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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社区矫正研究综述

发布时间:2015-01-08 18:55:29     访问量:10979

      上海政法学院社区矫正研究中心

一、社区矫正的发展简况

(一)社区矫正工作进展

目前,全国共有社区服刑人员73.1万人,从2003年开始试点至今,已经累计接收211.3万人,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一直处于0.2%以下的较好水平。社区服刑人员家庭生活正常,有利于社会稳定,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1]

1.社区矫正工作会议

2013年12月,司法部负责同志就社区矫正工作答记者问,要求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工作新发展。2014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上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高教育矫正工作水平,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促进社区服刑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的重要性。2014年5月,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吴爱英在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上,强调认真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性。2014年6月,司法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郝赤勇在四川陕西调研时,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性。2014年8月,司法部部长 党组书记 吴爱英在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做“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健全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报告。2014年10月,司法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郝赤勇在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健全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性。2014年10月,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要求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2.社区矫正学术会议

2013年10月29日至31日,全国社区矫正工作培训班在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成功举办,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姜爱东出席开班仪式并作题为《全国社区矫正发展形势与工作安排》的报告。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厅(局)的社区矫正部门负责人和副省级城市司法局分管领导参加培训。培训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副厅长周伟、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荣臣、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刘强等及来自司法行政业务部门的专家、学者给参训学员作了社区矫正理论研究、法律监督、信息化建设、管理教育服务中心建设、舆情应对等辅导报告;各参训学员相互交流了社区矫正工作经验和做法,并实地观摩了杭州市余杭区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较好的培训效果。

 2013年12月14至15日,上海政法学院举办“社区矫正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参会代表来自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中央司法警官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山东政法学院、长沙理工大学、浙江万里学院、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山西、河南警官学院(学校)以及江苏、浙江、上海、天津、湖南等省(市)、社区矫正管理和实务部门的代表共计90余人。参会者中包括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九个社区矫正立项课题的负责人和代表以及一些省部级社区矫正课题的负责人。研讨会围绕“中国社区矫正特色与改革创新”、“社区矫正的性质任务、机构设置和队伍建设研究”、“社区矫正中的重要问题探讨”这三个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研讨中,与会者对我国社区矫正事业的迅速发展感到欢欣鼓舞和令人振奋,同时,学者也以独立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探讨社区矫正制度在运作中需要改进完善之处,积极提出建议和对策,形成对国家立法和实务工作的影响。

2014年9月26日,由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主办、上海政法学院社区矫正研究所(中心)协办的“中英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中方参会的有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上海、江苏、浙江、天津等社区矫正实务部门的相关领导,上海社科院、上海政法学院的领导和部分教学科研人员,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检察日报、上海法制报的记者。英方参会的有国家法务部罪犯管理局、缓刑服务署、承担社区刑罚执行的社团组织负责人,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部分官员。研讨会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对于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健全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社区矫正立法进展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司法部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社区矫正已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

2014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对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做出整体部署。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提出了我国将制定社区矫正法。

2014年11月5日,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并答记者问时就指出,社区矫正立法已经列入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14年立法工作的计划。与此同时,张苏军部长还指出,按照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部署和国务院的要求,司法部在广泛调研论证、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已经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草案送审稿,这个草案送审稿已经于去年2月份提请国务院审议。今年3月份,司法部会同国务院法制办、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了由中央12个有关部门组成的社区矫正立法工作协调小组和社区矫正法草案审查工作专班,制定了工作方案。5月、6月,社区矫正立法工作协调小组开展了立法调研,9月社区矫正立法协调小组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对社区矫正立法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论证。应该说,已经形成了重要的共识。除此之外,张苏军部长强调,目前,国务院法制办正在积极对司法部报送的社区矫正法草案送审稿进一步组织力量进行修改完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制定社区矫正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形势下,对社区矫正法立法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必将促进立法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司法部将积极配合立法部门做好相关工作,加快推进社区矫正立法的步伐,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法,为这项工作依法规范地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三)社区矫正研究情况

从2013年10月1日至今,在杂志上公开发表的社区矫正论文595篇,另有硕博论文39篇。此外,互联网上也有大量研究文章和工作经验介绍。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间段出版的论著有:孙培梁著《社区矫正信息化》(清华大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司法厅编写《社区矫正工作手册》和《社区服刑人员读本》(安徽人民出版社);赵秉志主编《社区矫正法(专家建议稿)》(中国法制出版社);刘强、姜爱东主编《社区矫正评论》(第四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上海市社区矫正管理局编《社区服刑人员教育学习读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张旭光著《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区矫正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金碧华著《支持的“过程”:社区矫正假释犯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研究》(法律出版社);张昱主编《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案例评析》(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平著《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连春亮、李玉成、殷尧著《犯罪矫正形态论》(群众出版社);连春亮、张峰著《犯罪矫正模式论》(群众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著《窗外有阳光》(知识产权出版社);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社区矫正立法研究

1.         社区矫正立法现状及评价

(一)全国性立法现状及评价

1、全国性立法进展

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表示社区矫正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来说,必须有完善的法制做保障。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以及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试点的基础上对社区矫正作了规定,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初步确立。2012年,两高两部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了社区矫正的执行。同时,也为我国制定社区矫正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2]

2、社区矫正立法工作调研

 2013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韩晓武一行到四川省专题调研社区矫正立法工作。[3]2014年4月1 4日至18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崇富一行到陕西省开展社区矫正立法调研。[4]

3、对全国性立法的评价

针对上述与社区矫正有关的法律及规范性文件,一些学者对其做了深入的分析,在肯定其引导作用的同时也提出了我国缺乏法律保障及法律依据的问题。

(1)《刑法修正案(八)》、《刑事诉讼法》

李鹏飞认为即使《刑(八)》增加了关于“社区矫正”的内容,但也只是一部分界定而不是社区矫正的立法规定。[5]莫晓宇、李芳芳认为,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一次将“社区矫正”确定为一种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树立了社区矫正在法律上的根据。然而,《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笼统,对于其执行方式的具体内容,包括程序及方式等并未有明确规定。[6]肖乾利,李凤军认为《刑法修正案(八)》、新《刑事诉讼法》都仅仅是对社区矫正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实务操作性。[7]

(2)两高两部文件

① 肯定性评价

王燕飞对《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出台建构了统一的中国特色刑罚执行制度,填补了我国非监禁刑执行制度的空白,顺应了与监禁执行的制度衔接实践需求,成为了我国社区矫正实现的“大法”或者“母法”。其对于地方的社区矫正具体操作、具体运行发挥出引领与指导作用,具体操作“本法”的详细实施细则尚需要省级有关负责部门进一步明确,这样无疑便利于各地区根据实际进行具体操作运转,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尊重了地方实践的主观能动性。[8]

② 否定性评价

黄瑞琦、张学军认为, 从2003年两高两部颁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到2012年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虽然我国不断颁布和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但社区矫正始终没有上升到立法高度。[9]莫晓宇、李芳芳认为目前,两高两部下发的文件对社区矫正制度做出了规范规定,但是文件都不具有权威性,且立法上并不规范,明显滞后,并缺少细则。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规范,急切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来予以指导,相关解释意见等的出台对于制度的践行也十分必要。[10]张巍认为,《办法》虽好但欠操作性,立法缺失制约矫正工作的实效性。[11]

③ 性质及地位

肖乾利、李凤军认为,《实施办法》仅仅具有“司法解释”的地位。[12]对于两高两部发布的文件的性质及地位问题,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刘丽敏认为从法律位阶上看《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而言,属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就公安部和司法部来讲,属联合颁布的规章,既非法律,亦非法规,仍属于规范性文件。[13]而吴建则认为两高两部制定的《办法》不属于“司法解释”,也不是行政规章,更不是行政法规。[14]

④ 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

文范飞、管圣东、伍正认为,根据《办法》,审判机关、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权力、义务有很多突破了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法理不容。[15]余贵忠、周小稚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关于犯罪和刑罚的内容,只能由国家法律确定,而享有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只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社区矫正类属于刑罚,根据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应由国家法律体现。由于“两高两部”印发的文件,在地位上,不属于国家法律,用它们替代立法文件显然不恰当。[16]

(3)对全国性立法的整体评价

马进保、王唯认为,我国现行立法有明显的制度性缺失。通过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司法解释一一《实施办法》和司法部起草的行政法规来规范司法活动,有违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是执行机关,只具有解释基本法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职权,没有设定法律制度的权力,即一个部门性的法律文件并不能成为刑罚执行的依据。其次,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社区矫正的功能发挥也存在明显差异,如果全国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展此项工作,必然会导致部分规定难以落实。[17]欧渊华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综合性的刑罚执行活动,单靠这些法律法规和各种规范性文件已远远不能满足社区矫正工作实际的需要。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确定的社区矫正内容过于原则,立法局限性明显,在社区矫正制度方面,依然用较低效力等级的规范性文件,指导犯罪与刑罚问题,不仅违背《立法法》的基本原则,而且存在自设职权现象,违背职权法定的法治原则。[18]李彦峰认为,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组织和落实主要依据一些法律位阶不高的通知、办法等规定,而从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目的及承担的功能来看,其在性质上应该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活动,而对犯罪与刑罚的事项,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要求,必须由基本法律来规范,虽然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已经将社区矫正纳人刑法,但是,规定的较为粗浅。[19]

(二)地方性立法

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并不完善,因此,为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可操作性,各地方都加大了社区矫正的地方立法。王燕飞认为省级试行专项办法的制定构造了专门性社区矫正制度。一般而言,“两高两部”出台的意见、通知或者办法,是规范全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而在省级的“两院两厅”就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制定出单项的社区矫正的工作办法,从而在全省试行。[20]

1、地方性规定进展

地方性规定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属《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杨学农指出,2014年1月16日,省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条例,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该条例是我国出台的首部社区矫正地方性法规,为江苏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在社区矫正制度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1]

除江苏省的地方性规定外,各地还陆续发布了《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决定》[22]、《湖北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试行))、《湖南省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奖惩暂行办法》、《湖南省试行社区矫正社会调查评估暂行办法》[23]、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全区社区矫正实施方案》[24]、《云南省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25]、《甘肃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天津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重庆市社区矫正实施细则》、《浙江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云南省关于加强社区矫正衔接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深圳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上海市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试行办法》、《上海市关于公安派出所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规定》、《青海省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山东省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辽宁省社区矫正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江西省社区矫正工作衔接暂行规定》、《江西省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湖南省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暂 行)》、《河南省社区矫正人员收监执行规定(试行)》、《福建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北京市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的补充规定》、《安徽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等。[26]

2、社区矫正地方立法工作调研

2013年底,江苏省人大调研组赴东海县、泰州市、宜兴市开展《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立法调研。[27]

3、对地方性规定的评价

王燕飞对地方性立法做出了高度好评,认为地方性规定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地方制度自我创造,受到了不同程度上鼓励与支持,因此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变通形式,也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率先标新立异的突破性发展走向,给予了实践者大胆尝试的地方特色制度建构的实质权力。[28]但是,有些对地方性规定的态度不容乐观。袁爱华、袁玲、林怀满认为,云南省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社区矫正的规范性文件,但由于缺少全国性的上位法的支持,使得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和内容同样受到质疑。[29]杨红文、王创伟也认为,我国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由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衔接不好,实践中虽然各地大都像广西一样制订了实施细则,但毕竟层级低,权威性不够。[30]

2.         社区矫正立法动态及完善建议

(一)立法动态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制定社区矫正法,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表示,目前,社区矫正法的制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社区矫正法的立法条件已经成熟。社区矫正立法已经列入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14年立法工作的计划。司法部已经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草案送审稿,并且已经于去年2月份提请国务院审议。今年3月份,司法部会同国务院法制办、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了由中央12个有关部门组成的社区矫正立法工作协调小组和社区矫正法草案审查工作专班,制定了工作方案。5月、6月,社区矫正立法工作协调小组开展了立法调研,9月社区矫正立法协调小组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对社区矫正立法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论证。已经形成了重要的共识。目前,国务院法制办正在积极对司法部报送的社区矫正法草案送审稿进一步组织力量进行修改完善。[31]

(二)对我国社区矫正立法的建议

1、立法宗旨

张金祥认为,社区矫正法的立法宗旨应该以公平正义为前提,注重保护人权、公民私权,其次才是维护社会秩序。[32]

2、立法形式

(1)《刑事执行法》

栗志杰、李玉娥、田越光认为我国《监狱法》的修改时机己经成熟、亟待进行,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形式和实现路径应当是加快《刑事执行法》的立法进程。[33]李世波、陆中华认为,制定一部《社区矫正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从长远发展来看整合《社区矫正法》和《监狱法》,制定一部刑事执行法应纳入我国立法工作日程。同时,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民族多样城乡及区域差别很大笔者建议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的规定允许根据特殊情况作出变通和补充性规定。这样可有效预防这一“舶来品”的“水土不服”。[34]

(2)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

刘丽敏认为就中国社区矫正立法而言,在形式上,应适时制定出台一部专门的全国性的社区矫正法。[35]施亮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社区矫正无法可依的状态,制定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需要注意《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中相关问题的衔接,完善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规定,实现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体化立法保障。鼓励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以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制度价值。在此过程中,必须尊重地域差异,制定出符合本地区的法律实施细则。[36]张建认为,应该尽快出台《社区矫正法》,还可以将劳动教养制度纳入社区矫正法。[37]

(3)《社区刑罚执行法》

董杰、邵宗林认为,当务之急便是整合现有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和工作规范,吸取各地宝贵经验,尽快制定一部在全国适用的《社区刑罚执行法》,全面、细致地对社区刑罚执行进行规定。[38]

(4)《社区矫正实施细则》

伊建仁认为要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要有专门法对社区矫正予以规范。此外,还可根据实际再制定《社区矫正法实施细则》,增强社区矫正法的可操作性。最终形成以《刑法》、《刑事诉讼法》为总则,以社区矫正法为基础,以《社区矫正法实施细则》为执行准则,以规章为重要补充的中国社区矫正法律体系。[39]

3、规范形态:

栗志杰、李玉娥、田越光认为就我国法治实践来看,社区矫正法制在规范形态上应是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法规组成效力等级高低有序、规范内容协调统一、功能作用有机互补的统一整体。这是社区矫正法制体系的改革发展方向。[40]

4、立法模式/程序

刘宇驰认为,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工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1.在现有的“通知”上,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对《刑法》进一步完善、对《监狱法》进行修改。2.在总结目前经验的基础上,全国人大颁行单独的《社区矫正法》。3.各地方在国家法律制度层面之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制定符合域情的法规,以期获得更好的矫正效果,这么做便可以形成一整套涉及程序、措施等的完善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41]杨红文、王创伟认为,必须完善社区矫正配套法律、法规,以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这里的配套法律、法规首先是“两高两部”等社区矫正工作的相关单位应该立足修正后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社区矫正的规定。其次,各地区应该充分总结试点经验,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本地区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最后,县(区)政府应在上位法律、法规、规章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地区的规定,保障社区矫正工作在本地区顺利开展。[42]严励、张东平认为,尽早出台社区矫正的专门及配套法律势在必行。在立法模式上,类似“先上位立法、再下位立法”的观点值得商榷。鉴于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现状,其基本立法虽应提上议程,但不能盲目体系化,且宜采取“先下后上”的立法路径。[43]邵晨澎认为,应当加大宣传力度,推动社区矫正立法工作,通过扩大宣传面,提升影响力等手段,为社区矫正立法工作营造氛围。[44]

5、立法时机:

对于与社区矫正相关的立法时机也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态。以张德军为代表的大多数作者认为应该尽快立法。他认为社区矫正立法空缺是我国当前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最大障碍,这导致了我国社区矫正的推行陷入“合法性危机”,造成了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中的诸多困惑。因此急需制定完善的社区矫正法。[45]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社区矫正立法不能操之过急。屈学武认为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实务界、理论界并未形成相对成熟的刑罚执行理论。在刑罚执行方式层面,我国既有其立法滞后问题,也有其立法瑕疵,还有执法偏差问题,等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清正刑法乃至社区矫正的基本及其终极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先理顺刑事实体法本身尚存在的问题,修改社区矫正制度本身存在的诸多立法瑕疵或立法缺口等问题的基础上,再在充分调研并归纳、演绎众多社区矫正的或成功或失败的个案基础上,进而考虑设置中国的《刑罚执行法》,同时完善并强化我国社区矫正制度。[46]张绍彦也认为社区矫正法律依据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并不是说一定要建立《社区矫正法》或越早立法越好,在还不具备基本解决上述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条件时,立法是不合时宜的。[47]李密认为,我国社区矫正立法虽然是件好事,但是实施社区矫正法的条件准备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宜“从稳、从缓”制定我国的《社区矫正法》。[48]袁爱华、袁玲、林怀满认为,对于社区矫正的立法,因为立法模式、立法原则和立法内容等根本问题还未达成共识,所以,社区矫正立法的时机还不完全成熟。[49]李敬瑶也认为,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适用的过程当中,促使社区矫正制度理念深入人心,等到时机成熟再制定《社区矫正法》。在这一过程中,切忌急于求成,要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适时立法,保证立法的科学合理。[50]

6、制定机关及法律地位

常素凤、杨翠芬认为,制定《社区矫正法》是必然要求,同时,在制定过程中还要注意以下儿个问题:第一,《社区矫正法》的制定机关应该属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只有这样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要求;第二,要明确《社区矫正法》的法律地位,社区矫正机构和监狱同为刑罚的的执行机关,在法律上应该具有平等的地位,因此《社区矫正法》应该具有与《监狱法》相同的法律地位。[51]而张济、朱振华、鞠静文则认为,应当重视社区矫正的法律地位,将之以基本法形式加以规定。[52]

三、社区矫正研究的特点、不足与期待

理论上关于社区矫正立法的论述颇多,主要集中阐述社区矫正立法的发展概况、不足之处以及对立法的设想,但是集中于社区矫正法律的立法形式、实现路径、立法模式及程序、基本原则等方面问题的探讨,鲜有整体体系的著述。

十八届四种全会提出对社区矫正法等法律要做到科学民主立法,如何做到科学民主、需要坚持怎样的基本原则、立法路径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立法时机是否真正的成熟等,仍需学界及理论界的深入阐述。

(二)社区矫正研究中基本概念和理念

社区矫正作为一个舶来品,对我国的理论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虽然,目前社区矫正已经在我国全面开展,但是这些成绩并不能掩盖其在基本概念上仍然不成熟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社区矫正研究过程中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必须首先得到解决:一个是社区矫正的性质,另一个就是社区矫正的适用。只有这两个概念得到了准确界定,我们才能有效减少在社区矫正研究中产生不必要的分歧和争论。换句话说,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为我们更好的研究社区矫正相关问题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

1.社区矫正的性质

对于社区矫正基本概念和理念的争论由来已久,笔者认为其最核心的焦点是对社区矫正性质的确定。只有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做出了明确界定,我们才能真正地把握好它的概念和理念。目前我国官方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当前我国颁布的所有法令性文件中,唯有《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明确规范了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指出“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而作为正式的刑事法律文件的《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刑诉法相关条文,均未就社区矫正的性质做出明文规定,这不免引发了有关学术之争。对于如何定义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行刑说、处遇说、救助监督说、教育说、混合说。

(1)混合说

王平认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具有多重性,社区矫正既是刑罚执行活动,又是社区社会活动。社区矫正就是对犯罪人以及虞犯进行矫正,矫正可以分为犯罪前的预防矫正、犯罪后的预防矫正、刑罚执行完毕后的后续矫正和帮助,从统合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应当将社区矫正的范围拓宽,以成功达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53]连春亮也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中间措施。社区矫正应该由狭义的、单纯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变成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和矫正教育活动并举。实质上,社区矫正的本质属性是宽容性。但是宽容并等同于放纵,将符合条件的矫正对象置于社区中,仍要通过一定的强制手段实现社区矫正目的。而这一手段的实施不是要突出或实现法律的惩罚性,但又等同于对公众的社会管理,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中间措施。[54]对此,张旭光更进一步指出,社区矫正的性质具有刑罚执行属性和社会工作属性,但是这两种属性不属于同一层次的性质。其中,刑罚执行属性属于社区矫正的本质属性,而社会工作属性属于非本质属性。也就是说社区矫正是一种为了克服监禁矫正的弊病、降低行刑成本与提高矫正效益,充分利用和组织社会资源与力量而采取的一种非监禁性的刑罚执行制度。[55]浙江警官职业学院郑艳的观点正好与张旭光的相反,其从恢复性司法的惩罚性角度探讨社区矫正性质,并认为社区矫正性质是刑罚性和恢复性并重,而且刑罚性是为恢复性服务的。[56]

(2)行刑说

中国司法部部长吴爱英认为,社区矫正是一项重要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是将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吴爱英部长的观点也代表了我国官方对于社区矫正的态度,而[57]上海政法学院刘强教授也比较赞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社区矫正第一位任务是惩罚犯罪,教育矫正并非是社区矫正的根本任务和核心任务,而是在社区刑罚执行中派生出来的任务。刑罚包括刑罚执行的本质属性是惩罚性,需通过惩罚来实现国家对犯罪的否定评价以及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作用,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明确惩罚首要任务的要求并构建适合国情的社区矫正惩罚机制,更正对“社区矫正”一词的误译和误读,用“社区刑罚执行”或“社区惩矫”来替代。[58]对此,其他许多学者虽表示赞同,但是也有稍许的不同。吴卫军、徐如红、任永芳就认为,从刑法学与刑事政策学的角度审视,社区矫正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罚,而被当做一种非监禁刑执行方法。他们认为社会防卫与特殊预防理论在刑法教义学上构成了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同时他们通过对2003年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研究认为:在制度创设者看来,构建社区矫正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推进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这一官方表述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防卫与特殊预防理论高度契合,成为社区矫正在我国赖以形成、发展并逐渐制度化的基石。[59]而陈志海则认为,我国社区矫正应该定性为“刑罚执行活动”,并提出了如下几点理由:1.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是受刑罚处罚的罪犯;2.社区矫正属于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执行环节;3.社区矫正手段多样化是实现行刑目的的需要;4.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需要。[60]李娟、班毛展也认为,我国的“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并提出要克服重监管轻矫正的现象,也要克服超越刑罚的界限进行帮助保护,要力求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均衡,使帮助保护措施的落实与刑罚的执行相得益彰。[61]赵娟则通过对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进行分析,认为其在中国的性质是刑罚执行方式:(1)对被判处管制的人,它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2)对被宣告缓刑的人,由于缓刑是一种量刑制度,此时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 ;(3)对被裁定假释的人,由于假释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此时社区矫正同样是刑罚执行方式;(4)对暂予监外执行的人适用社区矫正,依然是刑罚执行方式;(5)对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由于剥夺政治权利是独立刑种,此时社区矫正依然属于刑罚执行方式。[62]詹蔚莹也认同社区矫正在性质上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并指出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刑罚执行方式,更是对中国特色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63]王利荣、程炀则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及《刑诉法修正案》正式颁行实施,将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予以行为考察和管制执行一并归属社区矫正。由于管制是刑种、缓刑是刑罚的附随性处分,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是处于特殊阶段或者因特殊情形采取的行刑方式,它们都属于广义刑罚的范畴,社区矫正也就当然具有刑罚执行的法律性质。[64]李本森也认为,中国社区矫正的性质是刑罚执行的非拘禁方式,是对轻微犯罪已经被法院判决的刑罚通过社区矫正的非监禁的方式来执行。从社区矫正的国际实践看,社区矫正确实属于刑罚的性质,且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也是比较轻微的犯罪行为。[65]李霓则认为按照国际通行原则,社区矫正应属于保安处分的一种,但是我国的社区矫正却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因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是通过《刑法修正案(八)》的方式公布,还有司法部据此规定了如何具体操作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这意味着社区矫正制度是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来界定的,并没有作为一种保安处分手段看待。也就是说在国家总体立法考量中,是要编织一张刑罚规制的阶梯式大网,即死刑——监制刑——非监制刑——社区矫正(后缀和补充)。[66]

(3)处遇说

付丽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罪犯处遇制度,并通过使用各种非监禁性刑罚或刑罚替代制度,使罪犯留在社区中接受教育改造,以避免监禁刑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并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参与社区矫正事业。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矫正对象回归社会,形成了与社会正常生活相适应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并且具有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能力。[67]

  (4)其他说法

对于社区矫正的性质,许多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比较新颖的观点。李正新认为,理性的社区矫正性质界定应基于刑事政策的视角,即我国社区矫正是一种刑事政策。[68]莫晓宇、李芳芳则认为,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应的更倾向于矫正与福利性质的矫正制度与方法。社区矫正是以社区资源为基础,利用社会的约束力使罪犯重新认识自我,实现改造并回归社会,与监禁刑相对的开放型的矫正活动。同时他们赞同社区矫正具有矫正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性质,即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是由社区矫正组织针对非监禁刑和其他非监禁刑措施罪犯行刑与矫正的活动。[69]对此,化耀民提出了另外的观点,他认为我国社区矫正是一种强化监督的措施,其并不等同于刑罚的执行活动。我国的刑罚执行有着严厉的惩罚性特征,社区矫正的价值在于以帮助和教育为手段来矫正罪犯的犯罪心理和不良恶习,使其顺利地回归社会,而不是惩罚犯罪。如果将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等同刑罚的执行活动,将会有悖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初衷。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利用社会力量,对使用非监禁刑和刑罚替代方法的罪犯加强监督与考察,并以社会化的方式矫正其犯罪心理和恶习,促使其尽早回归社会。[70]而马进保、王唯认为,我国的社区矫正执行程序是刑罚实施的一种变通方式。社区矫正执行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刑事执法活动,既不能把它混同于单纯的行政行为,也不能把社区矫正执行看成是与人民调解、社会救助相类似的辅助措施,而应视其为法定刑罚的一种变通执行方式。[71]

虽然对于社区矫正性质的争论非常激烈,但是严励、张东平则认为,无论我国社区矫正形式如何变化,其刑罚惩罚的性质不容式微,否则其刑罚执行性质便会异化。在实践中,矫正工作偏重强调人性化的一面,而忽视了严肃性的一面,导致社区矫正容易被误解为“感化运动”。这种方向性偏差显然与刑罚执行的本质相悖,一旦社区矫正的惩罚功能未充分彰显,其行刑性质便有本末倒置的危险。[72]同样秉持此观点的还有上海政法学院武玉红教授,她认为,在社区矫正运作中,实际工作者往往认为社区矫正就是矫正,导致工作导向的偏差。社区矫正和监狱是刑罚执行的双翼。强调矫正的价值是必要的,但要防止矫枉过正,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73]对于目前我国社区矫正性质的争论,屈学武则提出了相对保留的看法:基于当前我国的现状,暂时仍然应该坚持社区矫正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从实然层面看,应当说,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社区矫正就是迥异于监禁刑的现代刑罚的执行方式之一。这从其适用机关的司法性、适用手段的强制性、适用对象的刑事被告人或其他“罪犯”之确定性、行刑机关的法定性等都可见一斑。再从应然层面上讲,我们知道,一定的法权关系取决于一定的物质经济关系,有什么样的物质经济条件,就会塑模出什么样的、用以调适该物质经济关系的法律模板来。固然,社区矫正在不少国家可谓某一综合性的处遇方式,但就中国的国情及应然性上看,还是保持现状比较好。这是因为早在2003年试行社区矫正以来,我国就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等法令性文件中,将社区矫正定位为“刑罚执行方式”。多年来,在刑事领域,它只适用于受刑人等。要再做调整,在标签效应相对严重的中国,恐对其他人员,即将来被课以保安处分、少年非行处分的人员等,反而容易被打上类似“受刑人”的罪犯标签。[74]

总之,正如顾永景所说的那样,有关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性质的观点在一般意义上来讲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没有错误的。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尚处在探索过程中,坚持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的性质,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又有利于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监督管理。问题在于,不能把刑罚执行看作是社区矫正的唯一的性质定位,从而排斥和批判对社区矫正性质的其他角度的解说。特别重要的是,在刑法修正案 (八) 将社区矫正上升为基本法律规定后,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75]

2.社区矫正的适用

(1)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是否应该扩大

余盛军认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应该扩大。虽然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包括了缓刑、假释、管制、暂于监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这五种方式,但是社区矫正的对象仍然偏少。近些年来,在国际社会中发展起来很多社区矫正的新形式,其刑罚种类远比我国广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矫治罪犯的需要,形式各异的社区矫正措施便于针对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大大拓展了社区矫正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我国由于社区刑罚种类较少,直接导致我国社区矫正对象人数偏少。[76]李彦峰也认为,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行刑模式也应该顺利时代潮流由监禁化为主向非监禁化为主转变,应该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增设非监禁刑刑种,以便社区矫正功能更大发挥。[77]

对于赞成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的说法,赵娟等人则持反对态度。赵娟认为,我国特有的管制刑完全可以作为社区矫正独立适用的依托,尽管它们名称不同,但实际内容是一样的。如果可以不触动现有刑种体系而广泛使用社区矫正,将更符合法律稳定性的要求。而且,目前国外社区矫正的对象也较谨慎,“社区矫正的执行对象最早乃至现在仍占绝对多数的是缓刑、假释犯。[78]董孝威、柏璐也不赞同现在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尤其反对将行政拘留、劳动教养人员、社区戒毒和康复戒毒人员纳入社区矫正对象范围。他们认为,事物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跟西方先进国家相比,社区矫正在我国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摸索前进阶段,关于社区矫正的许多规定还有所欠缺。这也不能急于求成,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79]对此,张光君也认为,在社区矫正对象的选择上,主要应当局限于轻刑犯,并且只能逐步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不能因为发达国家社区矫正的人数早已远远超过监禁矫正的人数而操之过急。如果将重罪犯罪人尤其是暴力犯罪人直接放在社区环境下进行矫正,对社会保护尤其是公众安全的保护带来极大的隐患,难免会招致公众的质疑和反对。[80]

对于如何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大部分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部分学者提出,通过单纯增加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方法来扩大其适用范围。例如,史亚杰就认为,可以将过失犯罪人、未成年犯罪人、初犯、偶犯、与未满 5 岁的幼儿共同生活的母亲以及 60 岁以上丧失(部分) 能力的人等等都应纳入到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同时也可以将一些具有社会危险性或者有经济困难、报复社会心理等潜在危险的非犯罪人都纳入到社会矫正适用范围,使社区矫正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作用和优势。[81]周昱铭、唐浩斌、曾德则认为,我国社区矫正对象应当扩展至所有有罪但不进行监禁的罪犯以及部分被判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82]黄杏更进一步认为,把那些即将释放的人员和解教人员、一年以下在派出所的犯罪人员以及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纳入社区矫正范畴。[83]王菲则提出,应把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和少年犯等纳入进来。这样,既有利于轻刑犯的改造,也不会对社会造成新的危害。[84]陈宗攀从经济犯罪的角度认为,在当前社会经济形势下,对那些未能进入诉讼程序的、有潜在社会危害性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可以采用社区矫正。[85]

但是施亮等人则认为,不应该单纯的通过增加社区矫正的对象来扩大其适用范围,而应该通过对区矫正刑罚方式的内容进行扩展与完善,从而扩大其适用范围。具体措施如下:①关于管制刑的完善,建议增加如对被害人赔偿、强制参加劳动等惩罚,同时扩大管制刑的适用范围。②关于缓刑的完善,建议借鉴域外法,加入暂缓起诉、暂缓宣告的类型等,同时,扩大缓刑适用范围,灵活运用缓刑。③关于假释的完善,建议应扩大假释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在过失犯、少年犯、经济犯,以及初犯、偶犯、激情犯等对象间的广泛使用,与社区矫正有效结合,在余刑内得以更好地由“监狱人”向“社会人”转变。[86]邱可也认为,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应该借鉴英美两国的做法,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放宽适用标准,对未成年犯、老年犯、过失犯给予适当照顾;另一方面,扩大管制、缓刑和假释数量,根据《刑修八》的规定,这三种是法定的适用社区矫正的情况,从这三种情形进行改革效果更容易凸显。[87]

另外,对于重刑犯是否应该纳入社区矫正,谢忠峰认为,虽然不能对人身危险性较大的人直接适用社区矫正制度,但是可以在其监禁刑执行完毕之时,或者行将结束之际对其适用社区矫正制度,即让社区矫正制度成为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必经阶段,将其成为犯罪人回归社会的缓冲带。这不仅是克服犯罪人长期与社会隔绝的需要,也是社区做好接纳犯罪人准备的需要。所以他建议,社区矫正的对象应增加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及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人,在其监禁刑执行结束后,配以一定期限的社区矫正,从而使其更好地融入社区。[88]

(2)剥权人员是否应纳入社区矫正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适用对象都是经过法院审判的罪犯,根据2003年《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规定,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为“五类人”,即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剥夺政治权利且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而《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刑诉法相关条文却仅对前四类人作出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明确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罪犯是否纳入社区矫正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

梁立宝认为,从法律位阶上来看,《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均是基本法律,而该通知为司法解释,效力上低于法律;从生效时间上来看,《刑法》于2011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于2012年修改,而该通知系2003年发布实施的,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以《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为准;从立法法上来看,对剥夺政治权利等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系法律的绝对保留范畴,不包括司法解释。但是,这并不排除在实践中,社区矫正机构进行改革创新,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对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进行监督。[89]

王平认为,剥夺政治权利仍然应该列入社区矫正制度的范畴。他提出了如下理由:①虽然现行刑法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要实行社区矫正,但这并不是否定剥夺政治权利应当列入社区矫正制度范畴的理由。学术研究,并非必须以现行刑法为基准,而可以适当突破。②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很少,一般都是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剥夺政治权利者实施社区矫正,有利于将服刑人员在监狱行刑中的效果加以巩固。③社区矫正也并非处处充满强制和惩罚,而包含丰富的教育、帮助、保护等社会工作内容,对剥夺政治权利者实施社区矫正,而非单纯的剥夺和限制,有利于服刑人员真正回归社会、化解抵触情绪。④《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机关确定为公安机关仍然值得商榷:公安机关作为刑事侦查机关和行政机关,承担司法职能不符合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则,现实中公安机关也难以有效开展对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执行工作。我们认为,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执行机关应当归于司法行政机关,以便统一管理、统一司法。[90]姜山也认为剥夺政治权利罪犯应当纳入社区矫正,并且给出了如下理由:1.从刑罚执行权的统一性的要求来看,剥夺政治权利罪犯应当纳入社区矫正。从世界刑罚执行的发展看,刑罚执行具有专门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发展趋势。监禁刑罚与非监禁刑罚交由一个国家部门执行,有利于执行机关通盘考虑,统筹合理安排,科学有效地执行刑罚,提高刑罚的效率。刑罚执行权的分散容易导致执法尺度、执行标准的不统一。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与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一样,同样是在社区内服刑。从统一刑罚执行的角度来看,不应再分成多个部门来负责执行刑罚。把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纳入社区矫正,更有益于执行机关调配资源,创新方法,运用刑法资源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2.从司法实践来看,剥夺政治权利罪犯可以纳入社区矫正。而且,实践证明将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纳入社区矫正能够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91]

对于这一问题,黄娅琴、鄢琦昊则认为,不管是从被剥夺政治权利人自身,还是从国家监管角度来看,对其采用社区矫正都不甚合理。因为,于其自身,此种适用变相地加重了对剥夺政治权利人员的处罚。[92]赵娟也赞同剥夺政治权利不合适适用社区矫正。由于社区矫正立论于行刑社会化,是非监禁刑的进一步落实与执行,针对监禁刑对服刑人员带来的不利后果。而剥夺政治权利不属自由刑,刑满释放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了不具有《刑法》第 54 条规定的四项权利外,其他自由与常人无异。对其适用社区矫正,其人身反受限制,有违刑罚谦抑精神。[93]对此,屈学武也认为,被剥夺政治权利者不应适用社区矫正。因为,剥夺政治权利仅是资格刑,对其再科以半限制自由的社区矫正处遇,不但有悖刑罚的公正性、人道性,更有悖于刑罚的罪刑法定及其一事不二罚的基本原则。但惜以为憾的是,对此取消,两高颁行的《社区矫正施行办法》第32条,仍然留下了一个要求被剥夺政治权利而在社会上服刑的受刑人,“自愿”地接受社区矫正的耐人寻味的尾巴。实际上,资格刑犯无论如何都不该出现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所规范的对象范围之内,但“尾巴”还是在“自愿”的帷幕下被囊括了进来,这或许根源于国内普遍存在的重秩序、轻自由;重社会权益、轻个人权益保护的传统行刑观。[94]

(3)缓刑是否为刑罚执行

关于假释、管制、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性质,学界通说将其定位在刑罚执行上,而关于缓刑监督,学界看法有所不同。一般认为,由于缓刑监督被缓刑性质所吸收,因而缓刑监督也被认为是刑罚裁量的形式,是量刑制度的一部分。随着缓刑监督重要性的凸现,关于缓刑监督性质,甚至缓刑本身的性质需要重新认识。

王平认为,缓刑既是量刑制度,又是刑罚执行制度。缓刑犯虽然暂时没有执行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是其在缓刑考验期内接受社区矫正机关的考察,其本身也是刑罚执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扩展刑罚执行的内涵与外延,即由被判处某种刑罚,但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下,在暂缓执行原判刑罚期间,罪犯接受的监督仍然是刑罚执行。这个问题很可能有很多人想不通,但其实只要援引假释的本质即可理解。假释的本质是刑罚执行,这一点学界几乎无人提出责难。但实际上,假释犯在社区中接受监督,到底是服什么刑?显然不是服有期徒刑,因为有期徒刑要在监狱中服刑。当然有学者可能会反驳:立法拟制这种情况为服刑,因为刑法明文规定“如果没有本法第86条规定的情形,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但是这种意见仍然存在问题:假如存在撤销假释的情形,则需要收监执行。那么在撤销假释的情况下,假释犯在假释考验期间接受监管,到底是什么性质?拟制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德国等国家就将假释称之为“余刑的缓刑”,缓刑、假释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异。因此,最终结论是:扩展刑罚执行的外延,将刑罚执行犹豫期间接受的社区监督,也界定为刑罚执行活动。[95]

吴建认为在理论上将缓刑理解为一个独立刑种未偿不可。主要理由是,缓刑的用刑方式可以理解为一种刑罚种类的特性,其既不同于管制,也不同于有期徒刑:虽然缓刑的基本内容是限制人身自由,而不是剥夺人身自由,但是被判缓刑的人员一旦违反法律有关规定,有关机关就可以改变被判缓刑人的法律状态,将其收监剥夺自由。该刑罚的突出特性在于其执行内容有一定弹性:当被执行人违反法定条件要从限制自由刑变为被执行人剥夺自由刑。[96]

关于缓刑犯的社区矫正适用问题,屈学武认为《刑法修正案(八)》第13条增设的,对被宣告缓刑人员“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有悖法理和事理,宜于取消。主要理由是:1.对本已判决确认缓执行的罪犯,又施以“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有悖法理。2.被判决适用缓刑的罪犯,多为过失犯、少年犯、老年犯抑或守法期待不能、守法期待过小的行为群体,这些人原本主观恶性不大、人身危险性不强,再对其进行所谓病理人格、心理或者人身危险性的专门“矫治”的必要性不大。[97]

(三)社区矫正的惩罚监管

惩罚监管作为我国社区矫正的一项任务,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重教育矫正,轻惩罚监管”的方向性偏差,学者们纷纷提出批评,其中张德军、邢占军认为,社区矫正应当是惩罚性与恢复性并重的改造理念,二者均不应被忽视。[98]除此之外,学者翟中东甚至出版专著来论证社区矫正未来的发展模式将朝着社区性刑罚的方向发展。[99]

1. 审前调查评估

针对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着启动程序的随意性、启动主体的单一性、启动时间的滞后性、调查内容不统一、调查报告低质化以及调查评估报告效力上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学者郑艳认为,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的启动程序应强调启动主体的多样性和启动时间的前移,调查程序强调关注被害人的权利,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则由检察机关通过量刑建议、监狱机关通过假释建议的方式使用。[100]而黑龙江省法学研究所社区矫正课题组则分别从审前调查评估的形式上、内容上、执行主体上以及程序上等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建议明确将调查评估作为适用社区矫正前的必经程序、确定调查评估主体、明确调查评估对象、调查评估内容、细化调查评估程序、统一调查评估文书格式。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01]

2. 假释评估

新修订的《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中明确规定:对提请罪犯假释的,要求有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报告。然而实际评估调查并不顺利,学者李晓娥提到,调查评估所需的案件信息,其他部门并没有提供,阻碍了调查评估的顺利进行。比如,有些监狱缺乏对拟调查假释罪犯的基本服刑情况介绍,导致一些相关单位的不配合。因此,建议应该统一社会调查评估实施细则,规范社会调查评估的方法步骤,做好各部门衔接工作,努力提高评估水平。[102]此外,根据新闻报道,实务部门沭阳县司法局通过邀请洪泽湖监狱刑罚执行科会同街道司法所、社区三方联合对一名预假释人员开展假释前社会调查评估,实属假释前评估新模式的尝试。[103]

3. 社区矫正的工作衔接

工作衔接的问题主要来自于法院与社区矫正机构、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两个方面。李世龙、李堂军就第一个方面提到,在社区矫正入矫报到期间存在的接管机制问题,即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甚至人档都不见的情况。[104]学者郭玲就第二个方面谈到,由于监狱的特殊性质,使得两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存在安全风险、维护成本效益以及服刑人员隐私的保护等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法律层面、组织管理方面以及技术上入手,提出综合解决方案,方能扫除障碍,实现信息共享。[105]

4. 社区矫正的考核奖惩

关于社区矫正考核奖惩的完善问题上,学者王平提出,奖励措施上,需要从扩大奖励面上来看,应当扩大对缩短矫正期的适用,取消与减刑的挂钩,使其单独成为一项奖励措施;此外,具体增加不同等级的多层次奖励措施,比如:延长外出时间、扩大会见权和接受媒体采访权、扩大治疗疾病以外的社会后动范围、减少社区服务次数或时间、降低电话汇报及思想汇报的频率、有限推荐就业等奖励措施。完善惩处措施上,目前的措施在惩处力度和精细程度上体现不足,可以增加以下惩处措施:罚金或赔偿、社区服务、家庭监禁、宵禁令、限制从业资格、短期拘留、延长矫正期等。[106]然而针对已有惩罚措施,学者司绍寒认为治安处罚措施的设置并非合理:一是法律之间不一致;二是社区矫正属于刑事执行事务,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三是禁止令是施加于社区服刑人员这一特殊人群的,违反禁止令,未必就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而主张可以考虑将罚款和暂扣许可证或执照纳入处罚种类。[107]

5. 社区矫正中的电子监控

发展现状:现在各省市所建立的电子监控系统,把GPS定位技术应用到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控上,建立起电子围墙,实现即时定位查询、自动跟踪、随机位置查询、历史轨迹查询和回放、自动区域报警等。[108]现存问题:定位精度差;监控网络不统一;容易人机分离。[109]以省为例,袁爱华等在论及云南省社区矫正发展现状中提到通过给社区服刑人员配发GPS 定位手机,利用电信技术建立集统计分析、人员定位、信息交换等功能于一体的司法e通信息管理平台,全省实现了“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的监管模式。[110]发展趋势:全国各地都在进行了使用电子监控技术的尝试,从早期的社区矫正人员实施定位管理(即GPS定位手机),到配备执法记录仪,最后到建立“全球眼”监控系统2013年12月建成了石家庄首个社区矫正“全球眼”监控系统[111]),使得我国社区矫正电子监控呈现出由点及面的发展趋势。

6. 风险需求评估

风险评估作为入矫管理的第一道门槛,关联到对服刑人员的分类管理、监管级别、矫正措施的适用等问题,因此备受重视。在研究国外风险评估发展模式中,学者刘邦惠提出引入心理生物模式的第五代评估工具,主要加入个体的神经生物学信息,从而更准确地根据个体的犯罪类型提供可能的心理生物学治疗,并监测干预前后个体的改变。针对我国各省市目前使用的风险评估,其总结认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风险评估不同于狱内评估,社区服刑人员风险评估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无论是危险因子的筛选还是评估方式和路径的选择都需要多学科的交流、碰撞、组合来完成。[112]

就风险评估因子的考量上,学者冯卫国经过统计国(境)内外30个评估问卷后得出,我国在评估中比较重视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状况评估,其次是家庭居住情况类因素,这反映出我国评估中比较重视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状况评估。而美英等西方国家比较重视犯罪人的犯罪情况因素。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也比较重视对犯罪人犯罪情况类因素的考察,这一点和美国英等有类似之处。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则比较重视考察犯罪人的不良行为类因素。经过对比,建议将评估因素限定在10个左右为宜,也即以六类因素计算,每类因素平均考量2个因素左右。[113]

7,信息化管理

基本现状:吴爱英部长指出,就全国信息化建设来看,信息化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目前,北京、江苏、安徽、江西等省(区、市)已实现社区矫正网上交接、网上定位、网上督查及网上办公。[114]

省市革新:以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为例,彭卫城介绍到:社区矫正管理局建立“阳光人生”在线交流网、实时监控互动网、“技能培训超市”和“阳光人力资源市场”四大虚拟平台,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监管信息化”建设。[115]以浙江省为例,马时明、徐祖华建议加强信息监控体系建设,落实安全稳定职责,探索构建联防、联动、联调、联处的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三级四联”工作机制,浙江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建立了覆盖省、市、县三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司法所的司法行政虚拟专网,充分运用“GPS”或“LBS”等信息技术,大力推进县乡村三级信息监控体系建设。[116]此外,学者孙培梁在专著中也以浙江省现有信息化部署为例,依托全省电子政务网络,建立全省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实现整个工作流程的一体化管理;建立横向联动的共作机制,与法院、检察院、公安、监狱、看守所等部门工作信息联动;建设全省社区矫正数据格式与接口标准;实现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部门办公自动化、公文交换无纸化、管理决策网络化、公共服务电子化。[117]

总而言之,信息化管理更加强调纵向与横向的统一,综向上正如学者刚彦、王敬建议的,由各省司法厅牵头,统一开发并部署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平台,统一数据格式和接口标准,从而实现整个社区矫正工作流程的一体化管理。[118]横向上则如学者邓陕峡主张的,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各地政法信息化系统中,形成一个信息通畅的横向信息管理体系。[119]

8. 规范化建设

2013年12月16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制定了《陕西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就目前社区矫正的事项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定。

2014年1月2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联合制定了《重庆市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细则中对法院、检察院、司法局(所)、公安局、监狱(看守所)等职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2014年5月16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制定了《四川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细则第八条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人民警察,组织执行刑罚,对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实施制止、惩戒、收监等措施。

更为令人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1月16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其作为全国首部在省级出台的社区矫正地方性法规,初步解决了社区矫正这项刑罚执行工作在省域范围内“无法可依”的局面。

9. 社区矫正的执法检查

吴爱英部长提出:要深入推进社区矫正执法规范化建设,健全执法机制,完善执法流程,加强执法检查,切实规范执法行为,维护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努力在每一个执法环节、每一起执法案件办理上使人民群众、社区服刑人员及其家属感受到公平正义。[120]

袁爱华等认为,部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将社区矫正等同于行政工作,忽视刑罚执行的法定性、程序性和强制性,监督管理措施松散、不到位、不落实,执法程序不严谨、不完备,执法文书不规范,奖惩不依法展开,这些都影响着社区矫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际效果,使得社区矫正的惩罚性大打折扣。面对上述困境,其建议可以借鉴“富源经验”,在每个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建立社区矫正的专门执行机构——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在乡(镇)一级设立社区矫正执法中队。[121]

10. 三禁止的执行

自《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禁止令作为新宠经历了被各级法院广为适用到避而不用的大起大落,之所以会出现此种怪象,学者叶良芳认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禁止令难以执行到位;其二,禁止令的立法规定过于原则,适用标准和适用条件都不够明确。因而,通过论证禁止令的保安处分的法律性质,建议我国应当充分借鉴国外的保安处分制度及其立法,建立刑罚与保安处分并存的二元化刑法结构体系。[122]

(四)社区矫正的教育矫治

1.内容

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京联合召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讲话中强调, 要深入研究和把握社区矫正规律,进一步把社区服刑人员教育改造成守法公民。要坚持科学矫正,把集中教育与个别教育、分段教育与分类教育、心理矫正与行为矫正结合起来,增强教育矫正实效,提高教育矫正工作质量。[123]

金尚登认为,教育矫正机制的创新须坚持分段教育与分类教育相结合、集中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个案教育与警示教育相结合,深化社区服刑人员思想道德、法制、时事政策等教育活动,促使其消除思想行为恶习,帮助提高遵纪守法自觉性。坚持专兼职队伍与整合社会资源相结合、心理疏导与风险防范相结合,扎实推进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疾病治疗等工作,提升教育矫正针对性。坚持严格监管与社会帮教相结合,深化重点对象教育改造攻坚活动,提高改好率,巩固教育矫正成果。大力开展矫正案例点评、“教育改造能手”评比等活动,不断提升队伍教育矫正能力。加强理论与实践研究,积极推进教育矫正质量评估体系建设,提升教育矫正科学性。[124]

韩雪提出,建立社区矫正对象分类管理机制,根据对象在刑罚类别、社会危害性、犯罪诱因、年龄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类管理,制定不同的教育改造方案;设立专门针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机制,确立以社区为基地,以家庭、学校、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系统,定期对未成年罪犯安排形式多样的帮助教育措施,将教育、挽救的方针体现在其中。[125]

2.方法(循证方法)

循证矫正的理念和模式,包含认知行为介入、家庭关系辅导、危机介入等诸多内容的专业项目,对评估量表进行本土化与测试,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探索建立规范化、科学化的矫治体系。循证实践,即在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矫治的过程中,根据具体的工作情境,检索并选择与工作情境相关的最佳研究证据,再结合工作人员的个体经验,针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具体特点,设计、执行具体的矫正措施与矫正实务,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工作效果,促进、帮助社区矫正人员进行行为上的改变,使其顺利回归社会、预防重新犯罪。[126]

循正矫正的方法,关键在于最佳证据的获得。陈大国引用了证据筛选级别理论。该理论认为可以把获得的证据分为五个级别。第一级别也叫“黄金标准”,这一类的证据具有严格控制的对照组实验研究、显著持续减少再犯率、广泛的复制性和获得各种证据支持等特点;第二级别也叫“银标准”,这一类证据具有合理统计控制的对照组准实验研究、显著持续减少再犯率、广泛的复制性和获得各种证据支持等特点;第三等级也叫“铜标准”,此类证据具有无统计控制的对照组准实验、广泛的复制性和获得各种证据支持等特点;第四级别也“铁标准”,这一类的证据具有和已有证据相矛盾、实验设立不合理等特点;第五级别也叫“污垢标准”,该类证据具有研究结论是无效甚至是消极结果的特点。其中最佳证据应在前三个级别中选取,首选最高级别,无最高级别再选取次高级别。[127]

张荣艳认为,社区矫正对象在思想、行为中存在着一些共性的问题,但同时由于矫正对象的犯罪性质、个性特征和家庭情况有着具体的差别,因此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应采取集体教育与个体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来有效提升教育矫正质量。一方面,通过运用集中宣讲、社区服务、心理咨询等多种教育矫正手段,对社区矫正人员加以教育改造。首先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全面梳理,将矫正对象家庭条件、环境、掌握的生存技能基本情况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的群体给予相应的教育,并联系高校心理学教授、职业学校老师,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信心、希望引导及生存技能培训,激发矫正对象努力改造的动机,从而将社区矫正对象接受社区矫正的过程化被动为主动,提高其社会适应性。同时,引导其用自律行为获得社会尊重,用社会道德感和法治文化约束其自律行为,不良行为和习惯的改变将变成其主动行为。社区矫正教育是针对特殊人群的教育,同样要根据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性进行针对性教育。所以社区矫正工作在正式开展之前,由矫正工作人员对每名帮教对象进行背景评估,包括犯罪类型、犯罪情节、教育背景和家庭状况等要素,根据评估结果因材施教,选择合适的人员组建最佳组合的帮教小组,制定个性化的矫正方案,将最终目标分为 N 个阶段性目标,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最终使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128]

3.形式

杨阿丽认为,要严格遵守管理教育制度,严把过程关,要求社区服刑人员每日记载自己的行动方位和活动情况,每个周末必须按照规定到司法所进行报道,接受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询问,每月应定期的学习、教育活动;再次,注重教育与行动相结合,强化教育矫正,注重思想教育、劳动职业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确保让服刑人员从根本观念上回归社会,消除重新犯罪的可能性。[129]

许新春提出,除了利用每月一次的书面思想汇报和集中教育以外,根据矫正对象年龄、犯罪性质、性格特点的不同,在集中教育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忽略的地方,确立每周一为“谈心日”,社区矫正人员主动打电话汇报自己的相关情况。谈心谈话以关心、激励社区矫正对象为目标,工作人员与矫正对象之间通过真挚的感情交流解决思想问题。并且鼓励他们珍惜目前相对宽松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多学习法律法规,积极参加公益劳动,要遵纪守法,诚实劳动,做知法、懂法的公民。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谈话教育,要认真做好记录,并根据谈话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及时修订矫正个案,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通过定期与社区矫正对象谈话,了解他们的悔罪态度、工作与生活情况,强化社区矫正人员的自我教育,从而悔过自新。[130]

杨刚提出,社区矫正人员可以进行自我教育。社区矫正工作通过培养社区服

刑人员的自我教育能力,促使社区服刑人员正确的认识自我,进而自觉的改造自我,通过自我教育能认识到自身的能力,从而完成对自我的认识,会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过去的想法和做法上的问题,于是将会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走上一个健康的自我教育的道路。[131]

针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程莹认为,应改造未成年人强制性教育措,近年来工读学校转型,由原本对具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特殊教育的半工半读学校,转变为提供多项措施的学校。包括工读班“托管班”各种生活技能训练班、职业技术培训班、文化教育补习班、提高班、专题讲座班等。工读学校类似于美国的青少年训练中心,可将其纳为一种不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管性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方式。随着收容教养和劳动教养教育性、社会性的不断提升,一些有利于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教育矫治模式开始出现,如周末放假制、周末集中制等。在此基础上,可考虑将其改造为在一定时间内限制人身自由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方式,适用于人身危险性较大的未成年违法犯罪人。[132]

莫晓宇认为,教育矫治包括道德教育、法律教育和职业教育。定期组织矫正人员参加道德宣讲会,在道德宣讲之后要求个人上交思想汇报,再由组织带领矫正人员旁听法庭庭审。职业教育则要求矫正机关为矫正人员安排职业培训会,树立正确的就业思想,积极鼓励矫正人员参加职业招聘。同时,也可以在社区订阅定期刊物,组织矫正人员学习。在开展教育学习活动时,各个机关、社区人员等应当紧密结合、相互合作。在有效的合作机制下,教育学习活动能够切实落到实处,并能将其作用最大化的发挥出来。[133]

马秀峰和董杰提出了教育矫治的新模式,即针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所实施的社区矫正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让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在学校继续接受文化技术学习、矫治不良思想与行为的教育矫正模式。[134]

4.效果评估

李晟提出,在每一个服刑人员矫正期满解矫后,应组织相关人员对其矫正方案的效果进行评估,对具有示范性、普适性的方法,将作为下一次矫正工作以及其他矫正方案的证据。[135]

对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有利于提前防控比较危险的社区矫正对象,合理安排社区矫正工作,在预防犯罪的前提下达到惩罚与教育的目的。目前我国并没有即成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标准,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评价过于主观,建立合理的人身危险性评估体系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在评估人员方面,应当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的心理医生、技术统计人员以及社会工作人员,在各个社区矫正地区进行测试与评估。在数据方面,有必要在社区矫正工作实施之前制定数据资料库,为人身危险性评估提供数据保障。在调查方面,应当做好定期、定量的人身危险性评估调查,以动态的情况判断部分社区矫正对象人身危险性的变化。在制度方面,逐渐将人身危险性评估纳入社区矫正审核的评判依据当中,从而合理分配不同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犯罪预防工作。[136]

(五)社区矫正的帮困扶助

2014年5月27日,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切实加强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制定完善并认真落实帮扶政策,协调解决社区服刑人员就业、就学、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社会保险等问题,为社区服刑人员安心改造并融入社会创造条件。广泛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志愿者等各方面力量,发挥社会帮扶的综合优势,努力形成社会合力,提高帮扶效果。[137] 杨劲松等人认为,社会适应性帮扶,帮助解决社区服刑人员就业、就学、临时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138] 张慧指出,帮困扶助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新发展。[139]

1.经验介绍:

周孟龙介绍了台州市建立以县级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监管指挥中心)为龙头,以乡镇(街道)执法中队(司法所)为主体,以村居(社区)社区矫正工作站为依托的三级监管教育帮扶工作体系,积极实施分类管理、积分制管理、信息化管理等“三项管理”机制,大力推进基地化帮教、社会化帮教、心理化帮教等“三化帮教”帮扶举措,县级建立健全了矫正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协会,乡镇(街道)建立了“阳光驿站”, 组织协调矫正和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协会等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140]

王燕飞推介了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各街镇以上麻园岭社区的“小社区、大矫正”模式为蓝本,充分发挥志愿者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独特作用,积极开展以志愿者队伍为主力的“心理美容室”、“社区矫正阳关行”等人性化帮扶矫治活动。[141] 而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上,浙江省总结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大力加强县乡村三级社区矫正监管教育帮扶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专群结合的社会适应性帮扶机制,把村(居)社区矫正帮教工作纳入全省综治考核和乡镇(街道)对村(居)考核的内容,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山东省司法厅则推介将刑满释放人员的各项安置帮教政策提前适用于社区服刑人员,协调民政、人社等部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扶持“三位一体”的帮扶机制。[142]

2.社会帮扶

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强调,要广泛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志愿者等各方面力量,发挥社会帮扶的综合优势,努力形成社会合力,提高帮扶效果。[143] 金登尚主张广泛发动社区服刑人员所在的单位、学校、家庭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一对一”、“多帮一”的结对帮教帮扶活动。同时强调,加强与慈善机构等社会组织的沟通与协调,对确有生活困难的社区服刑人员适时给予临时性救济帮扶,保障基本生活。[144] 缪文海建议,协调财政、民政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生活保障和救济;协调残联、共青团、妇联对特殊矫正对象的帮扶教育。民间组织可以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专业帮扶,如心理协会能够为矫正对象提供心理咨询及矫治, 退休教师协会能为未成年矫正对象提供学习辅导。[145]

张凯,高莹主张借助社区资源和力量,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心理、法律、就业等方面的困难。对于有毒瘾或酒瘾的社区矫正人员,要安排进行戒断毒瘾、酒瘾的治疗活动等等。[146] 常宇刚建议,要加入一大批民间组织参与社区矫正,为矫正对象提供援助。[147] 姜仙等人则认为,要开展“个案管控监督”,帮扶社区矫正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要依托相关团体组织,加强对特殊群体的跟踪帮扶。对未成年人、女性、家庭有困难等社区矫正人员,要进行重点跟踪和帮扶,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148]

3.就业帮扶

金登尚提出把社区服刑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地方再就业培训体系统筹安排。认真总结推广在企业设立社区服刑人员“阳光驿站”的建设经验,积极推动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有效落实,不断深化集思想教育、技能培训、过渡性安置为一体的“三型”帮扶基地建设。[149] 颜九红提出,以推动过渡性安置基地为载体,妥善解决社区矫正人员的生活和就业问题。探索和建立社区矫正人员就业与社会保障机制。[150] 姜仙认为,检察机关应当联合相关职能部门,侧重于以扶持就业等解决实际困难为出发点。用来加强对外执犯就业方面的专门倾斜和扶持,拓宽就业安置渠道,包括加强对监外罪犯的就业技能培训,实行减免税收、快速申领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预留免费市场摊位等扶持政策。[151]

李晓娥提到,社区矫正者对政府的希望是就业,同时认为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雇用社区矫正人员。司法部门通过职业培训使企业愿意接收社区矫正人员,通过后续监管考虑与企业建立长久合作制。[152] 缪文海建议协同民政、教育、人保、工会等单位定期对社区矫正人员开展技能培训、学历培训以及岗位实践,同时要协调企业、民间组织参与社区矫正。企业及民间组织的参与,可以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就业帮助、技能训练,如发动企业献爱心献岗位,为矫正对象提供就业岗位,安置解矫人员,在体现社会对矫正对象关爱的同时也增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153]

袁爱华建议,鼓励企业为矫正对象提供工作机会社区矫正对象生活在社会,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渠道鼓励他们自主创业或就业。[154] 莫晓宇,李芳芳认为职业教育要求矫正机关为矫正人员安排职业培训会,树立正确的就业思想,积极鼓励矫正人员参加职业招聘。[155] 迟云福建议,针对青州市农村户籍社区矫正对象多的实际情况,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农业生产技能培训,举办棚室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班。[156] 吴尚敏提出,对于特殊困难的应提供就业援助,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其就业。[157]张凯,高莹认为,对没有劳动技能的社区矫正人员,可以对其进行技能培训;对有劳动能力且渴望就业的社区矫正人员,可以为其提供就业指导、职业技能培训、资金支持或鼓励其自主创业。[158]

4.家庭帮扶

袁爱华等人介绍云南省出台的有关社区矫正的规范性文件明文规定,民政部门为家庭困难的社区矫正对象提供低保救助、生活帮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为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社区矫正对象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进行创业帮扶。[159] 刘琪提出建立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困难救助金制度。通过调查,对生活困难,且经核实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可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必要时为确保社区服刑人员的生活基本需求,可以发给临时救助金,以有效预防其因生存问题而重新违法犯罪。[160] 欧渊华建议关注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困难,对不同家庭关系问题,如家人冷漠、不接纳,婚姻破裂、难以养育子女等开展针对性的帮扶。[161]

金登尚提出积极协调民政、人力社保、卫计生等部门,帮助符合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落实低保、医保和社保等政策。[162] 王玲建议拓宽多种渠道,开展就业指导和帮扶工作,同时对符合条件的社矫及刑释解教人员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和临时救济证明。[163] 吴尚敏提出要创新帮扶措施。例如:对于生活困难的应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实施临时社会救助。[164] 余盛军提出要努力解决社区矫正对象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困难。[165] 姜仙等人认为对未成年人、女性、家庭有困难等社区矫正人员,要进行重点跟踪和帮扶。[166] 张凯,高莹认为对生活有困难的社区矫正人员,可以通过临时救助或申请最低生活保障进行帮助。[167]

5.学业帮扶:

王克敏等人建议,对于有求学愿望和基础的,积极与教育部门协调落实其继续就学。同时介绍昌乐县司法局构建社会支持接纳系统,开展恢复性家庭教育,特别是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全力做好亲属的工作,创造温馨的家庭环境,消除其家人间的隔阂,让家庭全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使其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培养健康的人格。[168] 张凯,高莹建议,对处在学龄期或者愿意继续在学校学习的社区矫正人员,可以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其就学。[169] 王宜建等人介绍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司法局先后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与各类学习培训100 余次。[170]

6.优化建设:

余盛军认为在实践中,安置帮教的突出问题表现在帮扶教育形式单一。同时指出重要的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社会适应性教育等明显出现教育不足的状况, 心理矫正教育也仅局限于谈话、汇报的形式。[171] 魏晓静提出女性社区矫正工作者明显偏少,符合社区矫正工作者工作性质要求的专业人员更是少之又少。[172] 颜九红提出,监管和帮扶的角色冲突给执法者带来了执法的尴尬。执法角色很大程度受制于服务角色,引发了执法者的内在焦虑和外在功能失调。[173] 袁爱华介绍一些群众认为一个人犯了罪,不但不用去“坐牢”,还可以在社区、在村子里生活,而且还可享受教育、就业培训、帮扶等待遇,觉得罪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是对社会和被害人的一种不公平。[174]

(六)社区矫正的管理机构设置

随着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行,社区矫正制度研究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到不断探索,在实践中寻找适合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阶段。作为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管理机构设置的研究同等重要。2013年以来,我国对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设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区矫正场所——中途之家

所谓中途之家,其来源于早期的欧洲,译自英文“halfway house”,是一些宗教组织为那些不能回归自己原来居住社区的监狱刑释人员提供暂时性的食宿。19世纪在英格兰发展壮大,19世纪40年代美国贵格会教徒在帮助从监狱释放的犯罪人的过程中建立了最早的中途之家,而其中一所中途之家是专门为青少年犯罪人设立的。因此有人认为,中途之家是为了帮助从监禁机构释放的犯罪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重新适应社会生活而设立的过渡性社区食宿和矫正机构。[175]

我国首家中途之家是2008年7月8日在北京朝阳区成立的“阳光中途之家”。 “阳光中途之家是社区矫正的重要载体,它是服刑人员重返社会的中转站。北京市以朝阳区为代表的各区县阳光中途之家代表着一种先进矫正理念在制度上的落实。阳光中途之家充分借鉴域外实践经验并以我国司法实务为基础,以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为指导,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为契机,充分发挥其罪犯回归中转、社会裂痕修复作用。阳光中途之家建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罪犯的矫正,它还预示着刑罚理念的转变,昭示着罪犯教育改造模式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它还承载着与世界刑罚轻缓化、矫正多样化发展趋势的对接重任,并应然地成为人权方面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176]对此,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安文霞认为中途之家的成立具有其必要性,并分别从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对两类人员支持内化的需要、淡化公众排斥的需要以及淡化公众排斥的需要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其论点。“阳光中途之家通过切实有效的帮助教育措施,提高相应人员的社会回归率,大大降低了再犯率,为“两类人员”回归社会提供了生存性、重整羞耻性的支持,有助于其重构社会支持系统,从而弃恶从善,为其顺利回归搭建了良性发展的‘黄金桥’,为两类人员提供心理疏导、法律培训,亦为服刑人员家庭解决了现实的困难,为两类人员的家人重燃起生活的希望。”[177]

社区矫正试行十年以来,在各个试点地区相继建立起类似于中途之家的场所。据统计,截至2013年7月底我国社区矫正场所累计682个,除了海南省、西藏以外,全国其他30个省 (市、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建有数量不等的社区矫正场所,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江苏省,已经建成104个,最少的是广西,只有一个。其他如江西76个,山东55个,四川4个等。[178]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场所并没有统一,对此陈志海研究员认为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场所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由政府创立的,具有刑罚执行的矫正场所,例如北京的阳光中途之家;一种是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矫正场所,如上海洪智中心;另外一种是社区矫正场所是官民协办的矫正场所,如江苏宜兴方圆帮教中心。他认为,社区矫正制度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在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和全面施行的实践中,社区矫正场所为各项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使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179]而对于社区矫正的场所的定性,也有其见解。“目前各地实际所设立的社区矫正机构,是社区矫正的管理机构,而不是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并不直接从事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监管和矫正,也就是说不直接管理犯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矫正机构尚没有建立起来,有的地方的社区矫正场所具有这样的雏形,但多数并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和功能。”[180]

如前所述,中途之家起源于欧洲,在我国的发展起步较晚,立法、管理、运行机制等方面还不成熟,因此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社区矫正制度以及中途之家制度的比较研究,对于借鉴别国经验,吸取教训,进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寻求适合我国的发展路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年度,有学者从我国与日本中途之家的历史沿革、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及运作,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入手,进而提出改进我国中途之家的建议。“虽然日本社区矫正“中途之家”与中国的“中途之家”在矫正理念、设施规模、管理方式、矫正对象接收、社区居民参与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无论是经验和教训对年轻的中国社区矫正“中途之家”的制度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181]”例如提升中途之家管理理念,强化中途之家的救助功能,中途之家管理模式的多样化以及建设中小型中途之家。积极培育民间社区矫正力量等。文中最后提到,“中国的社区矫正与日本社区矫正的发展路径不同,政府强力推动和直接管理是其主要特色。这种从上至下行政命令式的发展模式长处表现为推动力度大,发展速度快,能得到政府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政府动员期工作效率高,有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理和社会维稳。短处为容易与社区脱离,难于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矫正的积极性。如果社区矫正脱离了社区、缺少社区居民的参与就会失去其原本的价值。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需进一步广泛地宣传社区矫正工作,让社区居民知道、理解和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同时应当积极培育相关的民间组织,如志愿者组织、基金会、企业家联合会、大学生社团、妇女社团、社区的各种爱心社团等,形成民间参与社区矫正和“中途之家”管理的社会支持网络,营造出良好的社区矫正环境。”[182]

2.执法大队、中队

为进一步的提升社区矫正质量,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健康规范发展,提升社区矫正执法能力和水平,规范执法行为,充分行使执法职能,近年来各地不断的探索创新社区矫正执法模式,其中执法大队的成立创新了机构建设专门化、执法工作规范化、管控手段信息化、教育帮扶多样化的社区矫正工作格局,且各地的试点经验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执法大队是社区矫正工作刑罚执行的实体,履行着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等职能,利用GPS定位手机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教育、监督和考核。其主要职责是: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社区服刑人员执行非监禁刑罚,实施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协调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帮扶工作,使其顺利融入社区;负责禁止令执行;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实施奖惩;组织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公益劳动等。[183]这一刑罚执行实体的建立,为我国各地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规范的平台,彰显了社区矫正的法治理念,体现了社区矫正的规范性。

2011年12月1日,浙江省海宁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正式揭牌,这是浙江省首个成立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也是我国首个经编委办批准成立的社区矫正执法大队。[184]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职能,为切实履行社区矫正刑罚执行职责,各地相继成立了社区矫正执法大队、执法中队。随着社区矫正被相继纳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该项制度作为刑罚执行制度列入国家刑事基本法,使社区矫正这一制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应该得到普遍的适用,但对于社区矫正的机构等并未明确提出,我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由此可知,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承担了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主要工作,因此全面建立县级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加强组织执行体系规范化建设,对于我国社区矫正的执法工作的进一步专业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前,浙江省台州市成立了全省首个市级社区矫正管理局(支队),各县(市、区)将原来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更名为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在人数多的乡镇(街道)试点设立执法中队,在村居(社区)一级建立村级社区矫正工作站,基本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社区矫正组织网络体系。文中表示,将县级社区矫正管理科更名为社区矫正执法大队,是“机关型”向“实战型”转变的需要,原先的社区矫正管理科的性质更多的是综合指导功能,而执法大队的性质属实体执法执行部门,能强化指挥决策和队伍管理功能,突出执法实践性质,以大队建制,强化监管执法功能。同时,“大队”相比“科”的设置更便于对外沟通和协调,具备相对独立的权限,与公安机关治安大队等也能相匹配,共同做好特殊人群的社会治理工作,大队下设监管指挥中心、矫正中心,便于统一执法、统一指挥,快速反应,协同作战。[185]

综上,各地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中队的成立,执法权得以统一行使,资源整合,配备专门的执法人员从事社区矫正执法工作,提高社区矫正工作实效,规范我国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监督执法行为,促进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化、科学化以及规范化。但目前我国对执法大队、中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设置和主要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其研究主体主要都是来自于基层的实体工作者,而理论基础的研究则较为缺乏。

3.机构设置——垂直管理

2010年12月司法部成立社区矫正管理局,与监狱管理局同级,负责社区矫正的管理工作。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但关于如何设置社区矫正机构,才能在尽量利用现有机构体制的情况下顺利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纵观世界各国社区矫正机构,虽然名称有所区别,但一般都是由司法部主管,如,美国联邦司法部下面设有矫正局,分管联邦的监狱和联邦的社区矫正工作,美国大多数的州政府均设有矫正局,负责各州的社区矫正工作,实行两级垂直领导体系。而州以下的市县一级一般不设立社区矫正的行政管理机构,而是设立社区矫正的实体管理机构,如缓刑假释办公室、中途训练所。而在我国市、县、区一级机构设置上,观点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应在司法局下设社区矫正科,由其负责本地区社区矫正工作。[186]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再在县(县级市、县级区)一级司法局设置社区矫正科,而是直接设立社区矫正工作站(或是执法大队)这样的工作实体机构,由工作站负责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矫正工作和日常行政工作,仅需对上级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而非对县一级司法局负责。[187]

本年度,对于社区矫正机构的具体设置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我国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设置是垂直设置还是平行设置的研究并不突出,但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垂直设置,在实践中,县一级执法大队、中队的建立突出的体现了我国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垂直倾向。

4.司法所

司法所是我国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但是关于司法所是否适合承担社区矫正的管理,近年来研究颇多,但主要集中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出台前后的几年时间内,本年度对于司法所是否应该承担社区矫正的管理并未过多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司法所不足以承担社区矫正的管理,主要是因为:“其一,司法所工作人员力量不足,司法所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目前不少地方还存在一人所、两人所。司法所除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外,还承担着人民调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普法宣传等职能,人手不足问题较为突出。同时,一些司法所管理体制不顺,不少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他们不仅身兼数职,而且有的主要精力是从事基层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人员的流动性较大。这对于专业性、程序性、执法性较强的社区矫正而言,无疑有较大的影响。其二,影响职能部门间的协作配合。司法所与公安派出所配合不力。”[188]还有学者认为,“司法所不再承担社区矫正的管理并不是因为司法所的工作不重要,恰恰相反,用社区矫正工作站替代司法所承担社 区矫正管理有利于加强司法所的建设。”[189]

(七)社区矫正的队伍建设

要想打造一只高效有素的社区矫正队伍,自身的高素质是首要条件。卢秋婷、王建新认为要从工作人员的选聘、选聘后的教育培训、监督考核、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四个方面综合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190]同时还要增加人才的来源,王征宇认为社区与学校应主动联姻,共同搭建“学校——社区”培养社工人才直通平台,采用人才定单式培养模式。与此同时,大中专院校也应当改革社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普及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实践教学在专业教育中的比重,以社区服务单位为依托,加强社工专业学生实训基地的建设,使毕业生在实践中掌握不同类型社会服务的技能。[191]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需要多种知识的综合工作,有较强的实务性,吴天文、张莉以武汉市江汉区司法所为例,认为应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主要类型有每个司法所上报一卷完整规范的社区矫正人员档案、矫正个案、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意见书等执法文书'参加质量评比;司法所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社工参加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闭卷考试等,通过岗位练兵可以有效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有助于规范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192]陈希坡也指出建立各类培训载体,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社区矫正专业队伍和志愿者参加培训,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193]

在保证素质的前提下,队伍的稳定性也同样重要。伊建仁以温州社区矫正现状为例谈到目前温州市社区矫正协理员与社区矫正人员的比例约为1:31,离省里1:20的考核标准有较大的差距,无法保证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质量。同时,由于协理员队伍无编制、工资待遇低,工作量大,导致很多人一有好的工作就选择离开,给保证工作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增加了难度。[194]针对社区矫正队伍的不稳定,各界学者也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法。黄延峰指出要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奖励机制,以便最大限度地调动志愿人员与社会组织团体的参与积极性。[195]杨红文、王创伟也认为应该设置一定的管理监督、考核奖惩机制,通过对累计服务时间、服务效果、在志愿活动中的突出个案以及后续联系等多方面进行考核,既能激励志愿者的工作积极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社区矫正的质量。[196]

长久以来,围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身份与定位的争论从未停歇过,但是趋向和思路逐渐清晰和统一。陈志海认为社区矫正场所主要的管理人员应该是公务员,至少主任、副主任、各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应该是公务员。[197]有的学者认为在公务员身份的基础上还应该具有警察身份,程杨梅就认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身份上不是警察,没有警察制服,而民间习惯于认同、相信穿着制服的管理者的权威,从而导致社区矫正效果大打折扣。建议给予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一定的强制权利,在内部设立警察编制,授予警衔,属司法警察,并且依照《人民警察法》对其进行管理。由社区矫正警察组成的司法行政机关内部社区矫正部门承担社区矫正工作。[198]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并不需要警察身份,林育青认为社区矫正虽然也要求对服刑人员进行管理监督,但其本质上是以为服刑人员提供教育矫治和社区服务为主。因此,像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一律不穿警服,为的就是不给服刑人员以太大的精神压迫,保持相对的心理自由。[199]

除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身份问题以外,经费保障也同样困难重重。各地区经济状况严重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规模和效果,因此学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一条有效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的道路。黄贵芬认为应该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支持,适当地推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面向社区聘用干部招考岗位。优先保障社区干部业绩考核奖金的发放,将社区财补人员、公益性岗位人员、下派挂职干部、选派教师业绩考核奖励资金纳入财政按月支付。[200]张巍指出缺乏社区矫正的专项经费,是制约矫正工作效果的瓶颈。应该建立一个以省级财政经费为主,县级财政经费为辅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机制,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体系统筹考虑。此外,还可以参照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采用市场化的方式筹集社会资金。[201]更有学者认为保障社区矫正的经费对维护社会稳定也有突出作用,张凯、赵亮认为充足的经费投入是推动社区矫正规范化的保障,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经费主要来自省级财政的划拨,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一些地区社区矫正经费不足,主要表现有:办公设施陈旧,无法满足信息化建设的需要;缺乏购买社会工作者服务的专项资金、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培训费用、社会志愿者的交通费等,严重制约社区矫正部门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202]韩雪在认同保障社区矫正经费重要性的前提下指出社区矫正资金的落实应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保障。一方面由国家财政部门联合司法行政部门制定预算,并将其列为各级政府法制建设考核项目,另一方面社区矫正执行部门不应将政府拨款作为资金的唯一来源,应该在争取财政部门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如采取设立社区矫正公益性基金会、点对点捐赠、面对面帮扶、网上救助等方式,拓展社区矫正经费的社会捐助渠道。[203]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目前构成大致有三类,包括主要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以及志愿者,前两类的薪资待遇问题虽然未得到最终的解决,但是早已进入学者的眼中,针对他们的待遇问题,也早就开始论证。但是对于志愿者到底应该有偿还是无偿问题,探讨和关心就略显不足。董会咏、杨志荣认为矫正工作是在重塑心灵、改变人生,必须用良心才能完成!若一旦有偿,其纯洁性将难以保证,矫正效果也将受到影响,所以无偿已成为各国惯例![204]但是也有学者不赞同完全无偿,董蕾认为对志愿者的管理和使用,目前尚没有相关的立法予以明确,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志愿者的使用过程中应十分重视对志愿者的精神鼓励,同时也要提供一定的物质津贴,包括提供交通补贴、午餐补助等。[205]

(八)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

1.管理机构方面

根据栗志杰等人对“俄罗斯预防未成年人失管和违法法制”的介绍,在俄罗斯,被判处缓刑、强制劳动刑、矫正劳动刑及其他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是列属于其他“有失管和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范畴,适用该项法制并接受个别化预防保护工作。专门针对预防这类人管理的执行机关,主要是设在未成年人事务及权利保护委员会、居民社保管理部门、教育管理部门、监护机构等多家机关内的“预防未成年人失管和违法工作专项职能机构”,呈现理念先进、体系完整、措施综合、操作性强等特征。[206]

另有许多学者均认为需要建设针对未成年犯的专门社区矫正部门或机构,增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在此不一一赘述。

非官方组织介入部分参与。金燚介绍,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适用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逐渐增多,矫正机制不断完善、矫正项目也日益多元化,但相对配备的矫正人员不足,因此提出非官方组织介入可以承担部分社区矫正的工作,提供部分矫正处遇项目,对服刑人员提供一定的训练和服务,如组织公益劳动、普法教育、心理矫治、技能培训等较大规模的活动。[207]

2.内容方面

张克峰、闫潇潇认为,目前我国对未成年犯的心理矫正的认识存在误区:(1)泛化,将所有的社区矫正工作,包括社区服刑人员思想的转变、恶劣行为的改变等都认为是心理矫治;(2)简单化,把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和精神治疗糅合到一起就认为是心理矫治;(3)夸大化,盲目夸大心理矫治的功能,矫正“异常心理”和“心理障碍”,已超出了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范围,应该及时送精神病防治医院进行治疗。[208]

3.方法方面

做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工作,刘克志、曹坤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1)建立回访考察制度;(2)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机关职责,如基层司法所参与辖区学校法制宣传等;(3)以人为本,注意细节;(4)加强关爱,创造继续就学、就业的条件;(5)转变走访形式,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矫正人员在社会上的声誉;等等。[209]

在未成年人教育矫正方面,马秀峰、董杰认为,应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实施社区矫正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矫正新模式,由司法行政人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组成执行小组,与学校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等组成的学校帮教小组,一起作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周一至周五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周六周日进行集中、个别、心理、劳动教育等,围绕法制、心理、社会功能教育三大模块展开。[210]在管理模式方面,张光君建议,以社会管理创新引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向“整合模式”发展:(1)我国应当在在少年刑事司法之中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2)将社区居民的意见吸纳进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报告之中。从而使得未成年人的改过迁善和社区安全的保护相得益彰。(3)拓宽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渠道,应进一步细化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职责。[211]

4.未成年犯的犯罪与矫正的特点

一些学者认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区分于成年犯社区矫正是十分必要的,且目前我国未成年犯与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区分度较低。肖乾利、李凤军认为,在社区矫正管理上未对未成年犯和成年犯作出区别规定,导致适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矫正项目严重匮乏。当前的矫正项目集中在公益劳动、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技能培训、心理辅导、就业指导等,多数项目缺乏针对性、缺乏评估标准,较多项目显得程式化、形式化、虚化。前述项目中又以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为主,对未成年犯心理矫治这一国际通行做法进展缓慢。[212]韦文、吕登明认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应形成以专业机构为主、以社会力量为辅、社会团体积极发挥作用的格局,将未成年犯矫正工作与成年犯矫正工作彻底区分开来。有必要在专门机构中设立专门负责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部门,配备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各行各业专业人员和志愿者。[213]林安民分析,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在立法形式和内容上独立性较低,相对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专设一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而言,社区矫正制度体现出来的少年司法只能属于附属型,缺乏独立性;目前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并没有与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分立,也没有规定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管理人员中仅仅是有专业人士参与,这离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独立化还有一定差距。[214]

从刑罚功能角度来说,也有学者认为社区矫正对于成年犯和未成年犯来说是不同的,张光君提出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区别于成年人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功能定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不应是基于未成年人曾经的罪行而采取的一种宽大措施,而应是一种针对未成年犯罪的补偿和改善措施。向“强制改善”功能调整的三大优势:(1)为未成年矫正对象司法监管和社会监管提供正当性;(2)赋予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一定的主体地位,明确监管机构职责范围;(3)强制改善个别化,回应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家庭和学校的责任问题。[215]

从未成年人保护角度来说,曾志滨提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相对成年人社区矫正还存在着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制约,当社区矫正和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践中碰撞,社区矫正机构可以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制定更能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矫正方案,最大限度减少社区矫正措施可能对失足未成年人产生的不利影响。[216]

陈海分析,要构建有别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须从社区矫正前、矫正过程中和矫正后三个阶段来具体落实。(1)矫正前调查评估的分开;(2)矫正过程中,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项目与成年犯区分开,目前《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方式方法都因过于原则性而难以操作,且除了同于成年人的定期报告、教育学习、社区服务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职业培训与就业指导等矫正项目外,严重缺乏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项目体系。(3)矫正后注意未成年人身份保护与轻罪记录封存工作。[217]

5.其他角度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体系的建议

基于法律监督角度,杨亚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认为:(1)需要加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首先通过制定《社区矫正法》明确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具体规定,建议制定一部关于检察机关加强对社区矫正监督的规范性文件,作出明确规定以确保检察机关监督内容完整。(2)需要创新监督机制,丰富监督手段。如尝试建立“驻所检察日制度”、建立分时分类分级检察监督机制,如针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对象的个性特点、日常表现、矫正需求等制订不同方案。[218]对此,张庚辰、张琨提出应当构建“一体化”未成年人矫正帮教检察法律监督体系:在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设置未成年人矫正帮教办公室;提高对检察干警专业化水平的要求;并让社会调查对制订个性矫正计划、有针对性的帮教起到实际作用。另外,在对未成年人心理矫正和帮教安置方面,他们建议地方党委、政府将未成年人的矫正帮教切实纳入地方工作序列,及时制定适合本地情况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明晰操作程序,明确专门的组织机构、明确具体主管、组织实施以及考察督导的部门职责。[219]

 从未成年人保护角度,杨琼建议建立未成年犯缓诉制度。缓诉制度是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条件,作出暂时不起诉的决定,待考验期限届满后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一种制度。缓刑形式多样化是国际刑罚立法的一种趋势,而目前我国立法中尚未规定缓诉制度。体现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和其人格的尊重,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既避免对未成年人过早被打上犯罪烙印,也为其悔过自新、重返社会和今后的成长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从而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更好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220]

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在适用方面、制度设置方面,莫然介绍,(1)广州市法院为丰富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前社会调查,除了引入心理测评制度,还结合了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在审前阶段多处于羁押状态这一现实情况,设置了“在押人员表现评定制度”。(2)在试行暂缓判决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判前考察制度”,通过三到六个月的考察期给予法官全面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机会,促进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非监禁刑罚的可能。[221]

朱妙、李振武、张世欣通过对上海市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调研情况,建议未成年人轻微犯罪判处短期刑,尤其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考虑多适用缓刑,并提出要建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社区矫正的异地委托制度。介绍称,上海高院少年法庭截止2012年将未成年人缓刑适用率从不足20%上升到36.92%,其中非沪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率由不足10%上升到77.47%,体现少年司法公正温情。[222]

(九)社会参与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曹仁姐认为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应充当好调停者、教育者、倡导者的角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认为民政、社会保障等部门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应充当好倡导者、中介者等主要角色,为矫正对象量身制定个性化方案;发布劳动信息资料,提供就业机会;积极举办法律宣传、道德规范等大型教育活动,增强矫正对象的法制思想和道德修养;组织技能培训,提供社会保障,增强适应社会能力,确保犯罪者顺利回归于社会。而社会团体、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实施社区矫正活动中应充当好经纪人、执行者和策划者等关键角色,积极配合政府组织,顺利开展社区矫正活动。[223]

颜九红认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更倾向于以一种平等主体的身份帮助矫正对象,更尊重、体谅社区矫正人员的感受,工作方法也是互动式、说服性、接纳式、建议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容易使社区矫正人员更为接受和认可,减少社区矫正人员潜在的抵触和戒备心理,因而,可以与司法行政机关合力,达到更好的矫正效果。[224]常宇刚充分肯定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他同时表现出一定的担忧,“虽然在各种相关文件中都规定了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志愿者参与该项工作,甚至还规定了具体的实施细则,但是执行机关与社会力量缺乏足够的横向联系,社会力量还处在自发的、个别参与的层次,其参与的力度和效度均明显不足。”[225]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尚处于摸索阶段,当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仍存在许多不足。第一,尚未健全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法规。司皓洁认为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的权利、义务、责任不明晰以及缺乏一个参与机制等。[226]罗玲认为一方面是因为社区矫正试点时间较短,社区矫正没有专门的法律;另一方面是因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实务开展占据了主要关注领域,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工作被忽略了。[227]第二,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的认知不足,社会力量参与少。部分地区部分居民甚至认为将大量的罪犯放在社区内服刑,为社区的居住环境埋下了安全隐患,增加了社区内的不安定因素。[228]另外,唐文娟认为志愿者团队式参与模式尚未形成,个体力量分散,很难形成合力。[229]第三,许多学者认为社区矫正队伍不够专业化。

对此,司皓洁认为完善社区矫正立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迫切需要,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国家刑事政策、不断改革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的迫切需求。立法部门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借鉴国外社区矫正的立法经验,制定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张宇提倡非监禁刑刑罚理念的推广,他认为面对我国国民社区矫正认知水平低这一问题,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首先需改变国民的观念,提高认知度。他还提出未成年犯罪人单独矫正。可以在进入审判前,按照法律规定,把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撤销或不起诉,由社区进行矫正。为了更有效的针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把罪行较轻,初次或临时起意犯罪的,对其在矫正期间的义务进行明确,方便考察。放宽未成年人的矫正范围,避免监禁执行中的交叉感染,使未成年人早日改过自新。[230]闫乃慈认为还可以通过宣传和鼓励社会工作人员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以此来补充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的不足。值得强调的是,在选择社会工作人员加入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必须对这些社会工作人员进行较为严格的挑选,并对这些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思想工作、心理辅导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其在今后工作中的专业帮教水平,最好是选择一些具有与社区工作相关专业知识、综合素质较高的工作人员,尽可能地减少培训的成本及时间,使之更快地投入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这样的人员扩充才会显得更具实际意义。而要实现这种效果,向社会吸收大量的,具有专业知识或综合素养等较强、较高的志愿者参与进来,从而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的整体实力及素质,为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储备大量的高素质人才。[231]唐文娟认为在融入社会力量参与的过程中,应突出社会力量的专业性、稳定性与有效性,因此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方式应当是团体式参与模式。

另外,很多学者提出在心理矫正方面积极探索和实践,他们认为心理问题会影响社区矫正人员回归社会,所以应在社区矫正中加强心理矫正方面。史惠瑄、董洋调研发现,社区矫正人员的重犯风险因其罪犯身份知晓程度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罪犯身份被社区中大部分人或一半人知晓者有重犯风险。他们认为让参与矫正工作的公众为矫正人员的罪犯身份保密对将来公众进一步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232]

(十)公检法司各部门的协调与制约

1.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问题和对策。司绍寒、熊正、王秋杰、贾淼认为我国社区矫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护社区服刑人员权利,保障社区矫正执行的需要。但现行社区矫正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监督手段有限,对相关部门、人员职责规定不够明确,检察机关内部沟通衔接不够等问题。可针对采取明确性监督、动态性监督、全面性监督、效力性监督、专业性监督等措施。[233]张云霄认为我发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存在“柔性监督”为主,“刚性监督”不足;“静态监督”为主,“动态监督”乏力;“书面监督”为主,“实地监督”缺失;“单一监督”为主,“合力监督”欠缺等四方面问题。完善相关监督机制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强“刚性监督”;关键又在于强化“动态监督”;而基础条件在于增加“实地监督”;重要保障在于实现“合力监督”。[234]

叶兴智认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立法过于笼统,检察机关职能定位不准确,社区矫正信息沟通不畅,监督机关监督强制力欠缺。通过找准监督切入点,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构建社区矫正统一信息平台,构建社区矫正动态监督机制,完善检察机关内部协作监督机制予以解决。[235]李帅则认为我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存在法律依据不足,工作定位不准确,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保障不够,对矫正效果缺乏检察监督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制定《社区矫正法》,并重新定位检察监督在社矫中作用,加强对服刑人员权利保障,重视执行效果等措施予以克服。[236]

关于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职能定位,吴晖认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具有监督法定,范围广泛,手段专门三个特点。基层检察院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职能定位需要:(1)通过立法明确喜欢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2)明确监督对象,明确监督责任;(3)加强检察监督平台建设,增强监督的实践操作性。[237]

孙文红、李英霞则认为可以通过建立网络监督与互动平台,并建立监督反馈与联动机制,事先监督与介入机制,维权救济与帮扶机制,能较好实现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与复归,达到犯罪人再社会化的目的。[238]

2.社区矫正审前调查存在的问题和对策。黑龙江法学研究所社区矫正课题组认为,现行社区矫正适用前评估存在诸多问题:(1)调查评估尚未成为必经程序,影响社区矫正适用风险的预见;(2)调查评估工作主题混乱,影响相关工作的公正性;(3)调查评估对象范围、内容部明晰,影响调查评估结论的客观性;(3)调查评估程序部完善,影响评估工作的规范性;(4)调查评估文书格式不标准,影响调查评估工作的统一性。在全面分析审前调查的问题后,该课题组提出可以通过以下做予以针对性解决:(1)立法确立调查评估为必经程序,提高社区矫正适用的风险预见性;(2)明确调查评估主体,保证调查评估工作的公正性;(3)细化调查评估对象、内容,保证调查评估结论的客观性;(4)完善调查评估程序,加强调查评估工作的规范性;(5)规范调查评估文书格式,以保证调查评估工作的统一性。[239]

邓陕峡认为,社区矫正审前调查中存在调查主题专业性不足,对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接纳度评估流于形式,评估内容和事项设置不够合理科学等问题。并提出了提高调查评估主体的专业性与中立性,增强调查评估项目设置与评估方式的科学性等措施。[240]

较为不同的是,郑艳提出对审前调查可以打破司法行政机关一家包办,可以多家启动。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着启动程序的随意性、启动主体的单一性、启动时间的滞后性、调查内容不统一、调查报告低质化以及调查评估报告效力上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应强调启动主体的多样性和启动时间的前移,调查程序强调关注被害人的权利,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则由检察机关通过量刑建议、监狱机关通过假释建议的方式使用。[241]

3.其它制度建设。王燕飞认为在制度建构上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构具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的生成路径,中央层面,《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出台,标志着统一的中国特色的社区刑罚执行制度的建构,省级政府层面,各省级政府先后出台专项实施办法,而基层社区矫正工作者也不断对相关制度进行富有地方特色的创造和发展。而体系特色上,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则呈现多元性、多样性与多层性,并且显示出中央统一和地方多样的双重性或双面性的权力属性,而该制度又处于不断转变演进的开放状态。为克服这样的一元性与多样化的风险,应该建立合理,规范,科学的文件备案审查机制,促进立法创制和实践创造,推动制度不断完善。并且需要不断加强对相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242]

刘鹏飞认为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中缺少法律依据,缺乏强制措施的保障,群众认同度不高,矫正对象存在心理障碍,而矫正机构有存在经费短缺和人员编制少、待遇低的制约,而公检法司等部门配合协调又不到位,缺乏社会公众参与。通过尽快制定《社区矫正法》,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平台,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力度,加强对矫正对象教育工作,促使其分清利弊,克服心理障碍,自觉接受社区矫正,落实保障经费,确定机构编制和待遇,同时开拓创新,多项措施并举,提高社区矫正的质量和效果来予以解决。[243]

关于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情况,梁美英人民法院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立法滞后,参与的法律依据不足;非监禁刑适用率低;与其他部门在程序上衔接不够紧密,尤其在审前调查,在与司法行政机关在法律文书送达和人员接管,以及撤销矫正时缺乏程序规制等问题。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立法,加强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立法研究;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规范程序,严密与其他部门的工作衔接等措施。[244]

而针对禁止令适用率较低情况,沈玉忠认为当前禁止令的慎发是由于内容过于总括不具体,后续帮教措施难以到位,且其本身带有非强制性。通过在立法层面进行规范性规制,并加强社区矫正组织机构的建设,建立健全相应监管措施,通过公检法司各部门信息共享与联动等措施实现应用的更广泛性。[245]

(十一)国外(地区)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

刘丽敏介绍了国外其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1.形式上有专门社区矫正法(美国明尼苏达州1973年世界首部《社区矫正法》等),有专门刑事执行法(德国的《刑罚执行法》、俄罗斯的《刑事执行法典》、丹麦的《刑事执行法》等)和单行的社区矫正法规(香港地区的《社会服务令》、《感化令》,台湾地区的《更生保护法》,新西兰的《假释法》等)。2.内容上分为社区服务令、缓刑、假释、审前转处、出席中心令、家中监禁等。3.性质上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兼有实体法、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呈现兼容性特点。另外,对美英日等国家社区矫正工作细化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情况进行介绍。[246]

李敬瑶分析我国社区矫正形式和措施限于缓刑、假释、管制、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等,缺乏外国及我国港台地区其他的社区服务、资格权利限制与剥夺、家中监禁、中途训练所、保安处分等措施的丰富性和人性化特质。指出我国与国外在社区矫正理念方面都是教育并帮助其改过自新,方向正确但因重刑主义传统和试点仅起步而缺乏对罪犯回归正常甚至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要求。[247]

张雪介绍了一些境外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经验,包括:1.处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法规;2.美国社区对青少年犯罪行为预防和矫正的实践;3.英国“波尔斯坦训练命令”。并指出其矫正方式多元、硬件设施齐全等的启示意义。[248]

史亚杰总结了国外的社区矫正模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刑罚适用中,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适用比例很高;二是社区矫正都体现出复合型的刑罚种类;三是社区矫正的决定机关和执行机关都具有统一的机构,且都配有高素质的工作人员;四是多国家对于社区矫正作为刑罚的种类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五是各国社区矫正取得的成果都证明区矫正作为刑罚的执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节约国家资源。[249]

栗志杰等人介绍了俄罗斯社区矫正的前世今生,对其社区矫正管理机关的主要职能和具体任务、执行机关的主要工作职责等进行描述,并评析了俄社区矫正法制体系、行刑人道主义、注重罪犯人权保护的立法价值取向、垂直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及其经费保障机制,社区矫正机关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独具特色的社区矫正管理人员队伍、刑罚替代转处、附条件免除履行刑罚程序设计更为科学的行刑制度等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我国应得到的运行启示。[250]

唐彦在介绍美国刑事执行制度时分析了美国非监禁刑的执行制度、社区矫正制度、缓刑制度、中间制裁制度、社区服务令等情况。[251]顾程雯介绍分析了中美社区矫正在适用现状、调查报告制度、机构设置上的差异。[252]

杨学农介绍芬兰社区矫正主要包括社区服务、限制令、青少年犯罪处罚、假释犯监督、预假释五项主要类型,介绍了芬兰社区矫正在立法(计划将所有社区矫正法律条文整合到一部法律中去)、评估(设置评估中心,有评估中强调风险性、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充分尊重评估人意见、高度重视青少年犯罪的评估、跟踪评估五项经验值得借鉴)及电子监控方面的主要做法。提出我国应当借鉴思考的几个问题。[253]

冯卫国、王超通过分析中外30个评估问卷,构建评估因素关系模型,评估问卷在犯罪人基本情况、家庭居住情况和精神心理状况三个维度上,归纳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与外国的评估因素数目存在的差异;在犯罪人基本情况和犯罪情况两个维度上,说明社区矫正人员与罪犯存在显著差异;在其它维度上未见显著差异。通过对比中外社区矫正风险评估因素的差异为我国评估因素选取提出科学选取、理性设计、动态评估的建议。[254]

张凯分析了国外社区矫正监督工作中定量的危险评估、适当的案件分配以及多样的监督措施等情况,与我国刑本位监督理念、控制型监督内容以及形式化监督措施的情况进行对比,提出一些借鉴和启示。[255]

何挺翻译詹姆斯•邦塔等人对社区矫正中的策略性培训创新实验,研究犯罪者复归社会的风险和需求响应模式,介绍了研究的方法和发现,对缓刑官的矫正行为、后续诊所式的技术支持、社区服刑人员的重新犯罪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获得结论。[256]

   

四、社区矫正研究的特点、不足与期待

1.郭琪: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研究目前遇到的问题是研究论文开题过大、缺乏重点。1、大多论文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进行总体分析,同时讨论现实、立法、机构、队伍、项目等多个内容,缺乏针对性,因此难以追求论文的深度。2、总体上,探讨矫正方法和制度方面较多,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区别于成年犯社区矫正的项目、做法等方面浅尝辄止,未能提出更多新的观点和方法。

建议今后能够提出一些从实务和实践出发的创新做法,可以将未成年犯保护与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结合起来,既凸显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又能够保证针对未成年犯的矫正项目有效,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创新做法、项目、政策制度,提高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方法的灵活性。为了符合国家未成年人保护的发展趋势,应适当研究相比当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与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糅合,更具独立性的管理方式。

 

国外社区矫正

国外社区矫正研究能够基本保证有针对性地深入研究,主要是一些学者对自己研究的领域进行域外经验分析,以及出访国外的实务、科研部门做的考察总结,质量较高但数量较少。另外存在一些涉及国外社区矫正但理论较旧、缺乏实践意义的研究。

建议学术机构、实务部门、海外侨居的学者们能够联系国内外研究需求,及时了解国外社区矫正最新的动态,做出有实践意义、准确的理论和经验总结,避免老生常谈。也应当增加翻译外文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文章著作,丰富国内社区矫正参考资料。

 

2.马晓

关于性质的争论应该综合相对应的时代需要和社会背景来认定即“分段定性”,在今天我们需要把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为刑罚执行方式,才能凸显它的刑事政策性。这也符合了当今我国官方坚持的观点。当然,社区矫正的性质在理论界绝对不能盖棺定论,理论的超前性是其存在的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发展,其性质会变得很复杂,需要我们具体的来进行分析。在理论界,我们必须允许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理论不断与时俱进,才能更好的指导实际工作。

 

 



[1]《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司法行政体制改革情况》,载中国司法部网站,登录时间:2014年11月16日。登陆网址:http://www.moj.gov.cn/index/content/2014-11/05/content_5834638.htm?node=7343。

[2] http://news.163.com/14/1105/15/AAA1GVDJ00014JB5.html,访问时间2014-11-5。

[3]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到四川省开展社区矫正立法工作调研》,载《人民调解》2014年第01期。

[4] 《全国人大调研组到陕西省开展社区矫正立法调研》,载《人民调解》2014年第05期。

[5] 刘鹏飞:《我国社区矫正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思考——以陕西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为例证的分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04期。

[6] 莫晓宇、李芳芳:《关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载《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4期。

[7] 肖乾利、李凤军:《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实施效果评估及其优化》,载《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08期。

[8] 王燕飞:《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形态演化及体系特色》,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5期。

[9] 黄瑞琦、张学军:《社工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的角色定位》,载《社会工作》2014年第02期。

[10] 莫晓宇、李芳芳:《关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载《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4期。

[11] 张巍:《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社区矫正现状调查研究》,载《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03期。

[12] 肖乾利、李凤军:《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实施效果评估及其优化》,载《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08期。

[13] 刘丽敏:《破解社区矫正的实践困境——国外经验借鉴及中国的体制机制构建》,载《河北学刊》2014年第02期。

[14] 张文举:《社区矫正制度“上海模式”现状评析》,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5期。

[15] 文范飞、管圣东、伍正:《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瓶颈及对策思路》,载《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05期。

[16] 余贵忠、周小稚:《服刑人员再社会化模式研究——以社区矫正为视角》,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01期。

[17] 马进保、王唯:《我国社区矫正执行程序探讨》,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01期。

[18] 欧渊华:《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健全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体系》,载《榆林学院学报》2014年第05期。

[19] 李彦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探析》,载《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01期。

[20] 王燕飞:《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形态演化及体系特色》,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5期。

[21] 杨学农:《社区矫正的“江苏路径》,载《唯实》2014年第08期。

[22] 严励、张东平:《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省思与完善》,载《南都学坛》2013年第06期。

[23] 王燕飞:《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形态演化及体系特色》,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5期。

[24] 雷晓萍:《社区矫正在宁夏的价值、成就与困境》,载《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01期。

[25] 袁爱华、袁玲、林怀满:《云南省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3期。

[26] 参见http://www.chjzxc.com/index.php/Laws/index.html,访问时间2014-11-6.

[27] 《江苏省人大开展社区矫正立法调研》,载《人民调解》2014年第01期。

[28] 王燕飞:《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形态演化及体系特色》,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5期。

[29] 袁爱华、袁玲、林怀满:《云南省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3期。

[30] 杨红文、王创伟:《我国民族地区社区矫正的现实困境及进路——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视角》,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6期。

[31] http://news.163.com/14/1105/15/AAA1GVDJ00014JB5.html,访问时间2014-11-5。

[32] 张金祥:《劳动教养与社区矫正的衔接》,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4期。

[33] 栗志杰、李玉娥、田越光:《俄罗斯社区矫正制度评述与启示》,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01期。

[34] 李世波、陆中华:《社区矫正基本问题研究》,载《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年第04期。

[35] 刘丽敏:《破解社区矫正的实践困境——国外经验借鉴及中国的体制机制构建》,载《河北学刊》2014年第02期。

[36] 施亮:《浅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载《法制与经济(中旬)》2014年第04期。

[37] 张建:《浅议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载《商》2013年第21期。

[38] 董杰、邵宗林:《我国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改革与开放》2014年第11期。

[39] 伊建仁:《枫桥经验的新内涵——浅析社区矫正工作与再犯罪预防》,载《公安教育》2014年第04期。

[40] 汪浔:《社区矫正中的检察监督与社会管理创新》,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

[41] 刘宇驰:《浅议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完善》,载《法制与经济(中旬)》2014年第05期。

[42] 杨红文、王创伟:《我国民族地区社区矫正的现实困境及进路——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视角》,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6期。

[43] 严励、张东平:《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省思与完善》,载《南都学坛》2013年第06期。

[44] 邵晨澎:《加强社区矫正人员监管的对策建议——以浙江省衢州市为例》,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21期。

[45] 张德军:《短期自由刑执行机制改革研究——以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为视角》,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04期。

[46] 屈学武:《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设计及其践行思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0期。

[47] 张绍彦:《社区矫正的现实问题和发展路向》,载《政法论丛》,2014年第01期。

[48] 李密:《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瓶颈与突破》,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01期。

[49] 袁爱华、袁玲、林怀满:《云南省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3期。

[50] 李敬瑶:《中外社区矫正制度比较》,载《世纪桥》2014年第09期。

[51] 常素凤、杨翠芬:《完善社区矫正制度路径探析》,载《党史博采(理论)》2014年第04期。

[52]张济、朱振华、鞠静文:《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运行机制之构建一一从立法的角度看》,载《法制与社会(下旬)》2013年第12期。

 

[53]王平著:《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13页。

[54]连春亮、李玉成、殷尧著:《罪犯矫正形态论》,群众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211-212页。

[55]张旭光著:《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区矫正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第18页。

[56]社区矫正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务组:《社区矫正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57] 吴爱英:《认真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7期。

[58]社区矫正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务组:《社区矫正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59] 吴卫军、徐如红、任永芳:《社区矫正能否有效预防与减少重新犯罪?——以东部某省H市2007—2011年数据为对象的个案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0期。

[60] 陈志海:《社区矫正性质研究》,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14年第7期。

[61] 李娟、班毛展:《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10期。

[62] 赵娟:《社区矫正契机下的刑罚变革》,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31期。

[63] 詹蔚莹:《关于构建我国统一刑罚执行制度的若干思考——以完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为中心》,载《法治论坛》2014年第2期。

[64] 王利荣、程炀:《社区矫正语境中的观护与观察》,载《海峡法学》2014年第1期。

[65] 李本森:《社区矫正制度发展与创新的若干思考》,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7期。

[66] 李霓:《从社会结构变迁理论探讨社区矫正的法律价值》,载《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67] 付丽:《社区矫正的法律思考》,载《法制博览》2013年第11期。

[68] 李正新:《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反思》,载《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69] 莫晓宇、李芳芳:《关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载《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70] 化耀民:《社区矫正制度探析》,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71] 马进保、王唯:《我国社区矫正执行程序探讨》,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72] 严励、张东平:《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省思与完善》,载《南都学坛》2013年第6期。

[73]社区矫正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务组:《社区矫正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74] 屈学武:《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设计及其践行思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0期。

[75] 顾永景:《社区矫正性质之新定位、对象之新确认与内容之新拓展》,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76]余盛军:《对我国社区矫正执行力影响因素的探讨》,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77]李彦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探析》,载《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78]赵娟:《社区矫正契机下的刑罚变革》,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31期。

[79]董孝威、柏璐:《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社区矫正问题研究》,载《法制博览》2014年第7期。

[80]张光君:《社区矫正中的公众保护问题初探》,载《长江论坛》2014年第3期。

[81]史亚杰:《国外社区矫正模式对我国社区矫正模式创新的启示》,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82]周昱铭、唐浩斌、曾德昊:《和谐背景下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载《法制与经济》2014年第5期。

[83]黄杏:《浅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不足及完善》,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7期。

[84]王菲:《社区矫正制度实施的法律监督再完善》,载《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3期。

[85]陈宗攀:《经济犯罪社区矫正的实现路径》,载《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86]施亮:《浅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载《法制与经济》2014年第4期。

[87]邱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完善——以英国社区矫正制度为借鉴》,载《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年0第4期。

[88]谢忠峰:《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载《兰州学刊》2014年第2期。

[89]梁立宝:《恢复性司法理念视野下的社区矫正制度初探》,载《法制与经济》2013年第9期。

[90]王平著:《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174页。

[91]姜山:《我国社区矫正适用范围探讨》,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14年第1期。

[92] 黄娅琴、鄢琦昊:《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载《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93]赵娟:《社区矫正契机下的刑罚变革》,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31期。

[94]屈学武:《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设计及其践行思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0期。

[95]王平著:《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6-7页。

[96] 吴建:《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经济》2014年第3期。

[97] 屈学武:《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设计及其践行思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0期。

[98] 张德军、邢占军:《恢复与惩罚:社区矫正功能的双重定位及实现路径》,载《理论学刊》2013年第12期。

[99] 参见翟中东著:《社区性刑罚的崛起与社区矫正的新模式——国际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00] 郑艳:《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之程序构建》,载《行政与法》2014年第5期 。

[101] 黑龙江省法学研究所社区矫正课题组:《社区矫正适用前调查评估制度研究》,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102] 李晓娥:《社区矫正工作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以河北省D市A区为例》,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03] “沭阳县司法局尝试推行假释前评估新模式”http://www.jssf.gov.cn/sfyw/sqjz/gzjl/201410/t20141022_57960.html,访问日期:2014年11月11日。

[104] 李世龙、李堂军:《社区矫正重新犯罪的调查研究》,载《法制与经济(下旬)》2014年11月。

[105] 郭玲:《监狱与社区矫正信息共享问题研究》,载《中国监狱学刊》2014年2月,第138-142页。

[106] 王平主编:《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2-334页。

[107] 司绍寒:《社区矫正执行程序研究》,载《中国司法》2013年第11期 。

[108] 伊建仁:《谈再犯罪预防视野下的社区矫正工作——以温州市为例》,载《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

[109] 邵晨澎:《加强社区矫正人员监管的对策建议——以浙江省衢州市为例》,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21期。

[110] 袁爱华等:《云南省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11] 刚彦、王敬:《浅析社区矫正信息化监管》,载《中国管理信息化》2014年第15期。

[112] 刘邦惠:《社区服刑人员犯罪危险性评估的探索》,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13年增刊。

[113] 冯卫国、王超:《中外社区矫正风险评估因素结构差异研究》,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7期.

[114] 吴爱英:《认真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健全区矫正制度》,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7期。

[115] 彭卫城:《四大平台推进社区矫正“监管信息化”》,载《人民调解》2013年第10期。

[116] 马时明、徐祖华:《推进县乡村三级监管教育帮扶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1期。

[117] 孙培梁著:《社区矫正信息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74页。

[118] 刚彦、王敬:《浅析社区矫正信息化监管》,载《中国管理信息化》2014年第15期。

[119] 邓陕峡:《社区矫正推行中的困境与探索——以四川省C市为实证观察》,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20] 吴爱英:《认真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健全区矫正制度》,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7期。

[121] 袁爱华等:《云南省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22] 叶良芳:《禁止令的法律性质及其司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14号指导案例评析》,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4期。

[123] 编自《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综述》,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6期。

[124] 金尚登:《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的思考》,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7期。

[125] 韩雪:《浅议我国社区矫正配套机制的缺失与完善》,载《法制博览》2014年第21期。

[126] 陈春安、王广兵、张金武:《社区矫正工作中对循证矫正模式的探索与思考》,载《中国司法》2013年第10期。

[127] 陈大国:《循证矫正的原则、方法和流程》,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128] 张荣艳:《社区矫正教育方法研究》,载《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30期。

[129] 杨阿丽:《略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及其完善》,载《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年第11期。

[130] 许新春:《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教育》,载《学园》2014年第5期。

[131] 杨刚:《论社区服刑人员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14期。

[132] 程莹:《论未成年人强制性教育措施——兼论与社区矫正之契合》,载《未来与发展》2014年第1期。

[133] 莫晓宇、李芳芳:《关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载《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34] 马秀峰、董杰:《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新模式初探》,载《法制与经济》2014年第17期。

[135] 李晟:《循证矫正理念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运用与思考》,载《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36] 胡德葳、唐昕:《社区矫正对象在犯罪预防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29期。

[137]吴爱英:《认真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7期。

[138]杨劲松、任庆起、李树彬、任晓坤:《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研究》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9期。

[139]张慧:《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分析》,载《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4 年第2 期。

[140]周孟龙:《关于构建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与执法中队的实践与思考》,载司法部网,登录时间:2014年7月7日。登陆网址:http://www.moj.gov.cn/sqjzbgs/content/2014-07/07/content_5655979.htm?node=30094。

[141]王燕飞:《社区矫正:罪犯管理创新的社会义举———以湖南省试点为切入点》,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42]本刊记者:《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综述》,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6期。

[143]吴爱英:《认真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7期。

[144]金登尚:《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7期。

[145]缪文海:《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的社区矫正创新》,载《行政与法》2013年10月。

[146]张凯、高莹:《社区矫正人员矫正程序简论》,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 年第2 期。

[147]常宇刚:《浅析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7月。

[148]姜仙、德袁、榕黄瑛:《浅析基层检察机关社区矫正监督模式的实践与探索》,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12月。

[149]金登尚:《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7期。

[150]颜九红:《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之本土化探索: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

[151]姜仙、德袁、榕黄瑛:《浅析基层检察机关社区矫正监督模式的实践与探索》,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12月。

[152]李晓娥:《社区矫正工作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以河北省D 市A 区为例》,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第12 卷第2 期。

[153]缪文海:《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的社区矫正创新》,载《行政与法》2013年10月。

[154]袁爱华、袁玲、林怀满:《云南省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4年8月。

[155]莫晓宇,李芳芳:《关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载《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14 年7 月第16卷第4期。

[156]迟云福:《新形势下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困境与出路———以山东省青州市为例》,载《决策咨询》2014年第2期。

[157]吴尚敏:《浅析防城港市社区矫正与社会维稳》,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58]张凯、高莹:《社区矫正人员矫正程序简论》,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59]袁爱华、袁玲、林怀满:《云南省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4年8月。

[160]刘琪:《关于推进西宁市社区矫正工作的调研报告》,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3月。              

[161]欧渊华:《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健全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体系》,载《榆林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162]金登尚:《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7期。

[163]王 玲:《构建社区矫正新模式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以武汉市花桥街司法所的实践为例》,载《长江论坛》2014年第1期。

[164]吴尚敏:《浅析防城港市社区矫正与社会维稳》,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65]余盛军:《对我国社区矫正执行力影响因素的探讨》,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66]姜仙、德袁、榕黄瑛:《浅析基层检察机关社区矫正监督模式的实践与探索》,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12月。

[167]张凯、高莹:《社区矫正人员矫正程序简论》,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68]王克敏、张兆利:《心理矫正 帮社区矫正人员打开心灵之门》载《人民调解》2014年第4期。

[169]张凯、高莹:《社区矫正人员矫正程序简论》,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70]王宜建、秦玉华、王强:《探索实施“1123”社区矫正工作机制》,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3期。

[171]余盛军:《对我国社区矫正执行力影响因素的探讨》,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72]魏晓静:《浅析我国女犯的社区矫正制度》,载《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8期。

[173]颜九红:《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之本土化探索: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74]袁爱华、袁玲、林怀满:《云南省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4年8。

[175] 参见吴宗宪: 《社区矫正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72 页。

[176] 安文霞:《“阳光中途之家”制度研究》,载《研究生法学》2014年第1期。

[177] 安文霞:《“阳光中途之家”制度研究》,载《研究生法学》2014年第1期。

[178] 该数据来源于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转引自:陈志海:《我国社区矫正场所建设问题研究》,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3期。

[179] 陈志海:《我国社区矫正场所建设问题研究》,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3期。

[180] 陈志海:《我国社区矫正场所建设问题研究》,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3期。

[181] 张荆、廖灿亮:《中国与日本“中途之家”比较研究》,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82] 张荆、廖灿亮:《中国与日本“中途之家”比较研究》,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83] 海安政府网站:http://www.haian.gov.cn/zgha/zwgkinfo/showinfo.aspx?infoid=5c4e5dd9-7919-457b-8859-99c639a1ada6&categoryNum=047003,访问日期:2014年11月1日

[184] 潘晓龙:《多举措强化社区矫正监管执法》,载《人民调解》2014年第3期。

[185] 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网站:http://www.moj.gov.cn/sqjzbgs/content/2014-07/07/content_5655979.htm?node=30094,访问日期:2014年11月2日。

[186] 周国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187] 刘强:《社区矫正试行阶段的组织管理体制亟需改革与完善》,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0年第6期。

[188] 武玉红:《对我国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的思考》,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89] 刘强:《社区矫正试行阶段的组织管理体制亟需改革与完善》,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0年第6期。

[190] 卢秋婷、王建新:《加强城市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的思考》,载《新长征》2014年第9期。

[191] 王征宇:《新形势下和谐社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问题探究及对策》,载《读者文摘》2014年第10期。

[192] 吴天文、张莉:《按照“职业化、规范化、专业化”要求建设高素质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载《人民调解》2014年第5期。

[193] 陈希坡:《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调研与思考—以青州市为例》,载《新西部》2014年第15期。

[194]伊建仁:《谈再犯罪预防视野下的社区矫正工作以温州市为例》,载《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95] 黄延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探讨》,载《铁道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96] 杨红文、王创伟:《我国民族地区社区矫正的现实困境及进路—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视角》,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197] 陈志海:《我国社区矫正场所建设问题研究》,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3期。

[198] 程杨梅:《西部城市社区矫正工作主体建设困境与对策的实证分析》,载《攀枝花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99] 林育青:《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观察与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7期。

[200] 黄贵芬:《加强和改进创新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载《人力资源开发》2014年第7期。

[201] 张巍:《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社区矫正现状调查研究》,载《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202] 张凯、赵亮:《社区矫正规范化调查研究》,载《商,Business》2014年第13期。

[203] 韩雪:《浅议我国社区矫正配套机制的缺失与完善》,载《法制博览》2013年第11期。

[204] 董会咏、杨志荣:《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建设—以刑事禁止令的执行为视角》,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05] 董蕾:《公私权界分视角下的社区矫正》,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06] 栗志杰、田越光、吴春:《俄罗斯预防未成年人失管和违法法制建设》,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14年第10期。

[207] 金燚:《天津市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问题与对策》,载《赤子》2014年9月。

[208] 张克峰、闫潇潇:《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心理矫正工作探析》,载《法制与经济》2014年5月。

[209] 刘克志、曹坤:《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工作的要点》,载《中国监狱学刊》2014年第4期。

[210] 马秀峰、董杰:《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新模式初探》,载《法制与经济》2014 年 9 月。

[211] 张光君:《社会管理创新引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向“整合模式”发展》,载《甘肃理论学刊》2014年第4期。

[212] 肖乾利 李凤军:《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实施效果评估及其优化》,载《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213] 韦文、吕登明:《试论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科学矫正的制约因素和有效路径》,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10期。

[214] 林安民:《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缺陷》,载《当代青年研究》2014年第5期。

[215] 张光君:《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强制改善功能研究》,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4期。

[216] 曾志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关系问题研究》,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4年第2期。

[217] 陈海:《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之研究》,载《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18] 杨亚、王晓黎、李勤峰、孙静:《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实证研究——以安徽萧县社区矫正为视角》,载《现代交际》2014年第1期。

[219] 张庚辰、张琨:《对未成年人犯罪矫正帮教若干问题的思考》,载《公民与法》2013年第10期。

[220] 杨琼:《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12月(中)。

[221] 莫然:《广州市外来未成年被告人非监禁刑适用实证研究》,载《西部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

[222] 朱妙、李振武、张世欣:《关于上海市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情况的调研报告》,载《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第3期 。

[223] 曹仁姐:《刍议我国社区矫正活动主体的角色定位》,载《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10月20日。

[224] 颜九红: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之本土化探索: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

[225] 常宇刚:《浅析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载《法制与社会》2014·7(下)。(2014年7月25日)

[226] 司皓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13·12(上)。(2013年12月5日)

[227] 罗玲:《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政策法规的硬环境和软实力》,载《中国社会报》2014 年8月25日,第004版。

[228] 吴尚敏:《浅析防城港市社区矫正与社会维稳》,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29] 唐文娟:《法学专业学生参与社区矫正的路径探索》,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9月3日,行政与法版。

[230] 张 宇:《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困境及其完善对策》,载《法制与社会》2014·9(中)。(2014年9月15日)

[231] 闫乃慈:《浅议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载《法制与社会》2014·1(下)。(2014年1月25日)

[232] 史惠瑄、董洋:《从社区矫正罪犯身份保密的视角看公众参与》,载《法制与社会》2014·10(上)。(2014年10月5日)

 

[233] 司绍寒、熊正、王秋杰、贾淼:《浅议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程序》,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10期。

[234] 张云霄:《探析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制度之完善》,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7期。

[235] 叶兴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之完善》,载《法制与经济》2014年9月。

[236] 李帅:《对完善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9期。

[237] 吴晖:《检察院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法律监督职能定位》,载《法制博览》2014年第18期。

[238] 孙文红、李英霞:《创新社会治理与完善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载《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239] 黑龙江法学研究所社区矫正课题组:《社区矫正适用前调查评估制度研究》,载《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240] 邓陕峡:《社区矫正推行中的困境与探索—以四川省C市为实证观察》,载《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41] 郑艳:《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之程序构建》,载《行政与法》2014年第5期。

[242] 王燕飞:《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形态演化及体系特色》,载《湖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9期。

[243] 刘鹏飞:《我国社区矫正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思考—以陕西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为例证的分析》,在《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44] 梁美英:《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载《法制博览》2014年第17期。

[245] 沈玉忠:《困惑与破解:刑法禁止令的法律适用》,《汕头大学学报》载2014年第4期。

[246] 刘丽敏:《破解社区矫正的实践困境——国外经验借鉴及中国的体制机制构建》,载《河北学刊》2014年第2期。

[247] 李敬瑶:《中外社区矫正制度比较》,载《世纪桥》2014年第9期。

[248] 张雪:《境外青少年犯罪矫正的经验与启示》,载《法制博览》2014年10月(中)。

[249] 史亚杰:《国外社区矫正模式对我国社区矫正模式创新的启示》,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2014年第2期。

[250] 栗志杰、李玉娥、田越光:《俄罗斯社区矫正制度评述与启示》,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1期。

[251] 唐彦:《美国刑事执行法律制度借鉴》,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252] 顾程雯:《中美社区矫正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博览》2013年10月(中)。

[253] 杨学农:《对芬兰社区矫正的借鉴与思考》,载《中国监狱学刊》2014年第3期。

[254] 冯卫国、王超:《中外社区矫正风险评估因素结构差异研究》,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7期。

[255] 张凯:《国外社区矫正监督工作实践对我国的启示》,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35期。

[256] 詹姆斯•邦塔(加):《社区矫正中的策略性培训创新:真实世界中的风险/需求响应模式实验》,载《刑法论丛》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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