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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情况调研

发布时间:2021-02-20 10:40:19     访问量:87

作者:原静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三级调研员

2019年12月28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促进社区矫正法实施——纪念《社区矫正法》通过一周年 第二届线上社区矫正法治论坛顺利召开,部分理论界、检察院、法院、社区矫正实务工作者等济济一堂,围绕社区矫正实施现状及效果进行评析,分析社区矫正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本期刊载的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静同志在论坛的发言,发言的主题是“社区矫正法一周年——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情况调研”。

一、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身份定位

我国当前社区矫正的模式,是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予以配合,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的形式。根据社区矫正法与《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工作的地位为社区矫正的决定者和衔接配合者。

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工作的地位为社区矫正的决定者已是共识,因为量刑是社区矫正启动的前提程序。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工作的地位为社区矫正的衔接配合者,此观点一直饱受争议,质疑者认为社区矫正法中关于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环节的内容中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的具体职责,所以人民法院的衔接配合者身份无从谈起,但其实社区矫正是系统性工程,人民法院共在社区矫正的四个阶段发挥着衔接配合的作用,即社区矫正适用前的衔接配合,对社区矫正对象交付接收的衔接配合,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理的衔接配合,社区矫正对象收监执行的衔接配合。

人民法院如何在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的衔接配合作用?在2016年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衔接配合管理意见》中,具体的参与健全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及情况通报制度,参与建立完善社区矫正对象信息交换平台都可体现。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观点是,社区矫正是完善刑罚执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以社会资源的整合为基础,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社会干预为手段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该观点是《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中第四部分“切实加强对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的延续。

因此仅依据社区矫正法就认为法院没有监督管理、教育帮扶职责的观点是不妥当的。

二、介绍北京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情况

北京市是于2003年被确定进行社区矫正试点的六个省市之一,2003年至2019年,共累积差不多六万人接受社区矫正。北京市自开展社区矫正试点以来,一直严格履职、主动作为。

(一)亮点

海淀区法院与海淀区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共同签署了《社区矫正合作协议》,这一做法开辟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新思路,属于全国首创。顺义区法院和平谷区法院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加大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回访及帮教力度,严防特殊时期出现脱管和漏管现象。2020年2月,平谷区法院通过网上法律服务服务系统完成了9名社区矫正对象的刑事判决。东城区法院先后被授予市区级社区矫正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二)问题

社区矫正法颁布前人民法院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通过立法得到解决,如执行地确定难问题,原审法院对异地执行的罪犯核准难问题。并且,近期北京市委政法也督促有关部门修订和完善社区矫正相关制度规范,让人民法院更充分、更有效发挥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

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存在,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方面是缺少法律层面的依据的,一些法官的工作参与情况受案件压力影响较大,人民法院与其他部门的衔接配合程度有待提升,人民法院进行调查评估工作数量减少。

三、对假释制度的思考

假释案件相较于一般的刑事案件具有三特点:

一是庭审结构缺少利益冲突的双方主体,开庭率低,导致庭审的对抗性较弱,缺乏对抗性的诉讼性构造,假释案件庭审实质性审查的作用被弱化。

二是假释案件的证据材料具有独立性,法院的审核难度较大,难以展开实质性的监督。

三是假释案件的证据种类相对固定,争议焦点较为集中,有利于案件的集中审理和当庭宣判。

经调研,建议通过加强庭审的实质化和合议的实质化来加强对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查,包括四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完善异议人制度;

二是加强与执行机关的协调沟通;

三是深入推进实质化合议;

四是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

1.完善异议人制度方面,虽然法律法规对假释案件审理中的异议人制度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对后续的异议人是否应当参与庭审及其在庭审中的地位还有待细化。

2.加强执行机关的协调沟通方面,假释案件的审限较短,法官实际审理案件的时间有限,且随假释案件实质化的深入,将需要更多的时间花费,同时实践中的集中报请情况使法官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审理数十件甚至上百件的假释案件。建议加强与执行机关的沟通,通过改变批量移送的报送模式,加强证据的引导和制约,进一步规范执行机关提交材料的范围和方式,为开展实质化审查提供有力的支撑。

3.深入推进实质化合议方面,通过明确、界定假释案件的庭议内容,进一步完善合议规格和细化合议团成员职责,推动解决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合而不议”问题,提高审判质效。

4.协调督促检察机关开展实质化监督方面,可以进一步强化院长、庭长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推动假释案件实质化审查改革任务的落实。

四、对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思考

司法实践中,由人民法院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数量并不多,所以说法官在此方面的经验是普遍不足的,相关的配套制度也不完善。根据个人分析,我发现人民法院作出暂于监外执行决定有三难:

一是组织诊断、鉴别时的困难;

二是对罪犯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而进行实质性审查时的困难;

三是对作出暂予监外执行时是否需要附加期限限制难以明确把握。

1.组织诊断、鉴别的时候存在困难。根据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对罪犯进行病情诊断的主体是是省级人民政府的指定医院,这些医院对罪犯的病情诊断往往只是对病情进行客观的描述,对是否属于保外就医严重疾病的范围不做结论,这就让缺乏相关医学专业知识的审判人员难以做出判断,如高血压、糖尿病的犯罪是否属于短期内不至于危机生命?因疾病丧失部分生活自理能力的罪犯程度是否符合?此外,患有传染性疾病的罪犯,很难找到合适的医院进行病情诊断。

2.对罪犯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而进行实质性审查时的困难,在大多数的案件中,人民法院作出暂于监外执行决定时是依据罪犯申请以及执行机构出具的书面建议。需要进行开庭审理的三类重点案件,也存在一些障碍,如有的检察院和司法所认为因哺乳期原因而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罪犯是否出庭并不影响最终的决定,向其征求意见即可。暂予监外执行的审理程序属于特殊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有明确规定,程序尚不够规范,有的法院庭审仅是对上述材料进行形式化的举证、质证。客观上,收监难这个因素也一定程度加剧了人民法院对暂予监外执行条件审查的形式化。

3.对作出暂予监外执行时是否需要附加期限限制难以明确把握。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时需要附加期限限制,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需要。两种观点各有其依据。采纳第二种意见的法院,如一中院和二中院都遇到了重复性审查(暂予监外执行延期审查)的比较多的情况,主要是罪犯刑期较长,且其所患的疾病基本上是高血压三期等无法治愈的疾病,每次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期限最长是一年,到期后要重新审查办理。

针对这三难,个人建议通过强化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实质性审查来推动解决。

一是确立医疗诊断和医学鉴定的双重依据,采取由相关鉴定机构根据诊断证明出具罪犯疾病属于保外就医范畴的专业意见,法官只负责审查相关材料的合法性,也建议政府将符合条件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列入指定医院的范围。

二是提高暂于监外执行案件庭审实质化的程度,对于处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需要延长时间的,要在期满十五日前提起,对于需要开庭审理的,应当在庭审前完成必要的调查工作,通知必要的人参加庭审,引导他们就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等重点提出相关的意见,同时赋予罪犯一定的诉讼权利,保障其权利。

三是自觉接受监督,人民法院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在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前,除审查申请人、鉴定机构的材料外,还要积极听取检察机关、监狱管理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多方的意见,开庭审理中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

四是综合利益衡量,统一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附加期限,避免发生因暂予监外执行犯病情好转或生活自理能力恢复而长期脱管的现象。

总而言之,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通过推进实质化审查工作,不断强化与其他部门的衔接配合,推动完善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作用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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