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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区矫正”法律名称的商榷(刘强)

发布时间:2019-08-30 23:31:01     访问量:236

 来源:《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党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又专门提出要制定社区矫正法。从立法的进程来看,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社区矫正”载入刑事基本法,2012年又将“社区矫正”写入《刑事诉讼法》,2016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皆将社区矫正法列入2019年的重点立法项目,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在2019年6月底初次审议社区矫正法。似乎“社区矫正”这一法律名称木已成舟。但研究表明,“社区矫正”作为法律和制度的名称存在诸多问题,将该名称作为法律用语似有不妥,也不利于体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科学立法”的要求。当然,在当前的背景下,要纠正“社区矫正”这一名称难度很大,但由于该名称的使用涉及对法律内涵的理解以及相关工作的导向,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提出商榷意见。

 一、“矫正”是对“Corrections”的误译

 (一)翻译错误

 “社区矫正”是由“Community Corrections”一词泊来的,将“Corrections”译为“矫正”似乎是可行的,但实际上是错误的。从2003年我国首次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到现在的一系列文件中,一直延续着这一错误名称。从词义本身分析,单数形式“Correction”与复数形式“Corrections”有重要差异。

 单数形式的“Correction”包括两种含义:(1)订正、修改、校正、矫正;(2)惩治、惩罚、惩戒。[1] 需要指出的是,英文单词往往一词多义,一个单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翻译时往往需要根据相关的背景,从多义词中选择一个最符合当下背景的词义。因此“correction”既可以翻译成“矫正”,也可以翻译成“惩罚”。但是,中文词语则具有相对确定性,不具有英文那样广泛的一词多义性。例如,中文“矫正”就没有惩罚的含义,“惩罚”本身也没有矫正的含义。

 需要明确的是,在特指对罪犯管理而使用该词时,规范的形式是复数“Corrections”而不是单数“Correction”。该词的复数形式并不是国际社会广泛使用的词汇,主要使用的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并且有其特定的含义。由于该词在英语国家中使用的局限性,我国英汉词典的编纂者尚未将该词编入,因此,在英汉词典中未有该词,而只有单数的“Correction”;在一些场合下,有复数和没有复数的词可以同义翻译,但是也有一些词是不能同义翻译的。该复数词特指对认定有罪的包括被起诉的犯罪人进行管理的活动,包括对监禁犯和社区罪犯或未决犯罪人和嫌疑人的管理,它并不是单一“矫正”的含义。美国专业辞典对“Corrections”一词的定义是:所有的政府机构、设施、项目、程序、人员和技术所涉及的对犯罪嫌疑人或判决的成人罪犯、未成年犯或轻微犯罪人的接收、拘留、监禁、监督、矫治和判决前的调查等活动。[2]新西兰政府设立“Corrections”局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在监禁机关的罪犯和社区的犯罪者服刑;提供教育、工作训练和支持的处遇项目使他们获得更生,并且减少他们重新犯罪的可能性。[3]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部分州(省、地区)政府下设的“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机构),担负着对监禁机关的罪犯和社区犯罪者服刑期间管理的职责。全部的管理活动包括惩罚、监管、教育矫正、社会支持等各种项目。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Community Corrections”适用管理的对象除法院刑事裁决的外,也包括未经法院裁决的犯罪人,如暂缓起诉和审前释放等制度下管理的犯罪人。因此,“Community Corrections”是指在社区中,执法和相关机构对罪犯和犯罪人惩罚、监管、治疗、帮助其回归社会的全部活动的总称,在以上国家语境下并没有“社区矫正”的本意。

 可见,“Community Corrections”是指在社区进行的对犯罪者的全部管理活动。近期美国教科书对“Community Corrections”的定义是:对触犯刑事法律者的不同类型的监督、治疗、使之重新与社会结合,控制、恢复和支持的项目。这些项目是刑事司法执法系统针对罪犯和未成年人违法者的设计,包括在审判前转向、分流的项目、审判前的释放项目以及治疗项目,运作机构除官方机构外还有民营机构,特别是未成年人项目。[4]美国《成人Community Corrections示范法》对该词的定义是:“罪犯在实施犯罪或居住的社区内服刑的制裁方法总和。制裁方法主要有:(1)标准的缓刑;(2)严格监督的缓刑;(3)社区服务;(4)家庭监禁;(5)电子监控;(6)基于社区中途住所条件下的措施:监督、监管、毒品或酒精治疗项目、就业咨询以及其他治疗或咨询的形式;(7)门诊治疗;(8)必需的就业、教育和培训;(9)日间报告中心;(10)赔偿;(11)基于收入的罚金。” [5]美国亚利桑那州对“Community Corrections”的定义是:通过对社区犯罪者的监督来保护公众,这些犯罪者包括从监禁机关释放的或在州际合同下接收的犯罪者,直到他们的监督期届满。[6]澳大利亚对“Community Corrections”的定义是:管理和监督社区的罪犯。这些罪犯需要在社区服完法院的判决或者是替代监禁的考验期,或者是有条件释放的裁决,例如假释。这意味着罪犯必须经常向他们的社区corrections工作人员报告,也可能需要参加没有报酬的社区劳动和更生项目。[7]以上说明,“Community Corrections”是在社区中,执法和相关机构对罪犯和犯罪人惩罚、监管、治疗、帮助其回归社会的全部活动的总称,使用该词的国家在其特定的语境下并没有“社区矫正”的本意。

 那么对“Community Corrections”应如何中译?美国马里兰州的政府网站将Public safety & correctional services中文翻译为“公共安全与惩教署”;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对“Corrections”一词的官方翻译是“惩教”而不是“矫正”,将管理罪犯的部门称为“惩教署”;我国澳门地区政府下设区惩教局,负责罪犯的刑罚执行。他们把罪犯和犯罪人管理的主要内容概括为惩罚和教育矫正,简称“惩教”,这些也是刑罚执行活动的主要内容。而我们将其翻译为“矫正”,回避和遗漏了惩罚犯罪人的重要内容。

 (二)误译原因

 笔者认为,导致该词出现翻译错误的重要原因:

 一是在我国早期出版的《英汉词典》中,本身就没有带复数的“Corrections”一词,而只有“Correction”,这样,译者在不了解特定背景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基于单数的“Correction”选择“矫正”作为对应的译词。该词是在20世纪后半期(改革开放后)开始翻译介绍到我国,当时我国对罪犯的管理称之为“劳动改造”,许多监禁机构被称为“劳改队”,结合当时中国的背景,似乎选择“矫正”比较合适,使得错误翻译得以延续。进入21世纪,《英汉词典》中出现了带复数的“Corrections”,由于词典的编纂者对专业的不熟悉,将复数形式的“Corrections”解释为矫正[8],《英汉词典》和《英英词典》延续对“Corrections”的错误解释,导致曲解原意的翻译占据支配地位;

 二是译者在翻译时带有主观倾向性。在英汉词典中没有“Corrections”一词的背景下,把带复数的词当成不带复数的词翻译,习惯将一个英文单词翻译成一个对应的中文单词,译者往往选择“矫正”而不是“惩罚”。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教育刑的关注和重视成为国际趋势,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41条规定了对监狱罪犯实行劳动改造,1997年对《刑法》进行了较大修改,在46条中规定监禁罪犯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而当时刑法中对社区罪犯的管理并没有教育改造的规定,因此,在对“Corrections”进行翻译时,译者选择“矫正”一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希望改变在我国2003年开展社区矫正试点之前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单纯监管模式,虽然出发点有积极的因素,但毕竟没有把握住该词的原意。笔者作为在我国社区矫正开展之前和之后的“社区矫正”译者之一,对于误译和推动该词的使用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社区矫正”不适合作为法律名称使用

 法律名称应避免误解或歧义,实践证明,“社区矫正”这一名称除了容易引起歧义之外,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不适当性,且与上位法、相关法律和中央文件精神相悖,其不适合作为法律名称使用理由如下:

 (一)定义上的模糊

 “社区矫正”作为一个官方的法律用语,在2003年“两院两部”发布的《关于社区矫正试点的通知》中首次展现在国人面前,鉴于对这个概念的陌生,该通知对其下了定义,以后在措辞上略有变化,目前最权威的定义是2009年“两院两部”《在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的意见》中,其表述是:“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9]笔者认为,上述定义存在模糊性且自相矛盾,表现在3个方面。

 1.性质的含混

 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内容是对社区罪犯的管理,因此,在文件中将其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的表述是可行的,因为它归属于非监禁刑罚执行的类别,但作为社区矫正的定性就不确切了,因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并非仅限于对社区罪犯的管理,对死刑的执行也属于非监禁刑罚执行,因此,这个定性不能与其他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如死刑)加以区别,笔者倾向于其工作性质属于“社区刑罚执行” [10]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虽然将其明确为刑罚执行,但是在前面的定语中,即对刑罚执行内容的说明中,仅强调“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忽略了刑罚执行的第一位的任务——“惩罚罪犯”,即通过执行来实现法院的刑事判决和裁定。所以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后,由于“社区矫正”是在原有公安机关对社区罪犯管理的基础上贴的新标签,于是出现了人们对社区矫正性质的众多解释,或者说是对社区矫正“性质”的重新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社区矫正的性质并不是刑罚执行活动,而是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性质的管束保护或观察保护[11];社区矫正除了刑罚执行性质,还应具有社会福利的性质等观点。[12]刑法学界也有相当多的学者不赞成缓刑是刑罚执行的观点,认为根据《刑法》条文的规定,缓刑是有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对罪犯在社区的管理仅仅是缓刑考验期,所以不是刑罚执行。在将“缓刑”贴上“社区矫正”的标签后,更加固化了一些人对“缓刑”不是刑罚执行的观念。虽然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在2018年3月和11月份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的性质,但由于“社区矫正”的标签作用,理论和实务部门的一部分人仍然对其性质存在模糊的认识。

 2.工作任务的费解

 作为常识,刑罚执行或者说对罪犯管理的首要任务是惩罚罪犯。《监狱法》1条明确规定了监禁刑罚执行的基本任务是“惩罚和改造”,其中“惩罚”任务在“改造”任务之前。尽管社区刑罚执行的“惩罚”力度要轻于监狱,但同属罪犯管理,其任务具有一致性,即第一位是惩罚,第二位是在惩罚基础上的教育矫正。然而,在“社区矫正”标签和重矫正思维的影响下,我国对社区矫正任务的认识存在严重的偏差,“两院两部”在2003年、2005年、2009年关于社区矫正试点、试行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及2012年《社区矫正实施办法》、2016年国务院法制办《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中,均未出现“惩罚”的字眼。从社区矫正的定义看,任务只有两项,矫正罪犯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定义本身提出的任务与刑罚执行的工作性质自相矛盾。在2003年“两院两部”《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实际提出的任务有3项:管理监督、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在2009年《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中,为了凸显“教育矫正”,将这3项任务的排列变为“教育矫正”“监督管理”和“适应性帮扶”。笔者认为,这种对社区矫正任务排列顺序的调整是对社区矫正定位的偏差和方向性误导。“教育矫正”固然重要,但不应改变惩罚(监督管理)作为社区刑罚执行的首要任务,可见,用“社区矫正”来表述社区刑罚执行活动,难免会产生重教育矫正,轻惩罚监管的倾向。

 在对社区罪犯管理的任务中,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和处理好惩罚监管与教育矫正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惩罚监管是第一位任务,在社区矫正监管期间,需要限制和剥夺罪犯的部分权利,使其承受一定痛苦与损失的体验,感受到犯罪后果付出的代价;教育矫正是为了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再社会化和降低再犯率而派生出的任务,之所以说“派生”,是因为这一任务只能在服刑期间展开。毫无疑问,现代刑罚执行已不是单纯的惩罚,需要在执行期间向罪犯提供教育矫正项目。但依据法律,只要服刑期满没有被收监或重新犯罪的罪犯,不论教育矫正是否达到预期效果,都不能再限制和剥夺其权利,而尚未完成的教育矫正项目也要停止。实践证明,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对犯罪的影响,服刑期间罪犯取得的矫正效果与其再犯罪可能性并不完全一致。由此便可看出教育矫正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针对在社区矫正服刑期间的罪犯,无论其表现好坏,都不能打破对其惩罚监管的底线,用“矫正”来作为对罪犯管理的标签是片面的。尽管教育刑与报应刑、威慑刑等传统刑罚展开博弈,但是以教育刑为主线的刑罚难以贯穿始终。[13]美国在20世纪初根据教育刑理念开始尝试“不定期刑”——罪犯的实际刑期取决于其服刑期间的表现。但因为这一制度与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公众的接受程度相冲突,所以并不能在当下的刑罚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有学者认为,刑罚必须与犯罪行为应受惩罚相适应,刑罚与教育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过分强调教育在刑罚执行中的作用,惩罚与教育之间的潜在冲突则会导致刑罚本质和功能的分裂。[14]在现代刑罚执行中,教育可以起一定辅助作用,但绝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刑罚。笔者认为,尽管社区对罪犯的惩罚力度不及监狱,但不能因此忽视对社区罪犯服刑过程中的惩罚本质,在刑罚执行过程中,需要对教育矫正给予一定重视,但不可本末倒置。

 3.管理对象的混淆

 用“社区矫正”来表述社区刑罚执行,容易产生根据“矫正”的需要来确定管理对象的偏差。

 2003年、2005年“两院两部”关于社区矫正试点文件中指出,社区矫正的对象包括被裁决管制、缓刑、假释、剥夺政治权利和暂予监外执行5类。实践中,剥夺政治权利和暂予监外执行的人是否应纳入社区矫正仍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他们不宜列为社区矫正的对象。[15]主要理由是:

 (1)从行刑的目的来看,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而社区矫正的目的是通过社区刑罚执行促进罪犯再社会化。暂予监外执行虽然在客观上也具有使犯罪人社会化的效果,但该制度建立的根本目的并非出于使犯罪人社会化的考量;

 (2)从实际运作来看,对于监外执行的犯罪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实际上是难以进行的。我国《刑法》规定,对于被判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只取消其行使某些权利的资格,并未附加其他法定义务[16],

 (3)从刑种的性质来看,剥夺政治权利属于一种资格刑,不同于管制、缓刑、假释等限制自由的方法和措施,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刑罚用同一种执行方式执行未免过于牵强。[17]剥夺政治权利不具备管制、缓刑、假释所具有的共同内容——对罪犯的“人身自由限制性”。[18]有鉴于此,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的黄太云认同上述理由。暂予监外执行属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因此没有将被“剥夺政治权利”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列为社区矫正的对象写入刑法中。[19]由于《刑法修正案(八)》仅对缓刑、假释和管制人员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做出明确规定,没有将剥权和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纳入社区矫正,造成《刑法》中规定了3种人,而“两院两部”文件中规定了5种人的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主要是基于对罪犯是否需要矫正而非基于是否需要刑罚执行的考虑。

 (二)实践中的偏差

 由于对“社区矫正”性质和任务的模糊认识,即对社区罪犯的管理是具有惩罚任务的刑罚执行工作,还是不具有惩罚任务的罪犯矫正工作存在异议,导致在实践中存在偏差。具体表现为2个方面:

 1.社区矫正执法主体的非执法性质

 在社区矫正试点前,我国是由公安派出所承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这种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公安机关有一定的强制执法权,执法过程更具严肃性、权威性。但缺陷是由于派出所工作繁忙,再加上社区罪犯的数量有限,因此,对这些人员的管理往往时间得不到保障,难以专业化。社区矫正试点后,把执法主体从公安机关转到司法行政机关,具体由乡镇、街道司法所承担。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加强对社区罪犯的正规化、专业化管理,而且大大削弱了执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现在看来,这是我国社区矫正顶层设计的重大失误。1983年,中央决定将监狱工作从公安机关转到司法行政机关,在转移时采取了“整建制”移交的办法,即原有的人财物全部转到司法行政机关,这样就保证了工作的平稳过渡和衔接。而社区矫正则不同,公安机关只是把工作任务转给司法行政机关,并没有把相应的人财物全部转入,这样使得司法所承接这项任务面临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因为司法所本身业务繁重,编制不足,没有执法权,缺乏执法经验。据2017年初官方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共有司法所40371个,按政法专项编制的分配情况划分,无人所(没有政法专项编制的,以下类推)3027个,占7.5%;1人所14269个,占35.3%;2人所14156个,占35.1%;3人及3人以上所8919个,占22.1%。全国司法所专兼职工作人员达123343人。其中,专职在编人员79877人,占总人数的64.8%;聘用人员33982人,占总人数的27.6%,(聘用人员中,政府购买公益岗位人员为27123人,占79.8%);兼职人员9484人,占总人数的7.7%。[20]可见,司法所仍然处于人少质弱的困境,并不适合承担刑罚执行的任务。

 社区矫正执法主体的错误设置与“社区矫正”的标签有重要的关联,与“两院两部”对社区矫正定义中突出“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而忽略惩罚罪犯的内容有重要关系,也为非刑事执行机关承担执法工作开了绿灯。社区矫正从试点至今已有16年,实践证明,司法所难以承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执法工作,需要由专门的执法机构替代。

 2.缺乏必要的惩罚机制

 社区矫正管理的现状是:实践中普遍忽视对罪犯必要的惩罚和严格监管,一些地方过度使用形式化的、效果不明显的心理矫治和其他教育矫正措施,弱化了刑罚执行中惩罚的威慑功能。我国刑法在总体上偏的重刑,但是对社区罪犯的惩罚性规定(或者说罪犯的刑罚负担)的力度明显低于轻刑化的发达国家,存在重监禁刑轻社区刑的倾向,对缓刑、假释的适用率偏低,对社区罪犯在服刑期间权利的限制和剥夺的研究不够。在2013年废止劳教制度之前,未构成犯罪的劳教人员尚且受到1至3年的剥夺自由并强制劳动惩罚,但构成犯罪的缓刑假释人员在社区的处遇却宽松有余。笔者在2018年5月对某市237个社区服刑人员开展问卷调查,在“在社矫期间是否感受到一定痛苦和损失”的设问中,有114人回答“是”,有113人回答“否”。说明有一半的罪犯虽然在社区服刑,但并没有感到自己犯罪后应付出代价,更没有感受到刑罚的威慑力。如此,对社会潜在的犯罪威慑功能也势必大打折扣。虽然《刑法修正案(八)》意识到对社区罪犯刑罚负担的欠缺,增加了对管制、缓刑人员“禁止令”的规定(禁止进入特定场所、禁止参加特定活动、禁止接触特定人),但是无论是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对社区罪犯的惩罚力度比较,还是从与我国监禁刑相衔接的角度来考虑,我国社区刑罚执行的惩罚力度都明显不足。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对社区刑罚的方法和措施进行改革与完善:(1)适当增加社区罪犯的经济负担——赔偿、罚金、交纳部分管理费及社区服务;(2)适当增加禁止性规定——禁止出入特定场所、禁止接触特定人员、禁止从事特定的职业、禁止参与特定活动;(3)适当增加社区监管措施——建立中途住所和日报告中心、可针对特定罪犯采用宵禁或半宵禁、电子监控和家中监禁等;(4)赋予执法者相应的执法地位和执行权——明确执法者的人民警察身份,为执法者配备一定的警械具,如警棍、手铐、催泪器等,对管理对象在特定情况下可采取拘押措施。随着我国社区刑罚适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亟待完善惩罚性措施、加大惩罚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考虑,用“社区矫正”来涵盖这项工作是不妥的。

 (三)与上位法相悖

 将对社区罪犯管理的法律名称仅用“矫正”二字,不仅会以概偏全,误导实践,而且与上位法及中央文件的精神相违背。《宪法》28条、《刑法》1条、《监狱法》1条规定皆表明刑罚和刑罚执行的首要任务是惩罚犯罪分子,社区矫正作为社区的刑罚执行,应当与法律的规定和原则保持一致,不应用“矫正”替代“惩罚”。党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表明党中央在强调健全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时,也强调惩罚是第一位的,矫正是第二位的这样一个理念,也表明党中央牢牢把握了社区矫正的方向。然而我国《刑法》《刑诉法》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文件中都采用了“社区矫正”的提法,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科研机构没有为党中央和国家立法机关提出科学的研究成果,没有对泊来词的翻译进行斟酌,况且在我国历史上还曾有把监狱工作称为“劳动改造”的经历。“矫正”与刑罚和刑罚执行的本质属性要求相违背,刑罚和刑罚执行的本质属性是对罪犯的惩罚性而不是矫正性。对社区罪犯的管理是实现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决的过程,首先需要体现惩罚罪犯的本质属性,这样有利于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和威慑功能,伸张公平正义,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矫正和改造是在罪犯服刑期间派生出来的任务,不应作为刑罚执行的主标签。

 三、对“社区矫正”的修正

 鉴于“社区矫正”的误译及对执法工作的负面后果,有观点提出用“社区刑罚执行”或“社区惩教”来替代。[21]笔者倾向于将“社区刑罚执行”作为法律名称,理由是:

 (一)通俗易懂

 “刑罚执行”对大多数公众来说是明白无误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而目前许多公众及一些领导并不知道或不清楚什么是“社区矫正”,相当多人认为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管理。目前我国法律已确定的社区矫正对象是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4类,但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一类犯罪人是否应被纳入社区矫正仍存在争议。当然,采用“刑罚执行”也会有一定的认识障碍,因为有不少学者仍坚持认为缓刑不是刑罚执行。[22]笔者认为,刑罚是依照国家刑事法律对犯罪者实施的强制处分措施,该措施涉及对犯罪人公民权利的限制或剥夺。换言之,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对犯罪人实施的惩罚。刑罚的外延是刑罚内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对象,换言之,是刑罚内涵的具体表现形式。有观点认为,我国的刑罚就是指刑法中规定的5种主刑和3种附加刑,因此,缓刑、假释被排除在刑罚方法之外,所以对缓刑、假释的执行并非刑罚执行,这种理解没有弄清楚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逻辑关系。事实上,符合刑罚内涵要求的表现形式,都是刑罚外延的体现,因此,我国刑罚的外延不仅包括5种主刑和3种附加刑,根据现有的规定,还包括驱逐出境、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禁止令、缓刑、假释等。如果今后借鉴国外的做法,在刑法中增加社区服务、宵禁、电子监控、中途宿舍、单独判处赔偿、剥夺和限制资格等内容,无疑都属于刑罚的外延,也属于国家对犯罪者实施的强制处分措施。因此,认为缓刑不属于刑罚、缓刑的执行不是刑罚执行的观点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基本常识。刑罚执行的内涵是将刑罚加以实现的过程,换言之,是将国家公权力确定的惩罚措施加以实现的过程。笔者认为,刑罚执行需有3个基本特征:一是依据司法部门作出的刑事裁决;二是实现对犯罪人的权利的限制和剥夺;三是这种执行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我国对缓刑的执行,完全符合刑罚执行的内涵及特征,因此,对缓刑的执行无疑是刑罚的执行。照此推理,对假释以及“禁止令”的执行也无疑属于刑罚执行。“两院两部”对社区矫正的定性是“非监禁刑罚执行”,说明国家的政法部门认可了缓刑、假释是刑罚执行的表现形式。但是,“非监禁刑罚”的提法存在瑕疵,虽然“两院两部”关于社区矫正试点试行的法律性文件中确定的5种对象属于非监禁刑罚执行的范畴,但是作为定性来说,它还需要与属概念加以区别,而“非监禁刑罚执行”不能与其他非监禁刑罚执行加以区别(例如死刑)。目前,世界上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取消死刑或实际取消死刑,对他们而言,将社区犯罪人管理工作定性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是可行的,而在我国仍保留死刑适用的背景下,用此提法会导致概念外延的不周全,而采用“社区刑罚执行”来定性,可以解决外延混淆的问题。明确社区刑罚执行有利于统一对缓刑、假释的执行,有利于使缓刑、假释人员明确自己的罪犯身份,明确国家需要依法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刑事惩罚,同时给予必要的教育矫正。

 (二)有益工作

 对于社区罪犯的管理工作而言,“社区矫正”的名称会对该项工作产生负面导向作用。一些地区过分强调心理矫治和教育帮扶,使严肃的“执法活动”变成了慈善的“教育感化运动”。如果改用“社区刑罚执行”这一名称,有利于扭转这种偏差;有利于尽快建立社区执法管理机构和专业化的执法队伍,扭转将刑罚执行工作交由不具有执法职能的司法所承担这一顶层设计的失误;有利于在立法中明确社区刑罚执行的基本任务;有利于促进我国社区刑罚及执行体系、机制及机构设施的完善。根据党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的要求,需要统一刑罚执行体制。2018年11月22日,司法部召开了监狱社区矫正刑罚执行一体化全国视频会议,旨在加强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力度。目前我国的监狱体制已有较好基础,1983年,根据中央的部署,监狱管理工作从公安机关整建制(全部的人财物)移交司法行政机关,经过30多年的努力,目前在机构设置和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而对于社区罪犯的管理,从2003年社区矫正试点开始,执法主体逐渐从公安机关向司法行政机关转移,但距离制度上的完善差距还很大。“社区矫正”名称不利于加快社区刑罚执行体制的完善,例如,在国务院的《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中,因为强调矫正,对于社区刑罚执行机构仅在第4条中提出:“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区矫正工作。”显然,这种简单概括的规定,不能解决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更名为“社区刑罚执行”,那就应在立法中用专章对社区刑罚执行机构以及执法人员作出明确规定。

 (三)符合情理

 公众的支持是指在特定的国情背景下,既能满足公众的法律情感,又能符合客观的规律。强调“矫正”是一种偏重柔性的管理,忽视了刚柔并济的结合,采用“社区刑罚执行”有利于适度增加刑罚的报应、威慑、伸张正义的功能,使公众能够看到社区罪犯需要为其犯罪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犯罪人在社区服刑不能得到适当的惩罚,一般人是难以接受的,这也涉及这一项重大改革措施能否得到发展。从世界范围来比较,我国刑罚是偏重的,主要表现为死刑罪名多,监禁刑刑期偏长,包括在2013年以前对尚未构成犯罪的“劳动教养人员”的惩罚也是比较严厉的。而对社区服刑的罪犯管理则过于轻缓,不能在监禁和劳教之间形成适当的梯度。同时,与当前刑罚趋于轻缓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对社区罪犯在服刑期间的惩罚力度明显偏轻。这样的管理模式,难以使我国的社区矫正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并获得长足的发展。为获得公众对社区刑罚执行的支持,英国内政部在1998年发起了“给缓刑机构重新命名”的活动[23],并公布能体现社区刑罚执行本质的名称供公众选择。直到2004年,将原有的国家缓刑局与监狱管理局合并,更名为罪犯管理局,进一步从名称上强化了缓刑管理是对社区中罪犯的管理。21世纪初,英国的刑事法律将适用广泛的“社区服务令”更名为“社区惩罚令”,旨在彰显罪犯在社区的劳动具有惩罚的功能。另外,在刑事法律中加强了对社区罪犯的权利限制及经济制裁措施。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将更多的罪犯放到社区服刑,但由于惩罚力度过于轻缓引发公众的不满。为了控制犯罪率的增长及满足公众的需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步建立起适当增加惩罚力度的社区行刑管理机制——“中间制裁(Intermediate Sanctions)”措施。经过多年的实践和不断的完善,“中间制裁”措施已成为美国社区刑罚执行中的重要内容。美国的实践表明,他们实际上是把惩罚罪犯放在首要的地位,在惩罚的前提下给予罪犯必要的教育矫正措施,将“Community Corrections”翻译为“社区矫正”并不符合美国的实际。将“社区刑罚执行”作为法律名称可以明白无误地展示出该项工作的性质,但是一些人会认为这样的表述突出了刑罚的惩罚功能,容易忽视对罪犯的教育矫正。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刑罚执行的功能具有多元化,但惩罚罪犯始终是第一位的,当然,惩罚的“度”是需要认真把握的,只有适度惩罚才能发挥刑罚的威慑功能,而单纯的教育矫正不能发挥刑罚的威慑功能,在满足惩罚需求的基础上,需要有针对性地对罪犯实行教育矫正,包括将恢复性司法执法的理念融入其中。

 选择“社区刑罚执行”作为法律名称比采用“社区惩教”更为明晰。选择用“社区惩教”替代社区矫正的观点认为,惩罚罪犯和教育矫正是罪犯管理工作的两项基本任务,我国《宪法》和《刑法》相关条文已表明了这是对罪犯管理的法定任务,因此,对社区罪犯的管理理应包涵其中。在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的罪犯管理机构的名称也称为“惩教”。为什么采用“教”而不采用改造的“改”或矫正的“矫”?因为“改造”和“矫正”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改造”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矫正”是一个泊来词,公众在接受上有一定的困惑,而“教育”则通俗易懂,也包含了改造和矫正的大部分内容。所以采取“社区惩教”既可以包含社区刑罚执行的主要内容,又可在字面上避免社区矫正过分强调教育矫正而忽视对罪犯的惩罚。但是,从刑罚执行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监狱法》明确了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但并没有排除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称为社区刑罚执行,有利于在机构设置和队伍建设上的衔接和必要的融合,促使其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进一步提高工作的效率。

 有观点认为,我国使用“社区矫正”这一名称已有15年了,在2011年被写入《刑法》,2012年被写入《刑诉法》,已获得了不少社会关注度,有一定的影响力,没有修改的必要。笔者认为,对于容易引起误解的法律名称,而且确实存在翻译错误,误导实践的情况,应在发现后及时更正,亡羊补牢。况且,“社区矫正”这一概念在我国尚未普及。在我国历史上曾有类似改动刑罚执行法律名称的先例,1954年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工作条例》用“劳动改造”来概括监禁刑刑罚执行工作,实践证明,这种表述以偏概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监禁刑工作任务的不明确,甚至发展为使监狱工作陷入片面追求利润的歧途。最终在使用了40年后,在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称谓中替代了“劳动改造”,旨在避免将单一的改造方法或特色替代监狱的全面工作,同时也避免执法者和公众对监狱行刑的误解。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国家立法时将“社区矫正”改为“社区刑罚执行”。

 【注释】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对社区矫正顶层设计的评价与修正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AFX012。

 [1]参见《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页;《现代英汉汉英词典》,外研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页;《现代英汉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964页;《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页。

 [2] Rush, George E, The Dictionary of Criminal Justice, The Dushkin Publishing Group, 1991, p.70. 

 [3]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Their role is to make sure people in prison and offenders in the community serve their sentences; provide treatment programmes, education, job training and support to rehabilitate people and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them re-offending.https://www.govt.nz/organisations/department-of-corrections/,2017年6月27日访问。

 [4] Edward J. Latessa & Paula Smith: Corrections in the Community(6th Edi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5, p.3.原话是:This term refers to numerous and diverse typed of supervision, treatment, reintegration, control, restoration, and supportive programs for criminal law violators. Community corrections programs, as shown later, are designed for offenders at many levels of both juvenile and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5] Branham, Lynn S. Michael S. Hamden, The Law and Policy of Sentencing and Corrections, St. Paul, MN: Thomson/West, 2005, pp.266-267.

 [6]原话是: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s Bureau of the Arizon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DC) are to protect the public through community based supervision of offenders upon release from an institution and/or offenders accepted under the Interstate Compact(ISC) until expiration of their term of supervision.https://corrections.az.gov/community-corrections, 2017年6月25日访问。

 [7] http://www.csc-scc.gc.ca/publications/005007-3008-eng.shtml, 2017年6月25日访问。

 [8] 参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辑室:《柯林斯英语词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72页。

 [9] 200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

 [10]参见***:《论社区矫正的社区刑罚执行性质》,《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8期。

 [11] 参见程应需:《社区矫正的概念及其性质新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2]参见史柏年:《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思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3]参见陈伟:《教育刑与刑罚的教育功能》,《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

 [14]参见王利荣:《行刑法律机能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15]参见赵秉志:《我国刑事立法领域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探讨》,《求是学刊》2009年第2期。

 [16] 参见赵秉志:《罪刑总论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3-504页。

 [17]参见高铭暄、陈冉:《结合〈刑法修正案(八)〉谈我国社区矫正的本土化发展》,《中国司法》2011年第5期。

 [18]参见史丹如:《社区矫正执行的若干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9]参见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修改和完善》,载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编:《监所检察工作指导》,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

 [20]参见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司法所工作指导处:《2016年度司法所工作发展报告》,《人民调解》2017年第5期。

 [21]参见葛炳瑶、徐祖华、孔一:《关于社区矫正立法若干问题的思考》,载***、姜爱东、朱久伟主编:《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研究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7页。***:《论惩罚在社区矫正中的地位》,《犯罪与改造研究》2010年第4期。也有建议将“社区矫正”改为“社区行刑”,详见郭明:《社区矫正的刑事政策问题》,《中国监狱学刊》2009年第6期。

 [22]依据是《刑法》第76条的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刑法》第77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23] Worrall, “Laws and orders: public protect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Current Issues in Criminal Justice, 10(2), 1998, pp.18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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