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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工作玩忽职守罪,到底离我们多远?

发布时间:2021-02-23 14:44:21     访问量:163

作者:焦暄旺

最近,连接碰到两件事情,触动很大!

第一件事是去年底,去某社区矫正管理局交流,在交流中一位社区矫正工作者开玩笑,现在该局不少多年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者通过各种途径转岗,现在从事社区矫正的多数为军转干部。问其为啥,答曰,风险太大,动不动追责,很容易被追责!在地方工作时间长的同志都怕!

第二件事也是年前,接到一位所长家属的哭诉:一位司法所所长、一位曾经在新疆服役16年的军转干部,所里监督管理的一个社区矫正对象因为贩毒被判重刑,所长被以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

这位所长我并不认识,但是因为军转干部这一共同特殊的身份,引起我的关注。

经其家属了解,应该来说,这位所长非常尽职,仅从2018年3月至2018年12月,围绕这名社区矫正对象的工作多达八十项,从报到、教育、走访、公益活动等。笔者也稍微了解了下针对他的指控:社区矫正对象保证人有前科、未按规定对社区矫正对象谈话教育、走访、考核评价,在档案材料上有代签等。

经了解:对于保证人要求,该社区矫正对象近亲属亦不愿意担任,相关规定亦未对保证人有明确要求,亦不能因社区矫正对象不能提供保证人不接收社区矫正对象,司法所亦无能力核查保证人前科情况;

对于社区矫正对象的走访,不少社区矫正机构均要求两人走访,但现实中由于人员数量与工作的严重不对等,很难落实到每次都是两人,为应付检查,有些司法所工作人员会在台账上虚增一人;

笔者进一步了解该司法所情况:该司法所有3名编制人员(其中两名当时临近退休,现已退休),社工3人(其中1人当时产假),负责辖区内40多个村的普法教育、法律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法律咨询、刑释解矫人员安置帮教、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工作、乡镇街道合法性审查、基层治理、“三治”融合过程性指标考核以及和街道各项行政工作对接等工作职责,辖区有社区矫正对象56名。

当然这个案件还有很多插曲:如该社区矫正对象已三次故意犯罪,未做社会调查评估,该所长亦对接收该社区矫正对象提出异议;社区矫正对象期间违反规定,该所长申请对该社区矫正对象做出处罚,因证据不足未批准;社区矫正对象期间被行政拘留、监视居住等,公安机关亦未通知社区矫正机构等诸多情节。

几年前,我们团队曾经编写一本《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警示教育读本》,为此也先后收集国数十个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如果说以前编写书籍的时候更多的是从警示角度,但最近接触的案例,我则更多的是在反思!

玩忽职守罪刑法表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在社区矫正工作实务中,多采用倒推模式,逆向思维。

所谓倒推模式,就是多是先发现社区矫正对象再次重大犯罪,然后倒查社区矫正工作者工作中有无疏忽,然后套用该罪名。其定罪思维模式为,如果你严格落实了教育学习、走访、定位监管等,有可能阻却社区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并基于此建立了因果关系。

但如果这种逆向思维问题来了,社区矫正对象再次犯罪属于一种社会现象,原因很复杂,既有其本身原因,也有社会原因,难防难控难预料。而社区矫正工作现状呢,无论是社区矫正机构,还是接受委托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所,面临着人少事多缺装备,且很多地方与相关部门衔接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工作还面临着不规范,工作中疏漏亦所难免,如果两者结合就可以定位玩忽职守罪,那这项工作风险就被无限放大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工作中亦一样,疏忽亦所难免,社区矫正工作亦是如此。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对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提出明确要求。倘若不充分考虑实际情况,“一刀切”式地处理所有出现错误的干部,不但会削弱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还有可能使其产生怕困难不为、怕出事不为、怕犯错不为、怕担责不为等思想。

社区矫正工作尤其如此,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追责,如果只要社区矫正对象恶性犯罪就将工作中的疏忽作为追究玩忽职守罪的依据,那这项工作风险就处于一种不可预知的风险。

这就需要我们区分可容的“界线”和不可容的“底线”。

社区矫正本身作为一项刑事执行制度,按照《社区矫正法》的相关精神,本身就不同监狱执行,其主要工作为在开放性环境中的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其本质并不是监管,已经淡化对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限制,更主要的目的是促进其融入社会。其无法像监狱执行那样对社区矫正对象那样时时监督,更主要的是通过走访信息化核查等方式进行抽查,通过教育改变其思想,其均具有偶然性,不具有时时性,本质上很难做到对全部社区矫正对象的再次犯罪的有效预防。

基于此,如果仅因为偶发性的社区矫正对象的恶性犯罪,倒查到社区矫正工作者工作中的疏忽,基于此定性为玩忽职守犯罪,那社区矫正工作就风险就充满着不可预知性,社区矫正工作者每个人头上都会顶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诚惶诚恐。

如果基于此就可以定性为玩忽职守犯罪,那就社区矫正工作中,人民法院判决适用缓刑应不具备社会危险性,其再次犯罪是否应倒查人民法院是否充分考虑其不具备社会危险性?如果那样,那是否应追究检察机关刑执部门平时没有发现工作者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疏忽的责任?如果那样,是否应该追究公安机关对衔接工作中的迟延通知责任?如果都因为社区矫正对象恶性犯罪,仅因工作疏忽就倒推责任,甚至追究刑事责任?那试问有多少人敢安心工作?亦或没有人敢判决适用缓刑,刑事执行检察官每天也是诚惶诚恐……

如果按照这种思路,道路出了交通事故,只要交通交通管理中有疏忽,是否需要追究交警的管理责任?社会上出现了恶性犯罪,只要工作中曾经存在疏忽,就追究公安机关的社会治安管理责任?那将会出现一种怎样的场景?

当然,也是由于此种追责机制下,社区矫正机构工作者本来的出于一种自我保护需要,需要越来越多的台账留痕,需要更多的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更严格的管理,更严格的请销假,社区矫正工作者也被此搞了疲惫不堪,身心疲惫。

也正是基于此,各地出来了越来越繁琐的规定,越来越繁琐的流程,越来越细化的细则,有些不乏与《社区矫正法》精神不符。但出于保护自身的需要,很多只能选择前者。

作为笔者,只是想说对社区矫正工作者追责,不能一刀切,需要区分工作中的疏忽与工作中的玩忽!要真正建立起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保护机制、容错机制,只要这样,才能真正让社区矫正工作者敢干、能干、放手干!才能真正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健康发展。

否则,社区矫正工作者距离玩忽职守罪真的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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