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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斌|浅谈社区矫正谈话制度

发布时间:2019-07-27 22:08:04     访问量:153

本网山东省枣庄市讯(滕州市司法局 魏斌)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由此可见,对司法行政部门而言,社区矫正具有两个主要任务,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在社区矫正运行至今,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已日趋步入正轨的情况下,教育帮扶的规范化成为今后应当探讨的重要命题。实现教育帮扶一系列制度的规范化是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必然要求,也有益于完整诠释教育矫正活动的价值取向、原则标准和方法要求,同时有助于社区矫正日常工作中社会力量的参与。

谈话制度作为教育帮扶工作中最基本、最直接的工作方法,具有参与主体多样、交流内涵丰富、进行形式灵活的优点,在当前我国社区仍然不够成熟,农村大部分还未成长为社区的情况下,探讨如何利用现有条件做好教育帮扶的工作,更为有效地探索符合辖区社区特点的工作模式,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将对谈话制度的现状和规范化的方向做一个浅论。

一、社区矫正活动中谈话制度的现状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蕴涵着刑罚的惩罚性和恢复性双重价值。这也意味着在社区矫正活动中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具有管理者和帮助者的双重身份。而如何在双重身份之中把握好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话制度的正确定位和运用。

在目前的社区矫正活动中,常见的谈话种类有宣示性的首次入矫和最终解矫的谈话、一定频率的教育谈话(由于管理级别不同而间隔时间不同)、心理矫治的谈话、矫正小组谈话和根据情况进行的“有事”谈话(社区服刑人员出现情况时的警示谈话),其参与主体,包括了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矫正小组成员和社会志愿者等多种;其谈话内容,则可以涵盖个人思想波动、生活状况等多种,其指向的对象,也不仅仅是社区服刑人员本身,上述的主体和内容皆可因个案情况的不同而进行扩充。

谈话制度贯穿于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活动的始终,而由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管理者和帮助者身份复合的特殊性,谈话制度科学地使用将有助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二者之间进行合理转化,在全面掌握社区服刑人员思想状况、增强社区群众对于社区矫正的理解支持,最终达成社区矫正的个案目标和社会价值发挥重要作用。

1.现有谈话制度的作用

现有的谈话制度基本涵盖了社区矫正的方方面面,能够连贯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意志,较为顺畅地贯彻社区矫正的工作方针。比如,通过宣示性的谈话,采取多个部门联系会议的方式,增加社区矫正活动的权威,促使社区服刑人员安心服刑,正确认识自己的犯罪等方面;

通过走访式的谈话,灵活串起矫正小组中的各个点,主导矫正小组的教育帮扶活动,通过时时处处的沟通,各个单位之间信息的联通,使社区服刑人员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控制,有效降低社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

通过在社区内拓展较大范围的谈话,提高社区力量的参与性,引导社区力量(目前主要是社区干部、社区居民)加入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通过社区力量的切身参与,提高社区矫正的社会知晓度,为社区服刑人员的社区服刑创造服刑环境。

2.现有谈话制度的不足:

谈话制度作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面对社区服刑人员时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其目前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而这除了目前社区矫正活动普遍缺乏约束力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谈话制度的运用未得到足够重视,使得谈话制度零碎化、随意性造成的。

一是进行谈话缺乏约束力。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每个方面的活动必须拥有一定的强制力,否则便很难实现其惩罚性和恢复性的目的。而在目前的社区矫正相关规定中,社区服刑人员并无接受谈话的强制性义务,仅仅有进行教育学习的硬性时间指标。这就导致在进行谈话时,如果遇到社区服刑人员拒绝谈话或不按要求谈话,谈话人毫无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谈话制度所能达到的效果的实现。

二是进行谈话缺乏权威性。在社会关系中,权威性有自然产生和由国家赋予两种,而在社区矫正教育帮扶的关系中,作为日常工作进行主导者的司法行政部门,并不具备这种权威性,特别是作为社区矫正日常工作单位的司法所,由于承担有调解等其他职能,社区服刑人员往往对社区服刑的严肃性认识不够,进而影响谈话的质量。另一方面,作为社区矫正机构,也缺乏对谈话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谈话活动服务于各个零碎的工作小目标,谈话制度本身的设置目的不明确,从而导致谈话缺乏指向性,这也削弱了谈话制度在社区矫正活动中的权威。

三是进行谈话具有随意性。之前的社区矫正工作一直以监督管理为重心,相关的谈话设置也基本上是服务于监督管理,因此谈话制度被机械填充在各个活动阶段,谈话没有独立的工作目标。同时谈话的内容设置也较为简单,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上流于形式,不能够为其他社区矫正活动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

四是进行谈话缺乏社区参与。客观上,在大多数社区不成熟的情况下,教育帮扶能够借助的社区力量缺位,导致了谈话的成效大打折扣。首先,作为谈话基础的资料缺乏,在社区力量缺位的情况下,根据较少的材料而进行的谈话很难有效地选定谈话内容,针对性大打折扣,影响了进行谈话的效率;其次,即便在与社区服刑人员谈话中发现问题,社区往往也没有力量进行跟进。最终导致进行的谈话与其他环节脱节,使谈话制度起到的作用限于情况的了解和掌握,未能实现社区矫正活动的最大效益。

五是进行谈话的经费保障和工作力量不足。在目前的社区矫正活动中,经费和工作力量的缺乏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进行谈话需要社区力量的支持与协助,同时也耗费大量工作时间。而由于社区服刑人员数量逐年增长,目前的谈话工作的维持尚且困难,更难以进行个案意义上的深入谈话和谈话干预。

二、谈话制度的规范化设置

谈话制度对于教育帮扶的意义显而易见,收到良好教育帮扶效果的前提,必然的一点是对于工作对象——社区服刑人员的了解,如其家庭情况、犯罪类型和犯罪悔意以及当下面临的困境、家庭生活上的问题等等。教育帮扶的矫正效果的实现是在以上理解的基础上,注重犯罪人的心理重建、社会重建和职业重建,帮助他们解决心理、生活障碍,引导他们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够达成。因此谈话制度规范化设置是非常必要的。

谈话制度目标的明确

谈话制度作为教育帮扶的重要工作方法,其应当服从于教育帮扶的目的设置,我国台湾地区《保安处分执行法》规定:“感化教育,应注重国民道德之培养,及增进生活必需之知识与技能。”一般而言,教育帮扶的目的主要是四个方面:

①教育社区服刑人员正确认识犯罪后果。“犯罪后果“既包括犯罪的直接后果,比如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也包括犯罪的间接后果,比如被害人因为被伤害而在今后生活中遭遇的痛苦和不便;既包括对被害人自身造成的被害后果,也包括对于被害人的亲属、朋友乃至社区造成的伤害,以及对社会的不良影响。

②通过教育,使社区服刑人员认罪悔罪。“认罪”即承认自己对犯罪及其后果承担责任,“悔罪”即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感到悔恨和羞耻。

③通过教育,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特别是要使社区服刑人员放弃在亚文化群体中所接受的错误观念,形成正确的善恶观、对错观。

④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的文化知识:一是未成年人应当接受的义务教育性质;二是为今后从事的职业所准备的技能性知识;三是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兴趣,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选择性地学习一定的文化知识。

同时,作为不同阶段的谈话制度也应当有自己的目标遵循,如在《江西省社区服刑人员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实施办法(试行)》中将教育帮扶的全过程分为入矫教育、常规教育和解矫教育三个阶段。三阶段的工作目标分为:入矫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认罪服法,熟悉社区矫正的监管教育规定,自觉服从监管教育)、常规教育(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不良心理和行为恶习,培养健康人格,增强守法意识,提高道德修养、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和解矫教育(巩固社区矫正教育成果,增强社区服刑人员的自律意识和法观念,为顺利回归社会进一步打牢基础)。

谈话内容的设置和选择

谈话制度的内容设置应当具有两层含义,即应当明确谈话制度必不可少的内容(基本的谈话内容)以及可选的内容(针对一定条件进行的内容设置)。

基本的谈话内容设置根据不同的谈话类型来设置而有所侧重,对于宣示性谈话而言,应当着重强调社区矫正工作性质和工作目的阐述,同时包含对家庭情况、家庭生活、对于犯罪的理解、犯罪悔意的专门性交谈,建立初步的信任关系;在日常的教育谈话中则应当侧重对于家庭生活、犯罪悔意、融入社会情况的谈话,记录和解决问题,巩固指导关系,同时包含对于日常纪律的宣示;而在警示谈话中则应当强调社区矫正纪律的严肃性及社区服刑人员的在刑身份,同时包含对于家庭生活、犯罪悔意、融入社会情况的谈话。基本的谈话内容的设置目的在于明确谈话的最低标准,维持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最低掌控。

而针对一定条件进行的内容设置,则服务于教育帮扶的个别化教育方案中。这种因人施教的前提是评估,评估的指标有多种,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测定两方面的要素:不利于重新融入社会的消极要素和有利于重新融入社会的积极要素。这两方面要素主要通过以下方面得到体现:犯罪原因、个性特点、日常表现、家庭环境、学习经历和社会交往情况等。同一名服刑人员在矫正的不同阶段,其在教育方面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因此,社区矫正人员应当根据其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其谈话内容,掌握足够的情况,进行心理干预和辅导。

谈话的强制性和频率

现有的谈话制度,由于复合了社区矫正惩罚性和恢复性的特征,使得它在规范化的过程中,也应当区分惩罚性的谈话和恢复性的谈话两个部分。一方面为了社区矫正监督管理职能的实现,同时作为教育帮扶职能的基础,应当强制保证基本的谈话时间,规定社区服刑人员必须要回答的内容,以此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管理的最低要求的谈话,掌控社区服刑人员人身危险性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帮扶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具有社区服刑人员的主动参与的因素在其中,介于恢复性的特性,在进行恢复性谈话时,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及其他参与力量在此时充当着帮助者的角色,而此类谈话应当允许服刑人员拥有一定的谈话自由。

同时,为了符合社区矫正在社会中服刑的设置目的,因此在谈话的基本设置上呈现一个较为合理的频率,即不过分干预而又足够掌控的程度。一般认为,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在社区中矫正的工作,其设置目的是为了在社区中使人的恶习得到矫正的行为,而过分干预社区服刑人员的生活无疑则会重监管而轻矫正,也就会有违于社区矫正的设置目的。

三、谈话制度规范化的展望

“程序法是法治和肆意的人治之间最根本的区别”,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要求其执行活动必须规范化进行,这是法治的应然要求,也是社区矫正活动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规范化的谈话制度对于纠正社区服刑人员的不正确认识,方便地对接心理矫治、小组矫治等工作机制,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活动的渠道,增加他们对于社区矫正的理解与支持,最终促进社区矫正个案目标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而谈话制度原有的参与主体多样、交流内涵丰富、进行形式灵活的优点也将会在规范化的道路上获得更大发展。

参考文献:

1、《社区矫正实施办法》,2012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

2、《理想主义的〈社区矫正法〉》,2012版,王平、何显兵、郝方昉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季卫东: 《法治秩序的构建》,2000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张庆方: 《恢复性司法———一种全新的刑事法治模式》,2003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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