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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区矫正的功能定位与进路选择

发布时间:2018-10-28 17:11:23     访问量:229

中国特色社区矫正的功能定位与进路选择


作者简介:尹 露(1990 - ),女,湖北荆州人,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法学。(深圳大学 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深圳大学 法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 社区矫正的功能定位是法律框架搭建和未来路径选择的基础理论问题。刑事制裁方法的功能定位将社区矫正限定于刑事法律的规制范畴,在强调惩罚属性的前提下模糊刑罚与刑罚执行方法的界限,突出其司法属性。社区矫正制度应当以法治化思维为导向,坚持社区矫正刑事制裁本质属性的同时重视多重属性的发挥,为制度未来的功能拓展预留空间。

 

关键词: 社区矫正;功能定位;刑事制裁;法治化




自 2003 年开始试点至今,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不断推进,理论界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热度也持续不下。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社区矫正在我国当下呈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司法实务中诸多难题看似纷扰,但追根溯源,社区矫正功能定位的摇摆这一点无法回避。我国社区矫正当下所面临的实务困境究竟是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之下体制不顺所致,还是社区矫正制度的顶层设计出现了偏差,亦或是在学习国外经验时所出现的移植异位? 本文立足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现状,希望以本土化视角,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进行多维度考量,对中国特色社区矫正的功能定位予以确立,并结合我国犯罪化和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刻画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未来发展路径,为即将出台的《社区矫正法》提供理论支撑。

 

一、社区矫正功能定位的顶层设计与实务偏差

    源起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自 2003 年开始试点,经 2010 年《刑法修正案(八)》和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的法律确认,自 2012 年起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在制度、机构、队伍逐步完善、法律体系逐步建立的过程中,社区矫正实务中遭遇的体制不顺、效果偏离预期等难题引发了诸多讨论,学界在对实务困境进行对策研究时开始回归社区矫正的功能定位这一基础理论问题。加上国家立法迟迟未出台,学界观点也开始趋向多元化。

 (一)官方观点

从社区矫正初期的试点、扩大试点,再到全国试行、全面推行阶段,官方出台的、具备准司法属性的规范性指导文件均将社区矫正界定为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2003 年“两高两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将社区矫正界定为“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刑罚执行方式” 。2004 年 5 月 9 日司法部发布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将社区矫正界定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2005 年 1 月 20 日“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将社区矫正界定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2009 年 9 月 2 日“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将社区矫正界定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② 。2014 年 8 月 27 日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指出,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方面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官方观点在社区矫正机构设定等方面的表述也对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属性有所佐证。比如国家层面,社区矫正的监督和管理机关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在阐述职能时就明确指出:“监督管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刑罚执行、管理教育和帮扶工作”。

立法层面,社区矫正由《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部刑事法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予以原则性规定,不仅明确了社区矫正存在的合法性,对其适用对象和执行主体进行了立法确立,也对执行权予以了重新配置,但对于社区矫正的功能定位并未有细节的规定。

上述具备准司法属性的规范性文件在对社区矫正性质进行表述时一致肯定其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非监禁刑罚执行的属性,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以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为执行内容。而以刑事立法对社区矫正进行法律层面的确认,似乎也为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属性增添了佐证。

(二)实务征表

相对于官方的规范性指导文件观点的一如既往,理论界对社区矫正功能定位摇摆的讨论起因就在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两高两部出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对社区矫正功能定位的回避,以及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现实困境使然 [1] 。

作为当下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指南性文件,《实施办法》所确立的社区矫正的参与机构、适用对象和执行中的接受、监管、审批、解除等程序,均呼应了两高两部前期所确立的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属性:从参与机构来看,判处适用社区矫正的机关为人民法院,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机关为人民检察院,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的执法机关为司法行政机关,符合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于公检法司分管刑事司法程序中审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四个环节的职能分工。从适用对象来看,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包括缓刑犯、假释犯、暂予监外执行犯和假释犯四类人,均属于经法院定罪处刑的罪犯。从执行程序来看,在社区矫正的接收、监管审批、处罚、收监执行、解除矫正等程序都明确了社区矫正人员参与社区矫正的强制性。

对社区矫正功能定位的质疑集中体现在实务中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权限和社会力量参与方面。结合对湖北省武汉市、山东省日照市和广东省深圳市三个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的城市进行的社区矫正工作调研,笔者认为,对社区矫正功能定位的摇摆原因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 执法主体权责不匹配

从执法主体来看,自社区矫正开始试点以来,司法行政机关的执行力是否适格和是否有能力执行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前者是“可不可以”的问题,后者是“能不能”的问题。在法律明确赋权之前,试点中以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其执行力适格与否一直是争议点。毕竟在接手社区矫正工作之前,司法行政机关主要负责法律服务、法律宣传、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工作等刚性较弱,侧重于法律服务性质的工作。在规范性文件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为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的责任主体后,“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被解答,随之而来“能不能”的问题更为迫切和严峻。《实施办法》以司法行政机关为责任主体,公安机关为执法主体的设定意味着社区矫正人员必须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行为才会启动公安执法权,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对社区矫正对象没有可以直接形成法律后果的强制执法权限。刑罚执行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虽然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设定为经法院判决的犯罪人,执行程序也强调强制性,但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法权、依靠公安机关强制力做支撑的设定,在实务中体现为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执法权威、社区矫正的日常监管威慑力不足,而不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具体任务的公安机关仅为社区矫正提供违法、犯罪行为的事后强制力保障。这也导致社区矫正工作中诸如押送收监、追逃等需要强制力保障的工作需要司法行政机关

与公安机关之间进行衔接与沟通,不可避免的职责交叉与缺位客观上增加了两机关的执法难度,降低了工作效率,也不利于工作开展。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执行之中的“有责无权”是当下最为被诟病的一项工作难点,也是佐证社区矫正实际上演变为行政化的创新性社会管理手段这一观点的论据之一。

2. 机构与队伍设置难担重任

从社区矫正的机构和队伍建设来看,国家层面,司法部成立社区矫正管理局,负责社区矫正的监督管理工作。省、市、自治区层面,司法厅 (局) 也相继成立社区矫正管理局 (处室) ,但是基层仍然由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基层司法所是乡镇、街道的法律服务机构,原背负人民调解、安置帮教、法制宣传等 8 项职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的司法所超半数为 1 人所,繁重的职能与简化的人员编制不成正比,社区矫正执行成为一项兼职职能。以之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以呼应“社区”的预期设定,陷入一种两难的尴尬。一方面,以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的责任主体,要落实“社区”的预期设定,当前行政体制下只有以司法所为主体这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司法所无法负荷社区矫正的工作重任,完成形式化的行政管理已经力不从心,工作开展只能以再犯罪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为指标,注重维稳,刑罚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3. 矫正内容比例失衡

《实施办法》将社区矫正的任务界定为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监督管理手段的适用是刑罚执行的必要举措,而教育帮助从长远来说能够减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社区矫正作为报应刑与教育刑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实务中监督管理与教育帮助的内容设置比例直接影响社区矫正的实施效果。划分工作主体和执法主体的制度设计导致社区矫正执行中的监督管理形式和实质上都呈现出行政化管理的态势,以维稳为主要工作诉求,刑罚的威慑效应有所减弱。相比之下教育帮助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原有的工作内容,可操作性更高,也更容易开展,越发反衬出社区矫正工作的强制力与威慑力的不足,甚至有朝社会管理创新手段倾斜的趋势。

 4.社会力量参与偏离预期

《实施办法》规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强调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以呼应社区矫正的帮助属性。但实务中公务员编制的不足、社工权限划分的不明确,进一步冲淡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属性。在《实施办法》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虽然设立了专门负责社区矫正的部门,但原有的工作内容偏向于行政管理和法律服务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正式成为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后,司法行政机关在《实施办法》制定的框架下做了诸多尝试,但行政编制的固定性导致社区矫正执法公务员编制稀缺,不得不依赖社工和雇佣制职员完成大部分监管工作,这一方面极大地削弱了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手段的严肃性和威慑性,另一方面公务员与社工、雇员在职权方面的差异性使得矫正工作不得不愈发倾向于行政化和形式化。社区矫正执法队伍中引入社会力量在实务中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社工成为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的“临时编外人员”,事实上承担与身份和职责不匹配的、大量社区矫正日常监管工作的同时,工作福利和晋升机制也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看似实现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预期设定,但职能划分的不明确、帮助内容的含糊不清使得社区矫正的惩罚属性又进一步被削弱。社工在社工组织的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演变为了一种事实上的劳务派遣,其职能转换不仅面临名不正言不顺的质疑,社工对于自身的职能和身份认同的错位更是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究竟是提供服务还是监管执法,这种实务困境不仅是当下社工的身份认同困境,事实上也是顶层设计脱离实际所产生的灰色地带。

基于上述实务现状,有学者指出,社区矫正是司法行政机关主导的行政管理行为,其重心不在于行刑,在于社会犯罪风险的管理和控制[2]。不得不承认,这种观点虽然有将社区矫正的目的与实现路径混为一谈之嫌,但却是对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实务概况的客观表述。

二、中国特色社区矫正的功能定位

社区矫正作为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舶来概念,在我国本土化语境下的发展现状呈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面对现实困境,确立中国特色社区矫正的功能定位是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问题。如果肯定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属性,那么现有社区矫正的工作体制和管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重新确立。如果肯定社区矫正是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有力尝试,那么社区矫正工作又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针对社区矫正的功能定位,学界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行刑说、保安处分说、社会处遇说、救助监督说、矫正教育说、和混合说等[3]。观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首先,社区矫正是否具备刑罚执行的属性? 其次,社区矫正的首要目的、功能和实现路径为何?

 (一) 形式要件———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属性不容质疑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刑罚是国家为了防止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犯,由法院根据刑事立法,对犯罪人使用的建立在剥夺性、限制性痛苦基础上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4] 。刑罚具备如下特征:由法院依据刑事法律做出的裁决为适用依据;对犯罪人某种权利给予了限制或剥夺;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形式要件上,社区矫正由法院依据《刑法》适用,对象包括依法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四类犯罪人,通过教育学习、公益劳动等方式实现犯罪人人身自由和自主权的限制和剥夺,由公安机关提供强制力保障。管制属于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后三种都不是刑罚种类而是刑罚执行的方法,严格意义上是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方式。形式要件上对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属性存疑的焦点在于社区矫正作为缓刑的执行方式是否属于刑罚执行,其逻辑起点在于依《刑法》第 76 条对缓刑考验期满、附条件的不执行原判刑罚之规定,缓刑是否是刑罚执行。笔者认为对缓刑的理解不能局限于“附条件不执行刑罚”的文字表述和其起源地英美法系国家的概念解读。首先,从执行层面来说,在缓刑执行与管制执行同属于公安机关时期,缓刑与管制刑的执行可以说相差无几,缓刑在执行中相当于非监禁刑。其次,作为舶来概念,缓刑在域外包括刑罚暂缓宣告、刑罚暂缓执行和缓予起诉三种类型。我国的缓刑虽然立法定位为刑罚执行方法,但实际属于刑罚暂缓执行的一种。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设定在认定前科和再犯罪时构成累犯与否时有意义,而在被判处缓刑接受社区矫正期间没有差别。在缓刑考验期内、接受社区矫正期间,被宣告缓刑的行为人还是属于经法院判决的罪犯。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只是不再执行监禁刑,体现的是缓刑作为减少监禁刑适用的监禁刑替代措施的意义,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体现。因此,以缓刑立法技术问题来质疑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属性的观点脱离了我国的司法实际,并不成立。事实上,仅考虑到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是经法院判处有罪的四类犯罪人,就不应当质疑当下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属性。

(二)实质要件———社区矫正的多重属性不应动摇其刑罚执行特性

 受我国传统重刑主义影响,报应刑理念无论是在我国刑罚的制刑、量刑、行刑还是社会民众的观感之中都占据绝对地位。社区矫正作为起源于英美法系的舶来概念,目的刑理念一直贯穿其中。纵观社区矫正在英美国家的发展历程,经历过早期对改善主义“医疗模式”的大肆批判和检讨阶段,社区矫正转向强调报应与惩罚的“正义模式”现代社区矫正以并合主义刑罚理念为依据,以相对报应刑论为内容,认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正义要求,同时也必须是防止犯罪所必需且有效的,应当在报应刑的范围内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并合主义刑罚理念的经典表述[4]。我国官方规范性指导文件对社区矫正的任务和内容有多种表述,均包括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两个层面,即对社区矫正报应刑理念和目的刑理念的现实体现。作为舶来概念在我国司法实务之中的现实化,社区矫正的顶层设计者和实务工作者都在不自觉地追随现代西方刑罚改革思想,对我国传统的重刑主义采取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将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狱矫正完全对立的刑罚执行方式,而在执法过程中有意无意抛弃了社区矫正应有的惩罚属性。再加上体制的局限和强制执法权的缺失,矫正工作中强调人性化的内容被放大,强调刑罚执行的严肃性、惩罚性的内容被减弱。社区矫正倾向于“感化教育”、“帮困扶助”是目前我国社区矫正推进中一个方向性的偏差。这一倾向影响了社区矫正的效果,也阻碍了社区矫正目的的实现。惩罚性与福利性的博弈与协调,直接决定了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现实性问题。

作为报应刑与目的刑理念的融合,社区矫正以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为目标。报应刑理念用以限制刑罚的程度,满足一般人法感情的同时实现法益保护;目的刑理念用以帮助预防和消除再犯罪的风险。既然融合多种刑罚理念,官方设定的社区矫正自然也具备包括与监狱矫正相对、社会力量参与、开放式处遇、教育矫正与帮困扶助等多重属性。这一点从官方规范性文件的表述可以得到佐证。但惩罚犯罪的同时实现教育矫正,帮助回归社会,降低再犯罪风险看似属性多元,但本质是并合主义刑罚理念指导下刑罚执行实现惩罚与预防犯罪目的的多种实现路径。社区矫正的本质属性也是唯一特性是惩罚性,这也是社区矫正工作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三)本文观点

 综上所述,无论从形式还是实质要件来看,社区矫正在我国当前都毋庸置疑具备刑罚执行的属性。考虑到社区矫正融合多种刑罚理念而囊括的社会福利等多重属性,笔者认为,以刑事制裁方法界定社区矫正更为准确。“制裁”意为惩处、管束的举措,刑事制裁意味着是刑事法律所规定的对犯罪和其他危害社会行为进行惩处和管束的方法。刑事制裁方法的表述以刑事法律规制为界限,在强调惩罚属性的前提下模糊刑罚与刑罚执行方法的界线,突出司法属性,在司法实务中涵盖的面更广。

我国当前所推行的社区矫正更类似一种政策性的刑罚执行方式的本土化移植,与官方所称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不同,更类似于一种社区监管方式。这种监管方式的立法原意在于将刑罚适用模式从以监禁刑为主逐步向监禁刑与非监禁刑兼用,逐步扩大、重视非监禁刑适用方向转变,刑罚执行理念从以防卫社会为优先逐步向兼顾社会保护与犯罪人、被害人权利保护转变。也可以将社区矫正理解为一种社区行刑方式,但这里的“刑”需做广义理解,不限于传统刑法理论中的刑种,包括刑罚种类和刑罚具体运用的方法。社区矫正更多地属于行刑制度,与监狱矫正相对。两个概念应当属于刑罚执行的两种制度,两个概念是同等位阶的,只是适用对象、行刑场所、执行人员和机构、行刑方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虽然规范性文件大多使用了“非监禁”的字眼,但笔者认为,在对社区矫正功能定位予以阐述时使用“非监禁”的字眼并不妥当。虽然从字面上来理解,我国社区矫正当下强调的是监狱内外行刑空间的切换,但从物理上完全排除监禁的内容并不科学。监禁的字面意思并不仅限于监狱监禁,广义上理解,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都属于监禁。社区矫正作为适用于犯罪人的刑事制裁方法,强制性和对权利的剥夺是其天然属性,并不完全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排除在外。

刑事制裁方法的定位意味着对当下社区矫正限定于刑事法律的规制范畴。这也佐证了我国社区矫正遭遇的实务困境是舶来概念本土化、制度发展初期遭遇的现实瓶颈,而并非以社会风险管控代替刑罚执行的本末倒置。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代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罚制度正在顺应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要求,做出一些尝试和转变。刑事制裁方法的表述更具包容性,也为制度的未来发展预留了空间。 三、中国特色社区矫正的进路选择

我国社区矫正试点至今已逾 14 载。历经舶来概念本土化的试点、试行和全面推行阶段,国外经验借鉴和本土模式探索已经基本完成,社区矫正的制度、机构、队伍均在完善,法律体系也在逐步建立。在确立社区矫正的功能定位这一基础理论问题后,由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命令主导迈向有法可依的阶段,运用法治思维实现工作转型与升级是中国特色社区矫正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

(一)法治化实践路径

日前《社区矫正法》已经过全国人大审议(编者注:此处有误,尚未列入),颁布和出台指日可待。《社区矫正法》作为第一部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其出台意味着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开始走向法治化,这也是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法律形式确立社区矫正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这样一部对于社区矫正制度化、体系化、专业化举足轻重的法律,一旦出台即将将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推向新阶段。

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的未来发展首先要突破当下的实务困境。社区矫正工作偏向于行政化的、社会管理手段的实施现状,只有在社区矫正对象人数少、人身危险性低、对社区安全隐患轻微的理想情况下才能勉强保证社区矫正不对社区安全造成威胁。受传统重刑主义影响,我国缓刑的适用本来就非常谨慎。调研结果显示,样本地区超过 80% 的社区矫正对象都是缓刑犯,也就是说,当前社区矫正对象绝大多数是人身危险性几乎为零的犯罪人。在犯罪圈扩大背景下,轻罪轻罚是必然趋势,未来被判处轻微刑罚的犯罪人数量会持续增加,作为当下轻罪处罚主要举措的社区矫正未来必然会面临规模的扩张。一旦发生社区服刑人员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社区矫正强制力不足的隐患会上升为现实威胁,势必引发社会民众对社区矫正的信任危机,直接导致社区矫正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力量”产生抵触情绪。不仅会对社区矫正制度本身发展产生影响,对社会综合治理格局也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要求,运用法治思维理顺社区矫正工作思路是当下社区矫正工作实现规范化转型和升级的前提和基础。出台《社区矫正法》意味着社区矫正工作迈向有法可依的新阶段。要在现有规范性文件和实践经验基础上搭建起法律框架,立法须对社区矫正的顶层设计和发展方向,对社区矫正的功能定位、工作内容、执行机构、执法权限、职责和实现路径等重大理论争议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

 (二)坚持社区矫正刑事制裁的本质属性

以法治化为前提,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工作接下来的优化路径必须坚持社区矫正刑事制裁的本质属性不动摇。社区矫正对象是经司法机关定罪处刑的犯罪人,对其进行惩罚是犯罪行为的后续法律后果,需要国家强制力作为支撑以发挥刑罚的威慑功能,执法过程必须具备强制性、严肃性和专业性。《实施办法》已经将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确定为司法行政机关,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完善执法权限、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是下一步规范和升级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重心[5]。执法权限上,社区矫正执法主体权限可参照监禁刑,进行比例化配置。在社区这样的开放式场所,刑罚执行主体的警力配备和强制力预设更应当有所提升,以规避和防范危害社区安全之隐患。管理体制上来说,司法行政机关内部首先应将社区矫正执行工作与法律援助、行政管理等职能做切割,在各个层级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部门、并配备专门的公务员编制,专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完善社区矫正管理体制。工作机制上,针对基层司法所的工作困境,对(县)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司法所的工作职能予以重新规划和分配,试行集中化管理模式是一项可行思路。在区(县)一级设立社区矫正专门机构,统一编制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将司法所部分日常工作职能统筹管理。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中配备司法警察编制,配备必要的执法设备,承担收监押送、禁止令执行、调查取证、训诫等强化监管和需要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职责。对社区矫正对象设置合理、可行的阶梯型奖惩机制,赋予执法人员可以直接引起法律后果的执法权,从形式和实质上强化执法人员的身份认同。社区矫正专门机构承担教育学习、公益劳动等日常监管职能,强调社区矫正的惩罚性、严肃性和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司法所承担的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由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派驻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共同完成,主要承担走访等必须在社区内完成的工作。在工作中社区矫正执法机构也可以运用视频系统、配合电子监控手段等弥补执法人员不足的短期困境,以司法资源效益最大化为原则,开展社区矫正日常执法工作。

 (三) 重视社区矫正多重属性的发挥

以刑事制裁属性为工作重心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工作的升级还需要统筹协调执行内容与参与力量,确保多种价值目标的有效和统一实现。科学引入社会力量,合理适用教育矫治内容对于社区矫正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有学者指出“社区”是社区矫正的应有之义,是社区矫正预期效果达成的必备要素:一方面要求将罪犯置于社区服刑,以获得更宽泛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要求获得社区资源的介入与支持[6 。笔者认为,在强调利用“社区”资源之前必须客观认识“社区”在我国发展的现状。现实表明,我国社区的主要形式是在原有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基础上重新划分规模。我国的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设置目的是促进市民社会发展的地域 [7] 。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对其能够发挥的作用应当有正确的预期。

教育、矫治内容的运用和社会力量的参与都是以社区矫正刑事制裁属性为前提,以更好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为目标。科学、合理地看待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对执法队伍中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进行明确的职能划分,是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并发挥预期效果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明确,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工作内容帮助属性更强,无论是从职能分配还是内容设置上,都应当居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辅助位置。具体而言,具备一定专业知识背景的社会工作者可以承担社区走访、谈话、危险性评估、心理介入等内容的辅助性工作,志愿者可以承担执法工作中的事务性辅助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单位、学校的老师、家庭成员等都是“社区资源”参与社区矫正的体现,帮助社区矫正实现预期效益。

(四) 预设功能拓展空间

刑事制裁方法的定性也为社区矫正未来的功能拓展预留空间。社区矫正在我国现阶段仅作为刑罚执行方式适用,但参看英美国家已有实践,刑事制裁方法的适用贯穿于刑事司法程序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各个阶段[8] 。社区矫正作为我国犯罪化背景下尝试社会化处遇的开端,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角色和未来发展存在诸多可能性。我国现阶段不存在严格意义上以预防犯罪为直接目标的保安处分措施,在面临具备一定人身危险性但欠缺刑法意义上的责任能力的行为人时,实务中就存在监管难题。比如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刑法》第 17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八种行为以外的犯罪时,不负刑事责任。对于这类未成年人只能由政府进行收容教养。而实践中,政府对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几乎不存在。这类涉罪未成年人的监管处于“无人管地带”[9]。此外,原劳动教养的对象、涉罪精神病人等因刑事责任能力受限而监管难的对象等在司法实践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监管困境。

随着社区矫正制度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将会迈入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稳定和成熟发展阶段。在顶层设计的理论争议问题被立法确立后,社区矫正当下面临的实务困境得到解决,功能拓展方面也可以作出更多的尝试。比如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未来可以考虑适当扩大,将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酌定不起诉的行为人,以及反恐法中的安置教育对象等轻微违法行为人纳入其中,充分发挥社区矫正作为社会综合防卫和犯罪防控手段的优势,弥补司法实务中的监管空白。功能拓展方面,社区矫正中心可以考虑设立临时居住场所,既可以作为安置帮教的工作载体“中途之家”,为确实有困难的刑释人员提供短期的过渡性居所和必要的生活救助,也可以作为对风险较大的社区服刑人员临时管控的场所。这类临时居所可以作多功能的预期设定,配备必要的电子监控设施和警务化配置,一方面可以作为帮助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短期过渡服务平台,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对部分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严格监督管控的综合化监管平台。社区矫正功能拓展进程中也需要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更多刑事执法权限,以提升社区矫正的执法力度和威慑力。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不仅应当有提请收监的权力,也应当被赋予根据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惩处权限,以及根据服刑人员表现予以奖励和缩短矫正期限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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