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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玉红:电子监控在我国社区矫正管理中的运用与优化

发布时间:2017-03-02 21:46:01     访问量:540

来源:《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3期  作者:武玉红 

  我国于2003年开始社区矫正试点,2009年在全国全面铺开,大量的犯人涌入社区服刑。特别是“去年《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还在以每月8000-10000人的速度快速增长,如果对这一特殊人群管理不好,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1]截止至2012年12月底,“社区矫正已覆盖全国96%的乡镇(街道),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124万,累计解除矫正69.9万人,现有社区矫正人员54.4万”。[2]由此带来了如何对社区服刑人员加强监管的问题。对社区服刑人员违规违法行为的预防和行踪的掌控将成为未来社区矫正管理中的一个大问题。建立电子监控(定位跟踪和识别系统)管控措施,避免发生脱管、漏管,防止和阻止重新犯罪,“确保社区矫正安全稳定”,[3]“真正做到管得住、管得好”,[4]形成一道“防护网”,成为社区矫正有效监管的现实需要。

  一、发达国家电子监控的运用及评价

  (一)电子监控的兴起与发展

  电子监控是指利用科技设备(包含电话、无线电讯传输、卫星定位系统等)在罪犯的手腕或脚踝上附上一个电子传导器,监督受监控者是否遵守法律规定或者其他为罪犯设定的特别应遵守的规定,若违反,电子传导器便会发出报警的系统。

  美国司法系统最初将电子技术运用在监督犯罪者的构想,是出于1964年的马萨诸塞州的一项心理实验。当时哈佛大学心理实验科学委员会的成员—苏威治贝尔博士(RobertK. Schwitzgebel)为了研究在减少攻击频率的实证效益,挑选了一些在康桥及波士顿地区生活并自愿参与的假释犯、心理疾病患者和调查者进行实验。[5]试验内容是,在受测者身上佩戴小型收信器,希望这个装置能在一定区域内追踪犯罪者的行程,并能监控犯罪人的身体功能,例如心率,还能在被监控者和监控系统之间进行联动,如自动地提供加固措施等。这项美好的实验结果受限于当时科技水平和政府的接受程度而不甚理想,加上后续经费与人力的短缺,最后无疾而终。但是,这个电子技术的装置是一项开拓性的努力结果,为以后的电子监控的问世打下了前期技术性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初期,鉴于街头犯罪和毒品犯罪的猖獗,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增加对犯罪惩罚的力度—“严厉打击”(get tough),随之逮捕率及起诉率激增,衍生了监狱爆满问题。然而,惩罚严厉性的效果令人失望。[6]1973年的国际石油危机,导致国会删除了增加监狱经费的预算。同时,舆论也对标榜教育改善的监狱处遇模式展开批评,认为对减少重新犯罪率的作用不明显。[7]于是,美国联邦矫正署于1975年宣布放弃在狱中以教育改善为目的的医疗模式,以回归社会为目的,运用科技手段的替代来疏减监狱人满为患思潮的兴起。与此同时,1974年1月放映的《蜘蛛侠》中,蜘蛛侠和杀手杰克(Jackal)战斗的剧情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影片中,杰克发明了一种跟踪装置,在蜘蛛侠睡觉时安装在他的身上。蜘蛛侠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前臂戴有一个古怪但精巧的手镯。如果他把手镯拿掉,这个装置将会自动引爆而导致蜘蛛侠的手臂在余生无用。如果留着它,就会让杰克对蜘蛛侠身在何处了如指掌。1977年,新墨西哥州地方法院法官杰克.洛弗(Jack Love)从《蜘蛛侠》中获得灵感,他认为影片中杀手杰克(Jackal)的跟踪装置可以对那些拘留在家中的犯罪者实施更好的监控,于是通过书写便笺并连同这部戏的拷贝份和一篇关于以新技术装置用于追踪卡车和动物位置的新闻报道寄给新墨西哥的矫正局。也许是因为一项司法制度的改革就基于一部电影的启发而令人难以想象,所以便笺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并起到尝试的效果。

  1980年发生在圣达菲监狱因过分拥挤而造成的监狱暴动流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监狱关押模式的再度关注和思考。杰克.洛弗(Jack Love)法官再次求助工程师迈克尔.古斯(Michael Goss)设计与《蜘蛛侠》影片中类似的监控装置。迈克尔.古斯(Michael Goss)设计的装置并不具有影片展示的那样可以追踪犯罪者,它只是装在受测者脚踝的内藏微电子电路的电子镯,能在一定距离内监视被监控人员的行踪。1983年杰克.洛弗(Jack Love)法官尝试着将这一技术运用于自己承办的案件,第一次对被告判了电子监控,令被告配带电子镯回社区服刑。尔后,经确认效果不错后得到媒体报导,使得使用电子镯技术的司法措施被其他州效仿,甚至也被其他国家纷纷仿效。最先仿效的是英国,1988年英国内政部长约翰·帕藤(John Patten)在访问美国时了解到电子监控在刑事判决和刑罚执行中的运用后,提出了“电子监控计划值得考虑”的议案,得到了报纸等媒体的支持,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85%的读者支持实施电子监控。然而,一些英国官员持反对意见,惠特菲尔德(Whitfield)认为:“电子监控在美国是彻底失败的”。他提出三点质疑:(1)电子监控公司声势浩大的宣传,其商业意义超出电子监控的实际意义;(2)电子监控能否真正“解决”监狱过于拥挤的问题?(3)能否导致执法成本的降低?他认为依靠科技作为执行刑罚的手段是天真的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官员尼鲁斯(Nelus)警告说:电子监控不但不会发挥恢复性司法执法或社区法律作用,还很有可能落入限制监管的框架内,从而失掉“传统的缓刑理念”。因此,电子监控在英国最初使用的10年是在并不受追捧情况下启动的实验:1989年英国政府开始启动电子监控的实验计划。该计划首先将电子监控运用于假释,[8]实验地区仅在诺丁汉、北泰恩赛德以及伦敦的塔桥地区。1991年,英国出台《刑事法法案》,规定将宵禁施以电子监控作为一种新型社区处罚的方式,经修正案修订后纳入1994年的《刑事法法案》之中。1995年英国制定了更进一步的实验计划,同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少年法庭尝试将电子监控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适用在16岁的少年犯身上,直至1999年英国开始全面实施电子监控。而自这时起,电子监控更多地是被用在提早释放的自家拘留宵禁(Home Detention Curfew)罪犯身上,而不是作为监禁的替代措施。英国的电子监控经历了由“是否适用”向“如何适用”的转变。现在英国已有了相对完善的电子监控制度,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电子监控已经成为英国在社区刑事处罚手段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电子监控与其他监管措施的结合

  现在,电子监控往往还与其他监管措施搭配使用。在美国,电子监控使家庭监禁真正实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强硬的刑事政策迅速地填充了已有的监狱和其他拘留场所。作为一项应对措施,家庭监禁出现了。家庭监禁,也称之为家中拘留,最初的启用是旨在通过对青少年判处家庭监禁从而减轻监禁对他们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1971年以前并未真正实行,原因主要有四点:(1)适用家庭监禁的监督和管理的要求非常高;(2)适用家庭监禁的对象被限制为青少年和一些特殊对象的小一部分人群;(3)判处家庭监禁后就意味着缓刑官和监督官们不得不花上额外的时间通过随机的家访和电话来检查被拘留者。因此,在没有增加人员和收入的前提下,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4)一些被判处家庭监禁的服刑者不遵守规定,来去自如,有的甚至潜逃,因此,家庭监禁成了不实用的制裁摆设。但是,电子监控的出现改变了上述情况,为家庭监禁的真正实践提供了可行性,矫正署可以依赖电子监控设备来帮助确认犯罪者留在家中。[9]最早尝试家中监禁的是起于1917年的圣路易斯市,但限于技术而效果不佳。第二个尝试家中监禁并配合电子监控技术的是起于1983年的佛罗里达州,该州还通过立法把电子监控与家中监禁有机结合的形式予以确认,促使这种结合型的监控措施得到迅速发展。以佛罗里达州为例,1985年平均每天采用电子监控的仅有17名罪犯,1986年增加到95例,1987年增加到826例,1988年2277例,1989年6490例,1996年6500例,1998年10827例。[10]其他州也很快效仿这种结合型的制裁方法,1988年扩大到美国33个州,1993年遍及全美各州和联邦,约有70000名犯人处于电子监控之下。[11]根据美国对一些罪犯的分散的报告表明:电子监控在某种程度上比监狱更严格并更具有威慑力。因为犯人经历了这种结合型监管后认为此方法使其不能像正常人那样从事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例如走出房屋去为自己的孩子到附近的商店里买一个冰淇淋等。[12]

  在英国实现了电子监控与宵禁的完美结合。1995年英格兰与威尔士尝试配合宵禁实行电子监控,并在1999年12月向全国推广宵禁与电子监控结合型的监控方式。[13]配合电子监控的宵禁判决要求犯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保持在特定的区域活动,否则挂在脚踝上的电子监控器就会报警,监视人员就会将该违规情况上报警方,以便警方作出处理。配合电子监控的宵禁判决最长为6个月,对16岁以下被告人不得超过3个月,每日宵禁最长为12小时。[14]基于不同的家庭情况和工作要求,监控人员也可将装置设定为每周不同日期的不同地址,不同日期的宵禁时间段也可不同。数字显示:英国用电子监控的宵禁判决一直在稳步增长,1997年只有400例,到2002年上升至6300例。电子监控的违规率从2001年的24%下降至2002年的19%。这其中有部分原因在于监控设备的有效性,此外犯人自觉遵守规定也是原因之一。[15]同时,英国的电子监控和自宅监禁、宵禁的搭配使用也是一大特色。根据《1998年犯罪和扰乱秩序法》(The Crime and Disorder Act)第99及100条规定:当囚犯人狱服刑满3个月至4年,若其通过风险评估,将有资格把其人狱服刑判决的最后一段时间改服自宅监禁或宵禁令。在附带有电子监控的自宅监禁或宵禁令下,受监控者将被释放,时间在两周到四个半月间。法令规定的宵禁令为一天9-12小时之间,实务运作上几乎所有的宵禁令的判决都是执行12个小时(当天晚上至第二天晨)。

  (三)电子监控的使用规模和目标定位

  从1985年起,美国电子监控技术的快速提升对电子监控的广泛运用带来了可能。到2002年,约有13%的社区矫正的罪犯被判决执行电子监控,每天的电子监控量约万人。[16]在英国全年适用电子监控的人数为:1999年3503人;2000年19073人;2001年19962人;2002年21796人;2003年37924人;2004年33517人。[17]

  从美国各州电子监控的实况观察,并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可循。某些州将电子监控应用在侦查与审判阶段的被告,并搭配“具保”、“责付”及“限制住居”的运用,有时为能确保被告维持正常的生活及如期到案受审,还伴随着尿液或血液的“药物检测”。但是应用最广泛的,仍是在社区矫正中的罪犯处遇中,而且主要集中应用于性骚扰、性侵害、家庭暴力、药物滥用、绑架以及体形高大的罪犯。在英国,电子监控可以与其他社区处遇搭配适用,包括家庭拘留和宵禁、成人和青少年宵禁令、成人和青少年保释、假释许可等等。电子监控适用的类型是:盗窃犯及夜间侵入住宅盗窃者;酒后驾车者;强奸犯;与毒品案件相关的罪犯等。

  美国伊利诺伊斯州针对不同的犯罪类型设置了不同取向的电子监控措施。该州的“西部社区处遇中心”(West Side Community Correctional Center)令其白天出外工作或学习,晚上回宿,再配以移行记录的电子监控和辅以渐进式生活学习辅导的管制模式。1996年,该中心共安置了162名男性、56名女性。中心促成了服刑人员的就业或就学,其中有2人完成硕士学位后出中心。类似此种“关照”性质的“中心”配以电子监控在爱荷华州、佛罗里达州、俄克拉何马州、密歇根州、缅因州、宾夕维尼亚州、堪萨斯州等矫正局都实施过。适用对象为:零星运用在侦查或审判阶段的附条件释放的被告、无家可归的违法者、传染病或艾滋病假释犯、怀孕而不适于收监的女犯、戒瘾中的青少年犯,以及有就业、就学需求的违法者。[18]这是一项本着“犯罪者回归社会”的理念和以“有限制行动之必要”为监视前提而运行的措施。

  明显将电子监视定位为缓解监狱拥挤问题和过剩监禁问题的亚拉巴马州,自1993年开始使用电子监控,其对象为:低风险、非暴力犯及轻微罪的少年犯。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少年服刑人员在亚拉巴马州立监狱机构管辖下的安置人数。其实施程序是,先由州提供名单,再由矫正官依据犯罪记录、居住环境、家人参与情况、居家电信设备及可预计的成效做出评估,然后确定是否交付电子监控。

  同样关注青少年犯罪矫正的得克萨斯州结合了社区矫正局、警察局及少年局一起推行电子监控项目计划。与亚拉巴马州推行电子监控不同的是,该计划设定的对象在14到24岁的重刑、暴力、高危险犯罪区域内之犯罪者。其目标定位是管制与监督层面。监控犯罪人的行迹,降低在社区犯罪的风险,维护社区治安。该计划还配合使用包括宵禁、物质滥用评估等方案。密歇根州把电子监控的对象设定在成年犯内,包括假释犯、缓刑犯以及被安置在中途之家或小区处遇中心的服刑人员,执行主体是州立矫正局。

  (四)对电子监控的评价和存在的争议

  舆论普遍认为,电子监控总体来说,优势是非常大的。但也有人并不看好电子监控的威慑力,认为犯人被置于电子监控下实际上是出于软禁状态,他们可能会相对自由地根据他们自己的意志去实施新的犯罪。因为他们未被关在监狱,他们仍然会对公众形成可怕的威胁。但事实上,对适用电子监控的对象是有限制并且条件是严格的。[19]然而,英国大曼彻斯地区法官艾伦伯格(Alan Berg)对于电子监控予以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1)持续地监控可遏阻并预防再犯;(2)可确定不遵守规定的违犯情况;(3)对于已适用过其他处罚方式的犯罪人所采用的又一新的处罚措施;(4)配合宵禁时段提升宵禁的有效性。艾伦伯格认为,电子监控的运用可以填补在社区处遇与监狱处罚之间的空白,使行刑方式更为完整和多样化。对于一部分犯罪人而言,他们甚至会认为采用电子监控的处罚比坐监还要难以忍受,因为他们必须学会在没有外力提示下的克制和自治、学习负责任、努力遵守规矩等。

  美国监狱管理局认为:电子监控作为社区刑罚之一,看似相对较轻的处分,但实质上是与监狱的控制起着相似的作用。监狱管理局期望罪犯能通过理性分析,认识到“实施犯罪是得不偿失的”,使得犯罪人个体无力,从而不能或难以实施新的犯罪行为。尽管相比较而言,对犯罪人实施更有效的防范措施是—一个更安全的办法—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能够直接减少实现犯罪的机会。然而,电子监控是根据“保护和限制”原则下的社区刑罚,限制的尺度必须按照罪行的严重性和一定的要求而定。内华达州的缓刑部门确立的适用电子监控的标准和要求是:(1)必须是危险性较小的罪犯;(2)在看守所或监狱表现较好;(3)身体和精神状况正常,能照顾自己或在特定的情况下,其他人能提供对犯罪人所需的关照;(4)必须有经过核实的确切居住地,有电和电话;(5)有在看守所关押10-90天的经历;(6)在受监控期间每天需支付管理费;(7)必须佩戴并在自己家中安装配套的设施;(8)必须得到家庭成员的支持与合作;(9)在被监控时需寻找和保持工作;(10)必须参加社区的矫正项目;(11)必须自愿。[20]

  但是在使用电子监控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上存在争议,归结如下。赞同方认为:(1)有助于提高对罪犯的监控力,有利于保障公众安全;(2)花费低于监狱行刑。例如,佛罗里达州家中监禁的花费大约每人每天需2.86美元,而一个犯人在监狱每天需花费约30美元。[21]研究表明,如果将美国监狱犯人中的10%(仅限于非暴力罪犯)从监禁状态转人家中监禁并采用电子监控,将能节约近40亿美元。[22](3)犯人能保留自己的工作并保持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有利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同时承担抚养职责。对于孩子来说,家庭的纽带作用不能低估。(4)体现刑罚的惩罚性质。电子监控能对罪犯每天的行为进行跟踪,并限制自由活动,明显严于传统缓刑。(5)这种惩罚较为人道,减少罪犯由于被送进监狱而产生的耻辱感和负面影响。(6)有利于罪犯的更新。罪犯有可能参加社区提供的学习、训练和更新项目。对电子监控的质疑方则认为:(1)与人监服刑相比,电子监控隔离的效果并不充分,仍然有可能危害公众安全;(2)电子监控的仪器设备可能会被篡改;(3)电子监控可能有侵犯人权及隐私权等法律上的争议;(4)对某些受监控者而言,电子监控是不是真正具有惩罚性本身还是个问题;(5)某些受监控者,因无法支付电子监控费用,便无法参与电子监控计划,形成因贫富差异而不平等对待的现象;(6)可能会形成国家对罪犯家庭的过度干涉;(7)电子监控强调控制受刑人和让他们回归社会的理念完全对立;(8)电子监控不是用来作为拘禁刑的替代手段,反而加大了“扩大刑事司法执法网”的危险性。例如,宵禁电子监控这项措施最初是要防止犯人在高危时间段出去重新作案,此后又将该判罚的目的变为一项限制犯人自由的刑罚。这还牵涉到《人权法案》的有关事项,因此引发争论。

  电子监控也是对身体的一种惩罚,从而引发的疑问是:刑法对惩罚的要求和电子监控的惩罚所应掌握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关系?英国冯·赫斯克提出如下问题:“对非拘押刑来说可以接受的电子监控惩罚的度是什么?”应避免陷入“任何处置都比坐牢好”的误区。冯·赫斯克希望澄清并非犯罪人宁可接受任何形式的电子监控也不愿短期坐牢,因而我们不需要对自己有过多的束缚:“惩罚应掌握在正常人能够承受的程度而不应有任意性。受罚人能在接受惩罚时(难免会不愉快)仍保有尊严,有罪认罪,无罪则可申述,罪犯仍能感受到自己是人,而不是以法律的名义可以任意践踏的奴隶。只要保有尊严,一个人可以忍受失去自由和物质享受,但如果一个人要经受种种使其自卑的惩罚,无论是枷锁或新式方法,他是无法自尊的,更无从更新。”审视那些诸如电子监控的新式惩罚并提出为何这种惩罚是正当的“老”问题,以及在保护“公众利益”的外衣下,这些惩罚的上限(如果有界限)是什么?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考察国外电子监控引发的思考

  (一)发达国家尝试阶段的广泛论证和实验

  英国最早提出电子监控方案的是在1981年。其最初的动因是用电子监控的方式来降低监狱人口,同时,也有惩罚犯罪人、预防及遏阻再犯和保护公众安全的考虑。1982年1月成立了被告监控协会,提出有关实施电子监控的详细方案。1988年,英国内政部长约翰·帕藤提出“电子监控计划值得考虑”的议案,引发了人们对电子监控的法律意义和商业价值、电子监控能否解决监狱的拥挤问题和是否能降低刑罚成本等问题的大讨论。1988年英国内务部出台的《刑罚、监禁以及社区》绿皮书中,重点推出了电子监控措施。法院首先以适用保释条件对电子监控进行实验。1989年英国开始在局部地区对假释人员使用电子监控的实验计划。1991年,英国正式出台《刑事法法案》,将宵禁施以电子监控的规定作为一种社区处罚的方式。1994年再次修订《刑事法法案》。1995年电子监控首先适用在3个年满16岁的少年犯身上。当年英国制定更进一步的实验计划。经过逐步扩大试点和验证,直到1999年以后英国开始全面实施电子监控。[23]这带给我们的借鉴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充分论证,容许质疑;二是小部分试点,逐渐铺开,实现电子监控由“是否要适用”向“如何适用”的转变,从而真正发挥电子监控的实效和功能,使其成为刑事处罚手段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发达国家民众的参与意识和社会的主流观念

  在电子监控初始阶段,尽管对电子监控发出不同的声音,尽管多数英国官员对此持保留态度,然而,有85%的读者支持实施电子监控。电子监控主要在社区进行,与社区和民众生活关联性大,政府需要考虑民众的诉求。民众支持这个项目,政府就不得不考虑这个方案的实施。同时,政府也着力推进这种民众参与的文化氛围,积极搭建民众参与的平台。我们看到一则报道:英国司法部长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于2010年2月18日宣布,备受犯罪影响的英国东北部社区将就如何惩罚少年犯问题征求老百姓的意见。[24]这些都反映了民众的参与意识和政府着力培养民众的参与意识。

  作为对犯罪人反应措施的电子监控,背后还蕴含着这个社会对犯罪处遇的主流观念,即将犯罪解释为一种正常存在的社会现象。这就彻底颠覆了将犯罪行为恶魔化,把犯罪人视为邪恶个体的思想,从而对犯罪及犯罪人的认识趋于理性。这种观念推导出的刑罚观是帮助犯罪人复归社会成为现代刑罚的一个重要任务。由于宗教和历史原因以及环境造就的人文素养,这种普适性的社会文化心态早已渗透到西方人的血液之中,并且经过不断浸润和升华,为电子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培育的社会基础和动力。然而,在我国,长久以来传统文化渲染的是报复与朴素正义观念。基于教育的导向和民众情感等原因,人们更愿意把犯罪人视为“另类”,更多的是期待将犯罪人隔离或让他们消失。直到现在,我国一些教科书仍是将犯罪表述为“孤立的个人反对社会的行为”,在这种观念下,犯罪是与社会绝对对立的。相当一部分民众把犯罪人置于社区矫正曲解为“放虎归山”。与此相对应,民众对稳定安全的心理期待是:把犯人关起来,以此防范犯罪人有可能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因此,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法律是民意的产物,立法机关是把民意凝练成法律,所以要尊崇民意、鼓励参与;二是对犯罪处遇主流观念的形成与社会传统、历史环境和人文素养不能分离,它决定和影响着立法的质量,所以需要培育和引导。

 (三)发达国家实施阶段的详尽规定和可操作性

  英国1991年《刑事司法执法法案》和2000年《刑事法庭的权力(判刑)法令》对电子监控的适用对象(犯罪性质)、适用范围(区域包括外出和自宅监禁)、适用期间(时间长度)、适用年龄(从10岁到18岁不等)均有详细的规定。在电子监控的设计上还具有严密的递进性,即根据年龄和犯罪情况等因素对罪犯的自由限制和管理形成一个由宽到严的阶梯。如1991年《刑事司法执法法案》和2000年《刑事法庭的权力(判刑)法令》规定,自宅监禁—在附带有电子监控的自宅监禁令下,受监控者被释放,时间在两周到四个半月间。宵禁令—法令规定最低限度的宵禁令是一天9小时,最长为12小时。被法院判决附加电子监控宵禁令的,受监控者年龄超过16岁的,宵禁令最大时间限度为六个月。受监控者年龄介于10岁至15岁之间的,宵禁令最长时间限度为三个月。在2000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中,类似这样详尽的规定比比皆是。

  目前,我国在电子监控的使用方式和管理措施方面还比较单一。“两院两部”对社区矫正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没有明确具体内容和操作,更没有电子监控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虽然有与电子监控相关的“禁止令”的规定,但规定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准确性。受“宜粗不宜细”等立法技术原则的影响,我国现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普遍存在粗略性、概括性较强而细密性、具体性、准确性较弱的缺陷。因此,发达国家实施阶段的详尽规定和可操作性给我们提供的借鉴意义主要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法律规定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直接关系到法律实施的质量。没有电子监控运作的明确规定,就会影响实践中的准确把握,法律的可操作性会大大降低。在我国未来社区矫正立法中应有此规定:内容涉及电子监控的实施机构、管理职责、适用对象、适用标准等问题。二是立法的相对滞后容易引发诸多实践运作中的问题,故而我国在维护法律稳定性的同时也应适时改变立法滞后的状态。

  三、电子监控在我国社区矫正中的实践

  基于国情不同,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电子监控的方式显然是不可行的。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也为丰富和完善刑罚体系电子脚镯项目提供了空间,其产生与发展本身也是技术创新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技术创新起到的巨大作用。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中,一些地方采用GPS定位手机系统,通过手机的定位来跟踪和警示被监视着。类似国内热播的影片《晚秋》中的情景。主人公安娜因不满丈夫家庭暴力而失手将其杀死,入狱7年后因表现良好而得到3天的假释期回西雅图参加母亲的葬礼。安娜虽有三天的假释期,但定位手机不能离身,时时被警察局监控。哪怕在服装店换上一身新装也会因为定位手机响起而惊慌失措。由此也可见,将电子技术引入对罪犯的监控和预防,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和震慑作用,促使刑罚目的最大化地实现。

 (一)电子监控在我国社区矫正中的作用

  一方面,电子监控在我国的尝试,是社区矫正推进和深入发展的需要。当前刑罚的目的已从单纯的惩罚报应发展为矫正犯罪、预防犯罪和帮助罪犯重返社会并重,刑罚的执行方式也逐渐实现了监狱改造与社区矫正的统一。行刑向轻缓化、社会化、人道化、效益化方向发展,这就为电子监控的使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传统的监狱执行成本高,且监狱作为一种惩罚改造工具并不是非常有效。而单纯的社区矫正,虽然更加人道且成本较低,但却无法有效地控制犯人,犯人不履行规定义务情形时有发生。而电子监控安全可靠、简单经济,不但具有像任何监外执行的刑罚方式一样的社区化性质,而且与以往普通的监外执行方式相比,能较好地控制犯人,并促使其自觉履行规定的义务,能较好地帮助犯人重返正常生活,发挥刑罚惩罚和矫正的功能。它已成为连接刑罚的监外执行和监内执行之间的桥梁,这也就为电子监控的实施提供了现实依据。

  电子监控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作用。一是“短信提示”。利用GPS定位技术监管的社区服刑人员一出规定范围,系统便会自动给当事人警告性短信:“你已超出活动范围,请离开。”同时向司法所工作人员报警。二是“电子眼”。通过对服刑人员的跟踪定位,不仅能查看现在的状态,还可以“回放”最近一段时间的情况,从而可以达到及时掌握其活动范围和活动规律的效果。三是“风筝不离线”。GPS定位技术作为一种管理手段,改变了靠人盯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基层社区矫正工作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水平,同时也弥补了专职矫正人员不足的问题。

  (二)电子监控在我国的启动和发展

  电子监控在我国的启动始于2008年满足北京奥运会的需要。在奥运会期间,为了保障奥运安全,政府加大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力度,运用GPRS和指纹身份识别等技术,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全天候监控。该系统由社区矫正监管中心和社区服刑人员随身佩戴的终端设备两部分组成。通过安装在社区服刑人员脚踝上的“电子发射器”定时发射信号,由“区域信号控制器”接收信号,并经公用电话网传送到监管中心,监管人员就可随时掌握犯人在社区内的活动情况。监管人员还可以通过管理系统准确地确认监管对象的位置和身份,一旦超出活动范围和行踪不正常,便可以发出警告。为了防止他人替代被监管人员输入信息或者被监管人与终端脱离,该系统加入了指纹识别,目的是确保信息是由社区服刑人员本人发出的。

  2009年江苏省率先采取手机定位的方式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跟踪和监督管控,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手机定位方式主要是通过与通讯公司合作建立信息平台来实施全程跟踪监控、轨迹查询、实时预警和信息提示。通过电子地图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定位监控,对其活动范围和活动规律进行监控和分析,实现社区服刑人员定位跟踪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社区矫正工作全程信息化管理。笔者调查发现,江苏省各市县在使用手机定位过程中通过进一步完善其功能已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苏州市沧浪区开发了社区矫正移动信息管理系统,对70多名社区矫正对象全部实行电子定位监控,形成活动轨迹,若擅离规定的活动区域,电子系统立即就会发出警告与警报,并自动进行跟踪记录。南京市鼓楼区的电子监控,是依靠移动网络,通过GPS定位系统,对矫正对象在电子地图上进行定位管理。目前,我国不少地方都采用了GPS定位手机(一些地方称之为“司法e通”)。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安徽、四川、河北、新疆伊宁县、青海省西宁市等地区或多或少地开展了GPS定位手机系统。采取的方法是与社区服刑人员签订诸如《接受社区矫正电子监管保证书》之类的使用协议:保证自觉携带手机,不得人机分离。若发现人机分离现象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记过处罚。但是,有时工作人员不能及时地通过管理平台发现人机分离的迹象。笔者调查还发现,一些地方的电子监控还需要通过电脑平台显示辖区内监管对象闪烁的“光点”轨迹,如果发现闪烁的“光点”少了,管理者就会拨通这名“缺席”的社区服刑人员GPS定位手机。但是有时会出现手机信号不好和失灵的情况。而只要平台显示轨迹正常,平时偶尔联系的时候均能联系上,管理者就会放松警惕。但对于蓄意逃避的,则无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可以预期的问题是:受监视人如果违反电子监控应遵事项,如擅离居所或短暂匿迹、破坏电子通讯器材、不接电话或刻意迟缓回电或虚假陈述等等,甚至是根本已经再犯,这套监视机制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因此,GPS定位手机本质上仅属于“知悉”的管理层面,根本无关“控制”的管理层面。

  美国在早期使用电子监控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或更为严重的情形。虽然电子监控是一种技术的发明,但也有一些罪犯有一套对付这种技术的办法。在美国,一些罪犯安装了电话转移系统,当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拨通犯人电话时,犯人似乎是在要求的住处或指定的位置回话,但事实上他们可能在距他们住地好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将电子信号传回工作人员办公室。同时,一些罪犯将电子声音用磁卡录制下来,当工作人员核实时,用磁卡来欺骗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在指定的住地。用这种方法,他们可以转移到其他的地方或从事犯罪活动。[25]目前,我国运用手机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的已经有17个省市。但是,随着此项工作的深入开展,运作中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1)手机不能很好地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对增强社区服刑人员的在刑意识帮助不大;(2)不能杜绝人机分离情况的发生,存在监控盲区;(3)仅仅着眼于实时监控功能的手机,没有扩展电子化综合监控的空间,尤其是满足社区矫正专用的监控设备要求;(4)对于可能发生的社区服刑人员故意损坏手机,恶意欠费等情况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5)在长期处于流转的情况下,手机容易损坏且不经济;(6)未能很好地考虑社区矫正监管人员的日常流动作业要求;(7)定位平台基于美国的GPS系统,作为司法等国家涉密部门,存在严重的潜在安全隐患。监管的实效需要通过刑罚执行的制度完善和通过技术创新来不断丰富。美国电子监控技术的更新方法是让罪犯在身上带上一个不能脱卸和移动的装置,如电子手镯或电子脚镯。这个装置能发出电脑可以接收的信号并且传送到缓刑部门,以此来确定罪犯是否离开法院指定的处所。[26]

  尽管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省市以及上海仍然以实施手机定位系统为主,但是现在上海也开始尝试这种电子脚镯技术的运用。上海市矫正办公室对该市开展的实时监管手机的情况进行了认真调研,在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对现用的电子实时监管终端设备进行升级。目前,该市矫正办公室正在建立第二代“社区矫正电子实时监管系统”,其运用的是国际通行的电子实时监控设备(佩戴于脚踝不能自行脱卸的电子实时监管设备),希望以此逐步取代目前该市使用的实时监控手机,以满足该市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需要。虽然电子脚镯目前仅为上海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在试点,但随着我国社区矫正的不断发展,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管力度的加强和有效监控的需要,电子监控必将成为下一步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上海作为在全国率先探索社区矫正的地区,理应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创新电子实时监控方法,探索更为广泛地采用先进的电子监控手段,从而为建立新型社区服刑人员实时监管模式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为我国社区矫正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四、电子监控运作中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电子监控在我国社区矫正应用中,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和解决。

  (一)电子监控的法律依据

  从上述探讨中似乎可以断定电子监控是一个可以监控和防止再犯的有效工具,但是,这是否意味我国可以马上引入实施而无须任何考虑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毕竟在法治国家,不能没有法律正当性,而目前我国法律是否已做好准备?三十多年前,美国为了兼顾刑事政策宽滥的质疑以及缓解和分流监狱人犯拥挤的问题,即在中间制裁的声浪下,选择实行电子监控。需提醒的是,美国的电子监控目前经法律授权实施的大概有四十多个州。英国先后在《1991年刑事司法执法法案》和《2000年刑事法庭的权力(判刑)法令》中,对电子监控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适用期间和适用年龄作了详细的规定。而电子监控在移植我国之后能否顺利运行值得商榷。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对于电子监控的移植(手机等定位系统),并未囊括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这就容易引发对于社区服刑人员采取电子监控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争议。

 (二)电子监控的定位和人员选择

  从美国电子监控的目标定位上,我们看到各州定位各异、形态多样,并非纯粹以缓解监狱人口为目的。伊利诺伊斯州、爱荷华州及堪萨斯州等地采用“回归关照型”的电子监控。亚拉巴马州、得克萨斯州及伊利诺伊斯州部分实行“监禁转向型”的电子监控以缓解过剩的拘禁问题。得克萨斯州及密歇根州强调对于有限制行动必要的重刑犯的掌握,则是“治安防卫型”。从适用对象上来说,在美国应用最广泛的多半聚焦在性骚扰、性侵害、家庭暴力、药物滥用、绑架或体形高大的罪犯。在英国适用的类型是:盗窃犯及夜间侵入住宅盗窃者、酒后驾车者、强奸犯,以及毒品案件相关的罪犯。我国电子监控的运用也需要有适用对象和用途的考量。2011年5月17日,在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法庭里,法院和司法局完成缓刑人员当庭交接后,徐汇区康健街道司法所社区矫正专职干部向上海“禁止令”实施后第一案的社区服刑人员递交一款GPS电子监控设备—一款外表看上去无任何特别的手机。被告被判在缓刑期间禁人娱乐场所。此后一年里,被告必须时刻携带这款设备,一旦踏入禁区,手机将自动报警。这是上海市社区矫正首次引入高科技,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27]这是配合禁止令的实施而启用的电子监控,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大的应用价值。

  (三)电子监控的经济核算

  伴随着电子监控技术的新进展,电子监控提供了一种便宜的(与监禁成本比较)、既能起到阻止犯罪企图又能保护公众的一种方法。其最大功能是提高监控力度,防止社区服刑人员脱漏管现象的发生。作为中国电子监控手段的GPS定位手机系统,价廉且作用较大,故而在那些因社区服刑人员人数多、分布广而很容易出现脱管失控情况的区域,应尽可能地推广使用。有了GPS定位手机系统后,当矫正对象超出所设定的活动区域时,系统会自动在电子地图上显示越界时间、地点。同时,系统将自动给矫正对象及其对应的管理者发送告警短信,警告矫正对象已经处于越界位置,同时也提醒矫正管理人员及时处理越界情况。另外,GPS定位手机系统还可对矫正对象的历史轨迹进行查询。如之前矫正对象在什么时间去过什么地方,均可一一显示。如此一来,就可摸清矫正对象的行踪,预防其再次犯罪。除了手机定位,管理者可以方便地给矫正对象批量发送通知、问候等各类短信。目前,我国发达地区已经采取了GPS定位手机全覆盖,如全国率先实行电子监控的江苏省南京市、广东省佛山市、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相比之下,一些欠发达地区则有选择地采用GPS定位手机系统也值得提倡,如重庆市渝北区司法局按照“刑期1年以下、65岁以上不配发定位手机”的标准,对全区132名服刑人员配发了GPS定位手机。[28]但是,GPS定位手机的管控效果显然不及电子脚镯,但其成本是电子脚镯约五分之一。因此,如何权衡利弊和成本,值得思考。

  (四)电子监控的功效

  高科技产业的急速发展,意外地带动了刑事司法对科技的应用,更在电子产品低成本的趋势之下,带动了社区矫正对电子监控科技的导入。在美国,电子监控平均使用期是80天。美国评论指出,电子监控的使用期至少为三个月,如果少于三个月,是不能有效地发挥促使罪犯更新的作用,因为时间太短不能使他们受到应有的痛苦与损失的体验。[29]与其他形式的社区矫正项目不同,电子监控在应用的策略上主要不是以回归社会为导向的(大多数其他的社区矫正项目试图彻底改变罪犯,或者说是以此为导向的)。电子监控设备监控犯罪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不送其进入监禁场所的情况下,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监控,通过监控掌握每个犯罪人的具体活动情况。但是,电子监控系统发生功效的前提是有赖于被监管对象的自律,其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目前,在对电子监控的一片赞誉声中,我们需要对电子监控系统再犯预防效果有一个清醒和客观的评价,电子监控不是社区处遇的灵丹妙药。究竟这套机制的效能如何?对社区服刑人员具有多大的威慑力?是否应予改善?如何改善?是否需要与其他处遇措施搭配使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毋庸置疑的是,即使在最好项目中,也会有一些罪犯重新犯罪,但是这些重新犯罪将可以继续测试矫正项目和技术的可信性和有效性。无疑,社区监督的技术将继续发展,我们应使其在行为预测、控制和更新三方面成为更为有效的方法。[30] 


【注释】 

[1]吴爱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2012年3月22日全国社区矫正工作培训会议上的讲话。 

[2]《司法行政机关认真履行职责社区矫正工作持续健康发展》,载《法制日报》2013年1月10日。 

[3]同上. 

[4]吴爱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2012年3月22日全国社区矫正工作培训会议上的讲话。 

[5]林顺昌:《破除“电子监控”之迷思论回归实益性之犯罪者处遇政策》,载《亚洲家庭暴力与性侵害期刊》2009年第12期。 

[6]Clear, Todd R. 1994. Harm in American Penology: Offenders, Victims and Their Communit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7]Sigler, Robert T. and David lamb. 1995.“Community-Based Alternatives to Prison: how the Public and Court Personnel View them.”Federal Probation. 59:3-9. 

[8]Clear, Todd R.,George F. Cole and Michael D. Reisig. Amerecan Corrections. Thomson Wadsworth. 2009. p. 524. 

[9]Clear, Todd R,George F. Cole and Michael D. Reisig. Amerecan Corrections. Thomson Wadsworth. 2009. p. 174. 

[10]Caputo, Gail A. Intermediate Sanctions in Corrections. Denton, TX: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Press. 2004. p. 99. 

[11]Clear, Todd R. and Harrv R. Dammer. (2000).The Offender in the Community.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p.253. 

[12]刘强:《美国刑事执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13]Flynn, N. Organisation and Management: a Changing Agenda, in D. Ward, J. Scott and M. Lacey(eds) Probation: Working for Justic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配合电子监控的宵禁判决也可与其他的社区刑罚,如与社区服务令、赔偿等同时适用。 

[15]Worrall, Amme and Clare Hoy. Punishment in the Community, Managing Offenders, Making Choices. Willen Publishing. 2005. pp.126-127. 

[16]Caputo, Gail A. Intermediate Sanctions in Corrections. Denton, TX: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Press. 2004. p. 123. 

[17]Home Office: Criminal Statistics England and Wales, 2004. London: Home Office. 2005. 

[18]Courtright, K. E. , B. L. Berg, and R. J. Mutchnick: The cost effectiveness of using house arrest with electronic monitoring for drunk drivers. Federal Probation, 61 (Sept.).19-22. 

[19]刘强:《美国刑事执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 

[20]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21]Wagner, D. and C. Baird. Evaluation of the Florida Community Control Program.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3. 

[22]Caputo, Gail A. Intermediate Sanctions in Corrections. Denton, TX: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Press. 2004. p. 102. 

[23]Sanders, Andrew, and Richard Young, Criminal Justice. 3rd e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4]《如何惩罚少年犯英国老百姓说了算》,http://www. legalinfo. gov. cn/. ,2011年5月30日访问。 

[25]刘强:《美国刑事执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 

[26]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5页。 

[27]周柏伊:《本市社区矫正引入“电子手铐”》,载《新闻晚报》2011年5月17日。 

[28]《重庆渝北区构建GPS“电子墙”根除脱管漏管轻点鼠标132名社区服刑人员尽收眼底》,载《法制日报》2010年11月11日。 

[29]刘强:《美国刑事执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 

[30]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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