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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的社区根基及其遭遇的发展困境

发布时间:2017-03-19 19:54:32     访问量:478

来源:探索杂志  作者: 哈洪颖 马良灿

 社区是一个集认同、安全、凝聚力、意志、关系链接、非正式组织性、公共性等多重属性为一体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作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与社会间的中介性力量,社区是社区矫正的存在根基。社区惩戒、教化与帮扶既是社区矫正的应有之义,也是社区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当前中国城乡社区发展遭遇的“内卷化”困境使社区异质性增加、社区总体性功能衰竭、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组织“空心化”状况日益严重,导致社区矫正制度运行之初便面临先天不足的缺陷,表象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社会风险与社会危机。因此,社区矫正倒逼城乡社区建设既是一个关乎社区矫正事业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破解当前社区矫正困境的重要途径。同时,社区建设不仅是社区矫正制度得以运行的前提,更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

一、社区的多重属性及其社区矫正的根基

 社区是进行社区矫正的前提和基础,社区矫正建基在完整的社区及其功能发挥基础上。因此,对社区的基本内涵及多重属性的把握,对社区矫正事业的推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不仅是一个居住空间、一个地方,更是一个集认同、安全、凝聚力、意志、关系链接、非正式组织性、公共性等多重属性为一体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种多重属性使社区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成为个人与社会、国家与个体之间的重要中介性存在。通过这一中介性存在,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体彼此相遇、相互渗透,并展开微妙而复杂的社会互动。在日常生活中,社区生活是一套彼此可以预期的生活规范,在社区中,因着彼此的预期与互动规律,人们建立、积累并维护自身的社会关系。由此,社区生活被视为日常生活的常态,它具有道德,伦理和负责的本质,是深植于人们心中的特质,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因此,无论是古典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都不约而同地对社区的内涵及其属性进行探讨。或者说,社会学家正是立基于对“社区”的认识,才建构起了他们心目中的“社会”。如滕尼斯对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涂尔干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认识、韦伯关于社区性与社会性、礼俗性与法理性的看法、波兰尼关于市场社会与社会市场的认识、米勒关于团结性社群与工具性联合体的区分,等等,都将社区与社会作为彼此对立的两级看待,并通过对社区基本属性的认知,来把握现代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的本质。在他们笔下,社区是传统,社会是现代;社区是情感,社会是理性;社区是温馨,社会是冷漠;社区是爱,社会是生意。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是社会学最基础且影响最为深远的观念。同时,由于社区是社区矫正工作得以运行的前提和重要依靠力量,因此,深入理解和把握社区的内涵及其属性,是探讨当前社区建设面临的诸多困境与社区矫正之关系的前提。

 社区认同是社区的重要属性。所谓认同就是个体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对自我角色、自我身份的一种确认,是个体情感上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也是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认同是指社区成员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属于社区共同体中的一员,拥有社区的成员资格。社区认同不仅彰显了“我”是谁,使“我”具有强烈的社会归属感,强调并培养了“我”对社区的责任担当,更意味着社区  对“我”的关照和保护以及社区成员间的彼此信任、团结、亲近和友爱。因此,从社区的观点看,自我的本质在于其社区属性,个人的认同是由社区归属感构成的。置身于社区生活中的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种集体存在。每个人都应当注意其在社区中的地位和责任,而不是仅仅关注自我的社会小世界,因为集体生活是个人生活的前提。其中,成员资格是社区认同的基本构成要素。缺失了成员资格,个人的权利与自我认同就无从谈起。正如沃尔泽所言,在社区中,“我们相互分配的首要善是成员资格。而我们在成员资格方面所做的一切建构着我们所有其他的分配选择:它决定了我们与谁一起做那些选择,我们要求谁的服从……以及我们给谁分配物品和服务。”只有拥有社区成员资格,才可能享有社区的各种权利和服务。这样,成员资格不仅是“社群成员获取各种切身利益的前提条件,甚至也是获取善和各种美德的重要条件”。因为善和美德只有在社区成员的集体生活、社区记忆中方能形成。一个人只有拥有成员资格,才可能分享善和美德的体验。

 社区安全感是社区的重要内涵。对社区成员而言,社区安全感强调的是社区组织在面对外在的各种威胁和内在社会风险时所体现的社区治理、社区保护和社区救助的功能。安全感是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是社区之所以成为社区的必备前提。与建立在正式制度基础上的正式组织和治安体系相对,社区是一种建立在邻里、亲情、宗教情感等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的非正式安全系统,这种非正式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能确保社区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安全感。换句话说,真正的社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社区成员的需求,进行社区惩戒与社会教化,能够调解与化解社区矛盾和社区冲突,进而实现社区和谐,确保社区成员的安全。从某种程度上说,社区“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日常生活中的社区帮扶与社区救助,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社区成员间的各种不测与社会风险。

 社区凝聚力彰显的是社区团结、社区友爱与社区互助,是社区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同体的本质体现。社区是一群个体之间形成的有浓厚情感基础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是相互交叉、相互加强的,它所彰显的是社会团结,体现的社区互助、社区友爱。这正如滕尼斯所指出的,社区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意志即中意、习惯、责任、善、正直、忠诚基础上的关系结合体,这种关系呈现的是社区成员间的相互肯定、包容与认同,体现的是活生生的人的关系的结合,因此,“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关系的结合意味着团结,意味着人们通过紧密的社区纽带如亲属、邻里、友谊等关系链接成一个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生活共同体,这种相互性正是社区凝聚力在社区生活中的呈现。因此,社区“不只是规定其成员生活的一种道德权威,它更是社会生活的源泉……它散发着温暖,它催动着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人提供了生机勃勃的生活,它使每一个人充满同情,使每个人的私心杂念逐渐化解”。在社区互动基础上展开的社区生活与社区团结,是社区凝聚力在日常生活中最真实的体现,它首先维护和促进的是社区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不只是每一成员各自的既得利益。

 社区成员之间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因为人们遵循着一种建立在传统惯习和礼俗制度基础上的社区意志。这种社区意志是积习而成的产物,是一种社区共同体能够加以意会而不用言传的“默会知识”,是对社区行为进行规范约束的思想信念、价值观、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对于这种社区意志,贝尔称之为一只“社群的隐蔽的手,可以比喻说就是社会惯例,通常决定我们多数人做什么,而我们从来都觉察不到……社会惯例是我们的生活交给我们的行事规则,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滕尼斯称之为社区公共生活的“默认一致”即“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力量和同情”。社区成员间的“默认一致”建立在亲密和谐的社区关系和共同性基础之上,是“对于一切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和共同工作的内在本质和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表示”,更是社区统一性的内在要求。社区意志彰显了社区本身的独特个性和品格,是社区对何为善、何为恶、何为公平、何为正义等的道德约束和规范。这种社区意志实际上就是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亦即社区共同体成员间及其生活实践中所呈现的代代相继、代代相传并能对自身行为进行规范和控制的信仰、习惯、记忆、道德、情感、观念和共识等要素的总和。这种集体意识本身是一种社会心理形式,是约束个体行为的道德伦理秩序。因此,对社区成员来说,一旦“一种行为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就是对社会凝聚力的动摇,就是对社会的背叛”。一旦触犯这种道德伦理秩序,必然会受到社区的排斥和惩治。捍卫这种道德秩序权威,成为社区共同体的首要职能。在社区生活中,个人意识是集体意识的产物,两者是有机融合的。正是这种融合,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实现了社区团结与社区和谐。集体意识越是强烈,就越能将社区成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社会凝聚力也会由此产生出来,社区集体秩序必然更加加固。因此,社区共同体的和谐、团结与互助“以共同的规范或价值观为基础,可以使个人为共同目标一起努力,而不再有什么正式的指令”。或者说,社区意志是实现社区团结的基本条件。社区意志本质上是一种积习而成的“礼治秩序”,是一种建立在传统、道德、原生性情感基础上的伦理制度。

 如果说社区意志是社区延续的灵魂和社区组织得以运行的制度前提,社区组织则是社区意志在社区实践中的现实转化与展开,是社区共同体生活得以延展的重要保障与组织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区生活是建立在社区组织基础之上的,社区本身是一个组织化的网络,是一个“拥有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群体”。社区组织不是建立在冷冰冰的理性法则基础之上的正式结构,而是建基于血缘、地缘、邻里、宗教、友谊等原生性情感和人性法则之上的一种非正式关系链接,一种具有自发性、地方性、自主性、总体性等多重属性的内生性结构。社区组织的制度前提、组织方式和实践过程体现出强烈的非正式特征。在组织方式上,社区组织呈现出组织管理松散化、组织方式人性化、组织行为人情化等非正式性。从实践过程看,社区组织以非正式方式运作,它不需要精心的组织与安排,一切依照传统惯例进行,其实践过程和逻辑既模糊又清晰,既有个体性又有群体性,既充满情感又蕴含理性。社区组织的非正式属性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社区生活的相对稳定性和灵魂性,它不仅使社区成员之间的日常交往成为可能,而且彰显了社区互助合作的精神,实现了社区社会秩序的和谐问题。社区组织的存在表明,社区具有一种自组织能力,亦即在没有外力介入的前提下,社区通过自身就可以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整合、自我协调、自我维系进而实现社区公共生活有序化的能力。

 公共性是社区的重要品格,是社区之所以成为社区的重要体现,它构成了“社区-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成为了“社区的必要条件”。公共性使社区能够立足于社区整体层面,超越个人、家庭和各种利益小群体的狭隘空间,关注全体社区居民的整体性社会利益,进而协调社区关系、增进社区团结、培养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区中利他主义精神的成长。因此,公共性体现的是社区居民之间的团结、合作、互助、利他、宽容、忍让、互惠、分享,彰显的是社区的公共精神与责任担当。正是这种公共性,使社区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相互分享、互尽义务,以群体而非个体的力量来应对社会生活中的不测。同时,在这个共同体中,无论是社区意志、社区组织,还是社区安全、社区认同和社区团结,本身都蕴含着公共性的品格。正是这种品格,使社区成为 “超越自己生活的狭隘性和个体生命的局限性而获得了某种永恒的意义”,成为一种公共的善和一种社区公共生活的必需。

 社区认同、社区安全感、社区凝聚力、社区意志、社区组织和公共性构成了这一共同体的基本结构要素。正是这些相互关联的结构要素,使社区成为一种介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与社会间的重要中介性力量和总体性社会事实,在人们社会生活之中发挥着全面而系统的社会功能,社区生活也由此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预防犯罪与消除对犯罪的恐惧对社区的改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也是社区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更是社区矫正的目标追求。刑事人类学派创始人龙勃罗梭曾提出“罪行共栖理论”,即让犯罪人在一种善良环境和文化发达地区改造,使其逐渐适应社会生活,使危险较小的天生犯罪人自然痊愈。社区矫正正是通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以社区为载体,依靠相关国家机关与社区等力量的共同作用,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惩戒、教化与帮扶,使其逐步消除犯罪心理与行为恶习,最终回归到正常的社会轨道上来的过程。倘若缺失社区整体性功能的发挥,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社区教化与社区惩戒的社会功能便无法彰显,社区矫正将失去存续的根基与发展的基础,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困境。因此,一个完备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对社区矫正及其发展至关重要,社区矫正建基在坚实的社区根基之上。

二、社区“内卷化”现象及社区矫正遭遇的发展困境

 社区矫正建基在完备的社区基础之上,社区是社区矫正制度能否取得成效的基本前提。依照这种逻辑,一个国家社区矫正事业得以进行的前提是必须建基在完备的社区结构要素及其各要素之间功能互补的基础之上。以此反观我国社区发展实践及其社区矫正面临的现状,使我们看到了社区矫正事业表象繁荣背后所隐藏的深层危机,看到了社区矫正正在遭遇的诸种发展困境。如果承认“社区矫正是建基在社区之上”这一基本事实,那么,要回答当前我国城乡社区能否肩负这一重任,能否承载起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社区监督、社区教化、社区帮扶等社会功能,我国的社区矫正事业具不具备坚实的社区根基,这样的社区何以可能等诸多问题,则有必要对城乡社区的实存状态、特征及其发展困境进行阐述。

 改革开放以来,受市场经济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冲击,我国城乡社区发展遭遇了“内卷化”困境。这种“内卷化”困境主要体现在社区异质性增加、社区组织“空心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总体性功能衰竭等层面。由此,个人和家庭将失去社区共同体的庇护,直接裸露在各种经济与社会风险面前。这种社会生活的原子化、个体化过程使社区逐渐从人们的公共视野中消退,进而出现社区信任、社区互动、社区关系、社区安全、社区认同等现象的断裂与分裂。对社区中居民来说,社区已不再是一个充满安全感、凝聚力、归属感和情感的共同体,而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一个同个体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关联的场所。同时,当每个人都仅将视线投向个人及其家庭的小小世界时,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共同体”就成为了遥不可及的东西,成为了一个“彼在世界”。“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本来是老祖先对那些自私自利、对他人冷酷无情的人的责备,而现今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人的人性基础。因此,我国城乡社区发展所遭遇的“内卷化”困境,不仅呈现了社区公共性和社会公共精神的衰落,还折射出国人如何看待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之关系的问题,涉及国人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再造与重建。最终,城乡社区已无从肩负起以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为目的的社区矫正工作的重任。

 社区异质性增加是当前我国城乡社区的主要特征,也是社区“内卷化”的重要表现。所谓社区异质性,指的是社区生活中社区成员身份、职业、地位和价值追求等的差异性。而职业、身份的差异性、价值追求的多样性是这种异质性的重要体现。我国基本上依照地域标准来界定社区内涵,一个城市社区基本上等同于一个居住小区。而城市小区中社区居民职业身份的多元性和差异性非常明显,人们虽然居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个地域空间中,但每个人所关注的问题和追求的东西都不一样,很难形成公共议题和公共兴趣,因此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地缘共同体。这种价值追求的差异,必然使城市社区缺乏统一的社区意志、社区情感和社区精神。这种异质性使社区成为一个陌生人世界,社区生活成为与个体毫无瓜葛的领域。即便在农村社区,社区异质性也体现得较为明显。巨大的城乡人口与社会流动使得现代农村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体化社会。当代农村社区中,村民所从事的职业与谋生方式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特征,农村社区内部分化十分明显,这无疑使农民对社区公共资源和公共活动的依赖性下降,对社区的命运和集体利益缺乏责任心和公共关注点。因此,城乡社区的异质性变化必然导致人们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更谈不上社区信任、社区团结与社区互助。缺失了信任、团结与互助,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生活就不可能展开,社区社会秩序极有可能由此分裂。特别是随着城乡社区异质性的增加逐步使社区丧失了社区意志。而这种意志本身是一个社区共同体得以存续和延展的灵魂。当社区共同体失却了灵魂,就犹如一个在变化世界中的漂浮不定的幽灵。

 社区组织“空心化”是当代中国城乡社区面临的普遍化困境,是社区“内卷化”在组织层面呈现出的典型特征。在中国城乡社区,社区仅是人们居住的地域空间,一个受街居制或农村基层政权管控的行政单位,社区成为了区域与行政单位的代名词。在这样的背景下,城乡社区由于缺少源于自身内在结构的组织支撑,使其成为了没有内核和骨架的空壳化存在,使社区团结、社区互助、社区教化与社区惩戒、社区秩序很难依靠社区组织的力量来维系。尽管在当代城市社区中,存在类似业主委员会这样的社区组织,但由于业主之间缺乏公共议题和共同关注点,加之价值、职业和身份的巨大反差,很多业主委员会并未发挥真正的社区社会组织功能。在农村社区,伴随着农民个体化、功利化的膨胀及其村民之间的利益分化,以往建立在原生性情感基础上的各种社区组织关系逐渐弱化甚至断裂,依靠传统礼俗形成的社区组织逐渐从乡土社会退缩,面临衰落和消退的困境。特别是国家在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及其村两委的设置,更是使传统社区组织失去了合法的身份和存续的空间。当城乡社区失去社区组织的支撑时,必然使社区的整体性功能无从发挥,社区的归属、认同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社区组织的缺失将意味着城乡社区功能的衰竭,意味着社区作为一种实存状态的终结。

 社区公共性衰落是我国城乡社区面临的普遍化困境,也是社区“内卷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呈现。公共性是社区共同体的重要品格。正是因为这种属性,才使社区具备个人和家庭所缺失的能量。然而,在当代城乡社区中,由于受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洗礼,人们将主要的生活目标都转向了个人及其家庭,将主要精力都用在谋求个人自由、个人和家庭利益最大化上。这致使社区缺失了公共空间、公共精神、公共议题和公共焦点,使社区丧失了公共性品格,陷入公共性衰落的困境。社区公共性的衰落必将导致社区共同体逐步解体、社区关系与社区秩序紧张、社区信任感下降等严重后果,最终使个人与社区、个人与社会之间出现深深的裂痕。

社区总体性功能衰竭既是社区“内卷化”的突出表现,也是我国城乡社区发展和城乡居民社会生活中面临的普遍化困境。社区共同体在社区居民社会生活中往往以一种“总体的社会事实”存在,它包含了居民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全部”,并建构了“共同的社会生活”,且作为嵌入在居民社区生活中的社会资源而承担着全面而系统的功能。在居民社会生活中,社区功能往往以总体性的方式呈现。然而,在当代城乡社区中,社区已无从承担起全面协调社区关系、维护社区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提升社区居民公共生活品质的重任,它已丧失了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服务、自我维系的能力。当社区总体性社会功能丧失后,我国城乡社区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为了一个名存实亡的松散里弄,并逐渐陷入“社区消亡”或“社区终结”的困境。而如若社区走向终结,必将造成人们在心灵上萍踪飘泊、无"家"可归的状态。

 社区异质性的增强、社区组织“空心化”、社区公共性的衰落和总体性社会功能的衰竭呈现出我国城乡社区发展所遭遇的“内卷化”困境。这种困境表明目前我国城乡社区还缺乏基本的社区意志、社区认同、社区组织、持续的社区互动和社区共同利益。这种困境直接影响到我国社区矫正事业的发展与延续,使社区矫正一开始便缺失坚实的社区根基,缺失社区公共性和整体性功能的支撑、缺乏公众认同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社区矫正事业从一开始便存在根基不牢、基础不稳、先天发育不足的问题。我们在一个缺失社区共同体生活、没有社区精神、社区组织和社区公共性的社会大环境中进行社区矫正,实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惩治、教化与再社会化。这种失去社区根基的社区矫正工作必然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和社会深层危机。当社区服刑人员进入社区后,谁来对他们实施惩罚、管理、教化与帮扶,谁是社区矫正的主体,谁应当为社区矫正负责,如何才能真正使社区服刑人员回归社会。这些问题处理不当,不仅事关社区矫正的成效,还直接关乎到社区安全与社区秩序的稳定。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由于城乡社区总体性社区功能难以体现,社区仅仅被视为一个地方、一个行政管辖区间,一个与社区矫正毫无瓜葛的场域。这种对社区的片面认识不仅收缩了社区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忽视了社区对社区矫正事业的积极推动作用,而且使当前的社区矫正在一定程度上蜕变为单一的司法矫正,这种司法矫正的效果和结果难以评估,社区矫正发展事业更是举步维艰。在目前我国基层社区矫正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主要由基层司法所承担,司法所长、司法助理员被认定为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责任人。然而,在基层司法所中,社区矫正仅仅是司法行政工作的一个有限组织部分。除了这项工作外,司法所还要承担人民调解、信访维稳、安置帮教、法制宣传等重要工作。在现有的司法所中,一般一个司法所的在编人员有1-3人,有的只有1人,甚至还有无人所。依照城乡基层的不同情况,每一个司法所管理少到几人、多达几十人的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由于司法所人力、经费十分有限,加之法律身份地位和执法权限极为模糊,司法行政人员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往往仅限于档案、行踪和思想汇报的管理,呈现社区矫正矫而不正、只重常规管理、而忽视惩罚、教育和教化的情况。即便这样,基层司法所也难以承受社区矫正的重任。因此,由于缺失社区矫正的社区根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陷入了多重困境之中。而如何通过社区建设来重建社区矫正的根基,成为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必须要给予正面应对和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结 语

 社区矫正是我国新实行的一项法律制度。这项法律制度的实践与运行,适应了行刑社会化、刑罚轻缓化、成本经济化的国际趋势。不过,社区矫正的实践与运行不仅需要国家法律制度的保障,还需要建基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与集体的广泛合作基础之上。而社区作为链接这些关系的中介性存在,在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惩治、教化、帮扶和回归社会的过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或者说,社区矫正制度与社区矫正实践的有序展开有赖于社区整体性社会功能的发挥。然而,由于我国城乡社区所遭遇的内卷化困境,致使社区异质性增强、社区组织“空心化”加剧、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总体性社会功能衰竭,这不仅直接影响到新时期中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成效,而且使社区矫正丧失了坚实的社区根基。而社区矫正的社区根基的缺失必将使其陷入深层的社会风险与社会危机之中。因此,恢复社区的总体性社会功能,重建社区矫正的社区根基,是破解我国当前社区矫正困境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矫正倒逼城乡社区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关乎社区矫正事业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

 社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社会工程,涉及社区组织、社区认同、社区意志、社区公共性等结构要素恢复与重建。同时,我们应当将社区建设视为新时期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无论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都不可能绕开社区建设这一环节。因此,社区建设不仅是社区矫正制度得以运行的前提和本质要求,更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加强和推进我国城乡社区建设不仅是一种必需,更是一种社会的善,一种社会的正能量。近年来,国家极力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治理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的重大战略部署,必将为中国城乡社区建设带来新的历史契机与发展机遇。如何修复城乡社区的总体性社会功能、重建社会与社区矫正的社区根基,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的重大问题,因为社区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

作者简介:哈洪颖,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马良灿,社会学博士,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发表于《探索》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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