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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社会化视野下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与对策探析

发布时间:2017-04-10 21:58:44     访问量:241

来源:楚天法治  作者:何应峰 王 坚

  社区矫正是在行刑社会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符合国际行刑潮流。我国实施社区矫正有其必要性,但在目前司法实践中,我国总体适用社区矫正比率较低,同时也存在着立法滞后、经费匮乏、公众参与度低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针对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需要转变刑罚观念,提高社区矫正适用率,建立社区矫正质量评估规则,完善社区矫正相关立法,同时也要注意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推动我国社区矫正事业的发展。

  一、行刑社会化含义

  所谓行刑社会化是指司法机关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为了缓解监禁环境对罪犯再社会化的负作用,而尽力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把罪犯放到社会上接受矫正,适度弱化监狱的封闭性,同时组织和鼓励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参与对罪犯的改造和矫正,以帮助罪犯更好地重返社会。行刑社会化思想源于这样两点认识:其一,对于罪犯来说,他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化程度有欠缺,他们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社会化过程的阻却或弱化,并造成社会适应能力的降低和消灭;其二,罪犯的主观恶性是罪犯在多种因素的交合作用下其独特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只有使其置身于由多种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并从事多方面的社会实践,才可能消除其主观恶性。这就决定了行刑不只是拥有行刑权的专门国家机关自己的事,而是需要其他国家机关的通力配合和社会有益力量的积极参与,尽力为罪犯创造一个有利于其改恶从善和重新社会化的环境,以顺利实现行刑的目的。

  二、行刑社会化背景下开展社区矫正的原因

  行刑社会化是为了适应罪犯再社会化目标而形成的行刑理论和模式。现代刑罚理论认为,犯罪不是犯罪人与生俱来的,乃是社会多种因素交合作用而生成的独特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社会有责任帮助其消除犯罪动机和能力,使其重新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要把犯罪人置身于由多种良性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特定社会环境中,通过多方面社会关系的体验,使犯罪人在社会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同时也通过对犯罪人施以一定的救助、矫正和改造措施而使其复归社会。此外,犯罪人所置身的社会是一个运动变化着的动态系统,行刑效果的取得直接制约于社会发展的宏观态势。因此,必须改变行刑封闭化的现状,让社会参与犯罪人的改造,实行社区矫正,这既是犯罪人再社会化所必需,也是社会的责任。

  三、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

  (一)司法实践中重监禁刑,轻非监禁刑

  随着行刑社会化、开放化制度的建立,包括假释在内的各种非监禁刑及社区矫正已成为惩罚和矫治犯罪的主要形式。但是,我国仍然较看重监禁刑的作用,不重视使用矫正成本较低的假释等非监禁措施和社区矫正方式,反而大量适用监禁刑刑罚执行方式,这种做法体现的是“以社会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实践中往往将天平过分倾向于保卫社会的安全,而轻视服刑人员个体改造效果,这其实是适得其反的,若改造的初衷仅仅是维护社会的暂时安定而不注重服刑人员本身,那么监禁刑结束、服刑人员回归社会后依然是危险分子。

  (二)服刑人员被动消极接受社区矫正

  我国尽管也在保障犯罪人的权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民主法制的进程起步较晚,民众的心理承受与行刑社会化的趋势不相适应,因果报应观念还比较强烈,社会大众对惩治犯罪存在着重打击轻矫正、重管理轻教育的倾向,因而对社区矫正方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疑虑或误解乃至异议,社会公众和社会舆论甚至不能容忍社区矫正适用在极个别情况下的失败,司法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也不得不较多地考虑如何满足民众报应心态以平“民愤”,对社区矫正方式的运用,过于谨慎和小心,服刑人员即使具备社区矫正的条件,也不能充分享受到社区矫正的权利及其对他们改造带来的实惠。

  (三)社区矫正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我国社区矫正主要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由于社区矫正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过于原则、简单,仅仅依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显然是不够的;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在总结我国社区矫正实践基础上颁布实施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层次较低,具有一定的局限。在法治社会中,对于社区矫正这样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来说,理应有明确的、详实的法律规范作为依据。

  四、行刑社会化背景下我国社区矫正之完善

  (一)转变刑罚观念,提高社区矫正适用率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之所以存在适用率低、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落后的刑罚观念在作祟。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当务之急是更新刑罚观念,树立科学的社区矫正观。

  1.摒弃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以往社会公众总是认为犯罪就意味着监禁,如果一个人犯了罪没有坐牢,就不能叫遭了报应,受了惩罚,显然这与现代行刑观念是格格不入的。这种落后的刑罚观念,既阻碍着开放性行刑方式的推广,也阻碍着刑罚理论的进步和刑事司法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且为“严打”这样的刑事政策的存在提供了温床。

  2.反对传统的报复刑思想,建立一个人道、民主、科学的刑罚体系。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既要考虑刑罚的公正性、及时性,又要考虑到其在预防犯罪和保护罪犯人权方面存在的缺陷。传统的“以暴制暴”的报复性刑罚思想在文明社会中还有一定价值,但随着时代进步其存在的空间会逐渐缩小,当今社会保护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罪犯的合法权益应当给予必要的尊重和保护,要认识到监禁不是惩罚和矫正罪犯的唯一手段,让罪行轻微的罪犯置于社区内进行矫正更有利于罪犯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3.刑罚执行着眼于未来,摆正惩罚和矫正的关系。刑罚执行应着眼于将来,强调对受刑人的改造和矫正。依据“着眼于将来”的刑事执行理念,审判机关也要依法大胆充分地适用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在进行社区矫正时,既要考虑到罪犯的个性特征,注重对行为人的矫正,又不能忽视刑罚应有的惩罚性和强制性。摆正惩罚与矫正的关系,做到惩罚以告别过去,矫正以着眼未来。

  (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

  社区矫正机构应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如非官方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民间力量,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帮助教育和改造工作。这些民间力量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是政府的一大助力。政府应当放手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建立有关引导和激励机制,在社区矫正的运行和监督等方面扶持和规范民间力量的参与。

  (三)创新社区矫正手段

  1.建立技能性、教育性矫正手段。文化学习、职业技能培训等矫正手段更着眼于使犯罪人获得具备正常社会生活的能力,包括正常的人际沟通能力、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合法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等。同时由于社区的开放性,矫正主体的多样性,矫正机关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比如请大学教授办讲座,在社区组织劳动技能学习等,与监狱相比社区中的这些专业机构对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新型职业技术的发展等有着更敏锐的把握和较迅速的反映,更有利于服刑人员掌握符合社会需要的技能,顺利就业,更好的回归社会。

  2.针对特定犯罪行为的犯罪人建立起补偿性的矫正方式。在对被侵害法益具有可弥补性或可恢复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相关犯罪的被矫正对象采取补偿性的矫正手段,即让相关的被矫正对象通过进行特定劳动或服务,对因其犯罪行为而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如大受好评的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于2002年对因失火罪而被判处缓刑的罪犯作出罚栽被毁林木的判决。

  (四)健全矫正工作的监督体系

  1.织密多方位监督制度网络。作为一种非监禁的行刑方式,矫正工作者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若不加以监督则可能会滋生腐败。笔者认为,要预防社区矫正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首先就要优化具体制度的设计,使程序更加严密,以形成制约,建立各种保护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的申诉、告诉机制,从而有效地推动公正司法、文明执法,拓宽监督渠道,建立内部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检察监督的多方位监督体系,加强对社区矫正适用、解除、奖惩等重点执法领域的监督,使社区矫正在实行过程中不流于形式或成为滋生腐败的一张温床。

  2.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有权力的地方就应有监督,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开展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体现。2012年施行的《社区矫正工作实施办法》中赋予检察机关对于社区矫正执法的监督权力,《办法》指出要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发现有违法情况时应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保障刑罚的正确执行。其相对于2009年出台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有了长足的进步,指明了监督重点,对于未按规定执行的行为明确指出由检察机关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根据社区矫正机构开展此项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及时研究规律,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对社区矫正工作实行法律监督的途径、工作方法等,不拘泥于现有的规章制度,积极探索创新社区矫正监督方式,以加强法律监督规范化建设,切实保障国家刑罚执行活动统一正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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