05:49     访问量:136

 试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结构性元素

           哈洪颖(贵州师范大学 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由主体、客体和内容等所组成的基本要素,由平权型、隶属型、合同型、惩治型和融入型等类型所形成的理想类型,由法律依据的分散性、地域实践的差异性、参与主体多元化以及主体间权责界限不明确性等所呈现的实践特征,共同构成了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结构性元素。在社区矫正实践中,这些结构性元素相互交织、互相影响,成为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中最本质的内容。对社区矫正结构性元素所涉及的构成要素、关系类型、实践特征以及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把握中国特色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与现实遭遇,有助于建构新型的社区矫正法律关系。

 

关键词: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基本要素;关系类型;实践特征

  

一、引言

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系指依据社区矫正法律规则而调整和规范社区矫正主体间的权责义务关系的过程。作为社区矫正的社会结构基础,社区矫正法律关系能够协调互补和良性运行,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的实践效果,关乎到刑罚执行的法治化、行刑社会化、人本化与人性化等符合性目标的实现。因此,深入推进对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系统研究,对于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常态化运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社区矫正实践中,构成要素、关系类型及实践特征是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结构性元素,这些元素基本上囊括了社区矫正法律关系所涉及的主要范畴。同时,上述基本元素相互交织、互为表里,乃是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实践最本质的呈现。本文拟对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结构性元素及其内在联系进行阐述,以期厘清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本质,拓展社区矫正关系研究的新视野。

二、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主体、客体和内容是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几乎所有的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均涉及主体、客体和内容之间的配置组合。在这种关系结构中,主体表达的是社区矫正执行、参与与刑罚的治理关系,是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主要承载者,客体代表的是社区矫正权责义务关系所指涉的对象,内容表示的是社区矫正主体在刑罚执行中的权责义务关系。

(一)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主体

国家机关、社会力量和社区服刑人员是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主体。所谓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实质上就是三者之间围绕社区矫正的权责义务、刑罚执行、教育帮扶等具体事项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互动过程与真实体现。因此,主体及其相互间的互动是社区矫正法律关系要素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代表国家利益的公权力主体包括各级人大、司法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等政法部门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财政、民政等相关部门,它们在法律规则的指导下承担对社区矫正相应环节的立法、司法、执法、监督、保障等公共责任。其中司法行政机关依据国家授权对社区服刑人员执行刑罚,是刑罚执行权力的主要责任者,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刑主体,其他国家机关为辅助主体。作为社会力量代表的社会参与主体主要包括各类民间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自组织、社区企业、社区服刑人员亲属、受害人、志愿者等。他们通过与相关公权力机关进行合作,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并在相应的制度支持下承担从公权力主体分离出来的部分管理与帮扶事宜,其主要职能是从事针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管理、教育矫正、社会适应性帮扶等具体工作。社区服刑人员作为社区矫正过程中的受刑主体,主要包括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与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四类罪犯。随着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今后被纳入社区矫正范围的对象可能不限于罪犯,还可能包括被决定相对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如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属于劳教范畴的刑法边缘人及部分有需求的刑满释放人员,等等。罪犯因其犯罪行为被依法剥夺或限制了一定的权利,是刑罚执行活动的对象。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无论是实现矫正罪犯促其顺利回归社会的目的,还是贯彻科学执法、保障人权的理念,都有赖于社区服刑人员对矫正过程、矫正方案的有效参与,依赖于在社区服刑人员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能动性,更依赖于其通过对整个矫正活动的参与重新认识自身价值,实现自我增能。社区矫正主体的多元化及其主体间良性的互动关系直接关乎社区矫正的执行效果和发展空间。特别是多元主体间的协商共治有利于实现社会力量与公权力在非监禁刑罚执行领域的合作共赢。

 (二)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客体

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客体主要与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其主体间权利义务紧密相关,是社区矫正主体间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主要包括刑罚、犯罪心理与行为恶习、特定行为结果等方面的内容。

首先,审判机关对社区服刑人员判处的刑罚是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与前提。社区矫正过程中司法行政机关与社区服刑人员之间的一切权利与义务都紧紧围绕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展开。无论是作为主刑刑种的管制、作为量刑制度的缓刑还是作为刑罚执行变更制度的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本质上都体现了刑事法律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与制裁性反应。因此,在社区矫正过程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刑罚的自身功能与最终目的是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主体的首要目标所在,刑罚当然应成为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重要客体。其次,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与行为恶习是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客体的重要体现。社区服刑人员实施犯罪行为既有主观因素,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境遇等客观因素相关。但在现实社会中,与社区服刑人员处在相似环境或拥有类似经历的绝大部分人并未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国家在着力改善诱发社会成员犯罪的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同时,应更加注重矫正社区服刑人员业已养成的具有犯罪倾向的不良心理与行为习惯,这些长期形成的犯罪心理与行为恶习才是导致其触犯刑律的根本原因。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代表的社区矫正主体正是通过对社区服刑人员采取监督与管理、教育与矫正、帮困与扶助等手段,努力消除上述致罪因素,将其改造为守法公民,从而实现非监禁刑罚执行所蕴含的社会价值。因此,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与行为恶习是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核心客体。再次,特定行为结果也是社区矫正关系客体的重要体现。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围绕社区矫正的正常启动、运行与终结往往涉及多方面的参与主体,无论是平等司法主体、不平等主体还是平等公权力主体间都要通过履行相应的职责或义务来实现符合权利方利益要求的某种结果。这种结果往往不是一定的物化实体,而更多地表现为权利方在责任者或义务方完成一定行为后实现了所追求的目标。同时,它与责任者或义务方行为的过程关系密切,是责任或义务得以产生的依据,但又不等同于义务方的义务本身。

总之,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客体作为一个动态范畴,必将随着社区矫正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范围与表现形式。在实践中,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种类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往往有类别不同的客体,但无论何种类型的客体,最终都是社区矫正主体间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与此同时,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客体也有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之分,一般来说,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相辅相成,次要客体为主要客体所决定,并对主要客体进行相应补充。

  (三)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内容

 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各主体所应享有的权(力)利和应承担的义务(责任)。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体现了国家通过借助多方力量、建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的刑罚执行实践来改变以往单一的罪犯改造模式,最终实现行刑社会化与人本化的意图。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不仅包括司法行政机关与罪犯之间以刑事裁判为基础、以刑罚执行活动而产生的权利(力)与义务(责任)关系,而且包括其他相关部门及社会力量围绕将社区服刑人员改造成守法公民这一共同目标与司法行政机关结成的各种权利(力)与义务(责任)关系。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刑罚执行权及义务、社区服刑人员的义务与权利、社区矫正相关主体的权责等方面。

第一是刑罚执行权及义务。目前司法行政机关依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享有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刑罚执行权。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司法行政机关尤其是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对罪犯进行相应的监管与矫正。他们一方面被国家赋予了执行刑罚的职权,同时也必须严格履行相应的职责,这些责权包括刑罚施行权、变更建议权、终结宣告权及矫正教育罪犯权,等等。正是由于司法行政机关具有刑罚执行这一职权,才决定了其在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才能充分保障其依法监管与矫正罪犯,实现刑罚目的职责要求。同时,司法行政机关还应当同时承担严格依法行刑的义务及自觉接受检察机关监督的义务等。

第二是社区服刑人员的义务及权利。社区服刑人员兼具罪犯与公民的双重法律身份。作为罪犯,他们是刑罚执行活动的对象,必须服从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对其进行的矫正安排;作为普通公民,在其被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之外,应继续履行相应的公民义务。从刑罚执行的层面说,社区服刑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和各项监督管理纪律,服从日常管理,按时参加教育与社区服务活动,按要求履行公民的基本义务;另一方面,社区服刑人员的人格权、人身权、财产权、辩护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

第三是社区矫正相关参与主体的权责。为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推进,社区矫正各相关参与主体都应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充分履行自身的职责。国家应从构建新型刑事执法制度的层面,尽快制定出台社区矫正专门立法,并结合社区矫正工作发展实际不断完善。法院应从依法裁决量刑、强化跟踪回访等多个方面确保社区矫正规范适用。公安机关在自身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对违法监督管理规定、脱逃及需收监的社区服刑人员依法处理。检察院应依法对社区矫正执行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及时纠正不规范的执法行为。财政部门应依法保障社区矫正工作正常所需经费。民政部门应按规定对符合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救助与保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积极推动社区服刑人员技能培训与就业工作。各类民间组织、社区组织等应在与司法行政机关签订的协议或达成的合意范围内承担部分管理、教育与帮扶责任。总之,主体、客体和内容是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其中主体是法律关系的灵魂和承载者,客体是主体间法律关系的载体,内容即主体间的权责关系是法律关系的核心。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类型均涉及主体、客体和内容之间的配置组合与实践表达。

三、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类型

从当前中国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在调整社区矫正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主体间现实的权利与义务状况来看,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与监禁矫正法律关系相比,类型更加多样。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中心,以社区矫正工作涉及的主要参与主体和行刑主体为切入点,可以将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区分为平权型、合同型、惩治型、隶属型和融入型等理想类型,这些法律关系类型同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权责义务具有一致性。

在平权型法律关系中,各行为主体间的地位平等,相互之间并没有基于权力规定的服从或隶属关系,主要体现为司法行政机关与平级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及民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部门之间以及跨区域的同级社区矫正机构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各个主体都代表国家利益,并依法行使一定的公权力。但是,平等的公权力主体各方所行使的权力相互间并无对应关系,即一方要求另一方履行的责任,若对方不履行,其往往缺乏及时有效的应对手段或措施,反之亦然。这种非闭合的权力运行模式由于缺乏来自权力方的有效牵制,往往联系松散,难以高效运行。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对固定与封闭的权力公配机制,作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司法行政机关在与其他公权力主体协调过程中要耗费大量精力。为妥善处理和协调社区矫正工作中各级公权力主体之间的平权型法律关系,促进社区矫正事业的健康发展,各省市区依托辖区内党委、政府力量,先后建立了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作为党委、政府的一种议事协调机构,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在处理和协调各部门之间的责权关系和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序发展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支持,加之司法行政机关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的法律效力还有待社区矫正实践工作的检验。因此,国家应尽快在宏观制度设计上对社区矫正机构间平权型法律关系进行规范,明确各公权力主体的权责,以便更好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发展。

除同一辖区内各公权力主体之间存在的平权型法律关系外,在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还存在跨区域的社区矫正机构之间的平权型法律关系。与同区域的平权型法律关系相比,跨区域的法律关系更难应对、更加复杂。处于实践中的跨区域平权型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又包含两种类型,即同一省、市、自治区内地县级社区矫正机构之间的平权型法律关系和跨越省市区之间的平权型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一般而言,同一省市区内的平权型法律关系通过省级社区矫正机构及其县市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社区矫正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基本上能够得以解决。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则与政策的支持,跨越省市区的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在实践中沟通协调与处理起来非常困难,特别是欠发达省区与发达省市之间存在的社区矫正法律关系更难以应对。欠发达省区社区矫正机构由于受到工作经费及工作条件限制,在处理跨区域的法律关系时面临更多困难。

不同层级社区矫正机构间的隶属型法律关系是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条条关系的具体体现。这种法律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在社区矫正的业务上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中央、省、市、县四级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业务指导与管理关系。各级社区矫正机构在具体工作中既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又必须依赖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在人、财、物等诸多方面的支持。在社区矫正实践中,条块之间的矛盾较为明显。由于社区矫正组织对各级政府依赖性较强,倘若党政领导意识不到社区矫正工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抑或受经济等考核压力的影响过于强调中心工作,必然导致他们在推动业务工作与维护地方利益的条块冲突中陷入困境,进而削弱社区矫正组织的功能发挥。在隶属型社区矫正法律关系问题上,如何推进刑事执行主体一体化建设步伐,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指导管理职能,避免条块矛盾,这是社区矫正法治化建设中应思考的重大问题 [1] 。

社区矫正机构与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之间的合同(合作、协助)型法律关系是行刑社会化与人本化的具体体现。这种法律关系的行动主体往往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或自愿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以合同或帮教协议的形式建立起相应的民事法律关系,并在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条款范围内享有相应的权利并承担一定的义务,主要体现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间的合同关系、司法所与矫正小组、社区矫正志愿者间的帮教协议关系等。这是一种基于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往往比较具体,这种法律关系的双方通常依照合同等形式对双方形成约束,以实现自身的利益或目的。在实践中,这种法律关系以民事法律关系为主,主要表现为平权私法主体间相互约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由于社区矫正机构与社会组织建立在合同契约基础上,双方由此形成了权利与义务相互制衡的封闭系统。因此,合同型法律关系在社区矫正实践中作用和优势都比较明显 [2] 。

惩治型法律关系主要依据法院等裁决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而产生,并从属于将社区服刑人员改造成守法公民的目的,兼具惩罚、矫正、帮扶等内容,主要表现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机构———司法所与社区服刑人员之间的刑罚执行法律关系。从性质上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通常一方代表国家利益而在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都处于强势地位,另一方依照法律规定要履行相应的义务或遵守相应的禁止性规定。虽然社区服刑人员在接受矫正的过程中仍享有不被剥夺或限制的部分权利与自由,但在刑罚执行法律关系中的双方处于明显的不对等地位。因此,国家在严格刑罚执行工作的同时应加大对这类法律关系的监督力度并赋予弱势一方足够的救济权利,防止公权力主体对弱势主体利益的漠视或侵犯。此外,其他公权力主体同社区服刑人员之间还存在间接性的惩治型法律关系。

融入型法律关系体现为社会力量帮扶社区服刑人员,使之顺利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的过程。这种法律关系具有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性、社区服刑人员的主体性与互动性、融入关系的平等性等特征。专业社会工作、社会志愿者、社会团体、各类民间组织和企事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不仅具有法律的依据,而且契合了这项工作的人本化、人性化与社会化的演化趋势。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各种社会力量通过接纳社区服刑人员,通过为他们提供专业化、人性化和社会化的矫治与服务,进而使其消除各种犯罪动机,并逐步回归和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但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社会力量参与的不稳定性与表层性、法律与制度供给的缺失性、行政吸纳社会的普遍性,使这种融入型法律关系陷入多重实践困境中。

平权型、隶属型、合同型、惩治型以及融入型等五种关系类型基本上囊括了当前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基本形态。在社区矫正实践中,这些法律关系往往是相互交织的,它们通过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体的社区矫正机构而发生关联。其中,社区矫正机构处于整个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核心,它是调动和协调各种法律关系的组织枢纽。

四、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实践特征

由于社区矫正本身具有不同于传统监禁矫正的独特属性,且尚在全面试行过程之中,因此,目前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与以往以监狱法律关系为代表的传统刑事执行法律关系相比,呈现出法律依据的分散性、地域差异性突出、法律关系主体多元化、主体间权责界限不明确等实践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关系面临的诸多问题。

(一)法律依据的分散性

中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试行是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为依据而展开的。同时,随着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逐步扩展,以上述四家联合行文或司法部规章的形式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意见、规定等逐渐增多,但总体上仍呈现法律位阶不高、与现行法律冲突、规定难以执行等问题。伴随新修改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正式生效,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事法律制度正式得以在基本法律中确立,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暂时明确,但以往困扰社区矫正的一些制度性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市区为适应新时期日益增多的社区服刑人员数量和不断提高的社区矫正工作要求,纷纷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与规范,具体有各类实施意见、细则、规定、办法、预案等等,内容涉及社区矫正调查评估、衔接接收、协调配合、日常管理、教育矫正、收监执行等各个方面。各省市区在具体工作措施上都有创新与突破,方法各不相同,并逐渐以地方性制度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全国范围内社区矫正法律依据相对多元且分散的局面,因国家层面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及相关实施细则还未出台,目前这一趋势还处在进一步发展之中。

   (二)地域实践的差异性

由于目前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为代表的社区矫正相关制度比较强调原则性,且缺少全国相对统一的更高位阶专门性社区矫正法律规定,这使得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主体间现实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不同省市区或地区差异较大。如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活动,北京市在《北京市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第三章“对社区矫正人员矫正的实施”中第二十五条规定,“社区矫正人员应当每周电话报告、每月到司法所当面报告遵纪守法、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社区服务和社会活动的情况,每三个月提交一份矫正小结。”第三十条规定,“司法所应当根据社区矫正人员个人生活、工作及所处社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实地检查、通讯联络、信息化核查和每月到其家庭、工作单位、居住的村、社区进行走访等措施,了解、核实、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动态、活动情况和现实表现;重点时段、重大活动期间或者遇有特殊情况,司法所应当及时了解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有关情况,根据需要还可要求其到办公场所报告、说明情况[3]104 -105 。”天津市在《天津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中第六章“监督管理”中第四十五条规定,“社区矫正人员应当每月向司法所书面报告遵纪守法、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社区服务和社会活动的情况;被列为重点管控对象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每半个月报告一次[3]141 。”再如,在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分类管理方面,有的省份在社区服刑人员入矫之初便将其归入严管类,有的省份则是在进行评估的基础上,结合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监管教育的表现情况进行相应分类,不同的分类方法,导致不同地区社区服刑人员需履行的义务存在一定差别,甚至大不相同。此外,由于受人力资源和财力状况的限制,在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与社会适应性帮扶方面,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社区矫正制度规定差异性非常明显,导致不同地区的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与社会适应性帮扶的要求、质量与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因此,社区矫正法律关系所体现的区域性差异比监禁矫正更为明显。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各省市区在对社区矫正问题的认知、财政支持、人员保障、社区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说,社区矫正的地域性特征反映出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

(三)法律关系主体多元化

与传统监狱法律关系或其他刑事执行法律关系相比,社区矫正除涉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及社区服刑人员这两个基本的法律关系主体外,还牵涉众多法律关系主体。之所以会存在多元法律关系主体,是由于社区矫正的开放性、社会性与人本性特性使然。这种特性一方面使社区矫正机构必然会与其他相关部门产生更多交集,另一方面也由于社区矫正内容与工作任务的复杂性,使得这项工作的有序开展需要相关法律主体的参与和支持。例如,与监狱法律关系相比,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深度与广度更加复杂。《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主要规定了监狱与被监禁罪犯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对相关国家机构与社会力量的规定集中体现在其第六十八条之中,“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罪犯的亲属,应当协助监狱做好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4]。”这样的提法显然缺乏强制性,而是一种总体性的原则要求而非具体性的义务规定,因此,监狱尽管想努力与社会保持接触与联系,但由于受到监禁执行理念和行刑思想的限制,很难实现其行刑社会化目标。与之相对,无论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草案送审稿)中都对相关国家机构与社会力量的地位与作用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有利于这些机构与社会力量实质性地介入社区矫正的实践之中,真正成为社区矫正的法律关系主体之一。如《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决定;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实行法律监督;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依法处理。……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有关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司法所应当为社区矫正人员确定专门的矫正小组……司法所应当与矫正小组签订矫正责任书,根据小组成员所在单位和身份,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各项矫正措施落实。”[5]50 -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草案送审稿)也分别对相关国家机关与社会力量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进行了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条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适用、变更社区矫正的判决﹑裁定或者决定;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规定的,分别提出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公安机关对重新犯罪的、应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和应予羁押、追捕的社区服刑人员及时依法处理。……社区矫正机构应当为社区服刑人员确定矫正小组。矫正小组成员由司法所、基层组织、社区服刑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有关人员和社区服刑人员的监护人、保证人、家庭成员等组成。……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社区服刑人员落实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性救助、社会保险、就业、就学等方面的相关政策。……国家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公益性帮扶活动,对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就业的企业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税收等优惠。”[6] 社区矫正目标的最终达成不但要依赖于传统的国家公权力机关,而且要充分发挥企业、社会团体甚至公民个体的力量,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股共同矫正犯罪人的合力。

(四)主体间权责界限不明确性

与监禁矫正相比,社区矫正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一方面有助于推动罪犯监管与矫正帮扶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也使多元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出现权责界限与权责关系的模糊混乱。由于社区矫正法规没有对这些主体的权责关系进行明确规定,导致主体间权责等界限不明确,从而使实践中的社区矫正工作出现责权盲点,形成权力真空。法律规则的缺位为不同责任主体推脱和推卸自身的权责提供了借口。在社区矫正实践中,主体责权不清既是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鲜明特征,也是其根本症结所在。当前以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为代表的社区矫正机构正面临着一系列由于主体间权责界限不明确而引发的实践困境。以社区矫正社会调查评估为例,由于相关制度规定不明晰,社区矫正不同主体对社会调查评估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司法部最初印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中曾提到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法院在涉及社区服刑人员的量刑定刑中的监督评估与咨询权责[3]52 。后在 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其修改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5]50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以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为代表的社区矫正机构希望借社会调查评估过程严把社区服刑人员“入口关”,进而主张应将社会调查评估作为社区服刑人员入矫的前置程序,并坚持认为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应将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作为是否对社区服刑人员适用社区矫正的重要参考或依据。但部分裁决机关并不同意将社会调查评估作为其裁决的必经程序,一方面他们担心社区矫正机构的调查评估意见客观性、准确性、合法性不够;另一方面也担心社区矫正机构的提前介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架空自身的裁决权力。实践中也确实如此,一部分基层社区矫正机构将社会调查评估“看作牵制法院和监狱或者减轻自己工作压力的手段。社区矫正机构对那些感觉难管或管不好的被告人和罪犯,比如那些重罪不犯、轻罪不断的被告人或者那些有吸毒史的罪犯,给出的调查评估结果基本上都是不符合社区矫正。而前者,恰恰就是法院要通过简易程序处理的对象,后者在监狱罪犯中的比例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7]

在社区矫正的调查评估过程中,由于法律规则的不明确及其内在矛盾,导致各公权力主体之间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而相互推责,并尽可能将自身的责任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这种评估效果大打折扣。在调查评估中,加之缺乏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有效介入,致使社区矫正的评估与调查过程流于形式。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依据的分散性、地域差异性、参与主体的多元性、主体间权责界限的不明确性等实践特征既反映了当前中国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现实特点,显示了当前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与传统监狱法律关系存在的巨大差异,更呈现出中国社区矫正法律关系面临的诸多困境。今后,随着中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持续推进,其法律关系将会随着这项工作的纵深发展而逐渐呈现出新的内容。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社区矫正相比于监禁矫正,其各项职能任务更加广泛、细致和深入,对相关社区矫正机构的要求也相对较高,随着中国社会治理方式与法治化进程的转型,社区矫正法律关系还会呈现出更加复杂和多样的特征。

五、结语

本文从社区矫正的构成要素、关系类型及其实践特征三个层面,对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结构性元素及其内在关联进行了系统分析。在社区矫正实践中,这些结构性元素既是中国特色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是建构新型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促进社区矫正法律关系良性运行与协调互补的基本切入点。构成要素强调的是主体、客体和内容的协调,关系类型彰显的是社区矫正工作的系统性、复杂性与复合性,实践特征强调的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差异性、地域性、开放性与权责的不统一性。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只要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结构元素内部或各结构元素之间出现问题,最终都会影响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而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一旦出现不和谐,一旦沟通协调不畅,又会直接动摇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结构基础。由此可见,处于实践状态的社区矫正法律关系本身是一个连续统,应当采用系统论的眼光来看待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及其与整个社区矫正工作直接的内在联系。从结构性要素入手来探索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内在运行机理,由此分析这种内在机理同整个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必然联系,这正是本文试图一以贯之的一条思想主线。可以预见,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试行和深入发展,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良性运行显得更加重要。而这种关系良性运行的前提,在于从根本上认清其基本元素、关系类型与实践特征的内在统一,在于深入理解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结构性元素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和谐互补。因此,理解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结构性元素及其内在张力,是认知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所依存的社会结构基础与实践特征及趋势的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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