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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行刑社会化的必由之路 ——以吴中区社区矫正实践为视角

发布时间:2017-04-10 22:06:40     访问量:359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作者:邱明珠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选择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而及时对社区矫正的必然性、理论奠基、试点成效在实践范畴进行思辩努力,将是推动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发展的不竭助力。

  苏州市吴中区于2005年开始试点社区矫正,现如今,其较为规范的组织架构、办案制度乃至自我调适能力建设,足以证明这种社会化行刑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也足够以基层经验的角度来回味和检视,矫正试点10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该如何提炼和把握,又可以在什么层面上确定其现实意义,本文试图简析之。

  一、历史回顾:社区矫正的必然性

  1、监禁矫正的不足

  社区矫正试点之前,行刑社会化已经在我国监狱刑罚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和执行[1],但是由于相关条件的制约,我国的行刑社会化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对我国刑事执行工作的现代化意义非常有限。提出社区矫正所对应的现实需求有以下三个方面,这构成了实行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1)监狱行刑模式的局限性

  有效的教育矫治是实现罪犯再社会化目标的前提[2]。由于历史的原因、体制的缺陷,与监狱的安全防范、生产劳动的硬指标相比,教育矫正成为了相对次要的附属工作,比如上海每周三上大课的效果,不见得有多好。监禁矫正尤以有效监管作为所有手段的保障,矫正方式自我创新动力不足,其形式经过长期积累而逐渐单一,又因为其深刻的劳动改造背景,造成简单适用政治思想灌输的教育矫正模式,而无法像开放式的处遇措施那样灵活适用,其实现罪犯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机制受到自身行政体制和生产条件的限制,越来越走向行刑社会化的反面,越来越对劳动改造形成双向背离。当然,监狱服刑也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但是实质意义上还是处于与社会隔绝的状态,已经不利于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的实现。{1}

  (2)非监禁刑罚的空洞化

  严格意义上而言,非监禁刑种仅有管制,而在审判实践中,管制的适用率极低。这其中当然有公、检、法等机关权衡司法效率、相互配合的因素,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社区矫正制度实行之前,非监禁刑是统一由公安机关执行的,而担负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机关终究无暇他顾。事实上,社区刑罚的执行工作均是由基层公安派出所的户籍和社区民警承担,而基层派出所同时还承担着大量的公安工作,因此,在社区矫正制度缺位的时代,非监禁刑罚的执行名存实亡,最终沦为户籍制度的附属品。{2} 非监禁刑罚的空洞化,造成管制独特的刑罚价值无法实现,确实需要再构筑起专门的执行体系再现非监禁刑罚设计的初衷,达成刑罚体系的圆满。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再构执行体系时不仅需要专业队伍,可能更加需要适当社会化,管与制的内容才能得到保障。

  (3)非监禁刑罚执行的异化

  此外 ,缓刑、假释以及监外执行,基于没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以及不致产生社会危害的适用前提,导致缺乏专业化的制度设计,或者为工分所取代,或者流于思想汇报。没有悔罪,没有道德的追究,何以言刑罚惩罚,这样的非监禁自然异化为法外之地。因此,在监禁刑社会化功能的局限性产生的现实需要与规范专业化的非监禁刑执行制度的法律空白的双重重压下,社区矫正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

  2、社区矫正的顺承

  在现实需求的理解上,社区矫正是要在监禁矫正之外另辟新路,要对监禁矫正、国外经验、历史传统和当前社情民意全面开展继承和融合,形成足以和监禁矫正价值和功能相当的刑罚执行体系,其所面对的或者着力点,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巩固和完善,才能完成对行刑社会化的确定性继承,这构成社区矫正的第二重必然性,换句话说,唯有社区矫正才能对应下列三项制度文明,构成现实必然性。

  (1)社会化

  社区矫正制度使社区服刑人员在社会大环境中实现其再社会化,社区服刑人员服刑的过程即是社区服刑人员再社会化的过程,从而避免了服刑人员由于长时间入狱所带来的交叉感染和监狱化烙印等问题,有利于保持社区服刑人员与家庭、社会的联系,使服刑人员在接受惩罚的同时也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2)人性化

  社区矫正作为社会化刑罚的方式,充分体现刑罚的人性化。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监禁刑已逐步演变为世界各国对罪犯改造常用的一种处罚方式。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监禁刑这一刑罚本身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和弊端。监禁刑是通过将犯罪分子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相隔离,从而实现教育和改造的效果,但是监禁刑改造不可避免地会使罪犯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下降,致使其在刑罚期满之后无法正常融入社会。而矫正制度则关注犯罪人的基本人权,贯彻法律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

  (3)程序化

  监禁刑罚执行由司法行政一力承担所形成的程式化,既表现为效益低下,监狱和看守所依然人满为患、不堪重负;还表现为沟通协调的通道在封闭环境内运行,效率不高。行刑社会化既然是整合资源、重塑关系,社区矫正就必然告别程式,走向程序性,在法定、公开、效益和证据的轨道上良性运行。

  二、价值引领:社区矫正的理论奠基

  1、域外社区矫正理论基础

  (1)刑事补偿理论

  刑事补偿理论认为,犯罪行为侵害了受害人与社会,因此使罪犯受惩罚的权利并不单独属于个人,也属于全体公民。在判决罪犯对直接受害人进行赔偿的同时,还应该判令犯罪分子对社会进行补偿。传统的监禁刑罚则无法满足社会补偿的需要,而在社区矫正情境下,犯罪分子仍可参加社会生产或参加形式多样的社会公益劳动以对社会进行补偿,由此可见,从补偿社会的公正角度,形式补偿理论为社区矫正提供支持。[3]

  (2)深化的复归理论

  复归理论认为,所有的罪犯都是可复归的。矫正的任务包括,在罪犯和社区之间建立起或重新建立牢固的良性联系,使罪犯重返社会中、恢复家庭关系,获得正常的社会生活,即在广泛意义上为罪犯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而提供帮助。罪犯是社会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改造罪犯就必须使其置于由多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特定环境中,从事多方面社会实践的体验。只有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合力救助、教育改造和防范犯罪分子,才能保证和巩固刑罚执行的效果,确保行刑目的的实现。[3]

  2、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先导

  自2003年我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以来,为了指导社区矫正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先后印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上文提及的构成社区矫正制度的三部重要文献中,可以反映出我国社区矫正理论的有限进步。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中,社区矫正被认为因应了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和执行宽严相济政策的现实需要,而没有展开对社区矫正性质、目的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追问。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社区矫正被当做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并逐步完善了审前评估制度、入矫程序、监管方法、社区服务、矫正模式、奖惩措施、解矫等程序性规定设计,表达了对社区矫正独立程序价值和制度追求的推进,但是依然没有完全摆脱监禁矫正移植过来的诸如 “劳动改造人”的理论和政治学的影响,造成基础性理论研究不足,一些现实效应尚未得到全面检视,可以说,我国实行社区矫正的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不仅对域外社区矫正理论没有及时完成借鉴所需要的传播、解析和改造工作,而且对监禁矫正的吸收和移植也过于直接,比如对重新犯罪率的照搬,其制度价值和现实需要都还没得到充分的挖掘。因此,从基层经验印证社区矫正顺承能力的完善,并就社会效益进行体系化思考,以印证社区矫正空间成长的可能性,无疑为社区矫正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路径。

  三、现实考证:社区矫正的实际成效及问题

  1、吴中区社区矫正的实际成效

  (1)吴中区社区矫正的总体架构

  开展试点工作以来,为了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管,吴中区在社区矫正领导架构上,将社区矫正的领导机制划分为三个层级:区社区矫正领导小组负责统筹;附设于司法行政机关的区矫正中心承担管理、监督和指导职责;镇(街道)司法所负责日常监管工作。三级网络解决了队伍建设问题,形成了指挥体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区社区矫正教育管理服务中心,全面负责与公、检、法之间信息、文书和案件处理,并独立承担所有入矫程序,适当修正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关于入矫由司法所承担的规定,建设成整个社区矫正工作的中枢,并依照程序化的要求,对审前调查、日常管理、教育矫正、政策宣讲、公益服务、警告处分、收监执行进行了办案制度化建设。

  (2)吴中区社区矫正运作模式

  吴中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是事业单位编制,由区司法局分管局长兼任中心主任。配备了6名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其中一名为专职心理咨询师,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主要承担区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监督和指导职责。在街道层面,成立了由街道党委委员、党政办、派出所、综治办、司法所、劳动保障所等部门组成的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司法所,工作人员主要有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主要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日常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矫正工作。吴中区社区矫正工作在运作方式上,主要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实现的。首先吴中区社区矫正机构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组建社区矫正队伍,主要招录具有本地户籍、社会工作等专业背景的社会工作者从事社区矫正工作,政府通过与社工签订合同的方式,平时负责对社工进行培训、考核、评估工作。社区矫正机构通过购买社工服务的方式将社会工作的理论引入社区矫正领域,有效促进了社工与社区服刑人员的交流沟通,提升了社区矫正的效果。此外,吴中区司法局还通过公开招录公务员的方式,将具有法学、狱政、社工专业背景的司法专编的公务员充实到社区矫正队伍中,提升了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性。

  (3)吴中区社区矫正的矫正效果

  从2005年至今,吴中区解除的社区服刑人员中,95%以上都顺利实现了再社会化,顺利地重新融入了社会。社区矫正机构在相关保障尚不是很完备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了社区服刑人员再社会化进程,同时保持不到2%的重新犯罪率,以事实证明了社区矫正的可行性及优越性。具体表现在:

  首先,吴中区社区矫正工作在实践中重视个案矫正[3]、分类矫正,在社区矫正的实际工作中注重矫正技术的提高,为社区服刑人员创造了较好的支持环境。吴中区社区矫正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注重针对个别特殊案件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根据服刑人员的犯因性,运用专业的技术、协调利用可支配的社会资源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摆脱困境、解决问题,达到与社会、环境的良好适应。

  其次,吴中区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逐步摸索出针对未成年人的集亲情矫正、心理矫正、友情感化、社区引导为一体的矫正工作模式。如今,吴中区社区矫正中心已有多个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在各方主体的共同努力下,逐渐走上正常的生活轨道,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近年来,吴中区社区矫正中心综合运用了多种行之有效的社会化刑罚执行措施、柔和的心理矫正手法、增能的社会工作理念,帮助一批批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度过了矫正期,融入了正常的社会工作和生活中,截至目前,吴中区社区矫正中心共接受社区服刑人员1529名,顺利解除矫正的社区服刑人员1244名,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2、社区矫正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欠缺

  笔者认为,以基层视角反观社区矫正形势,当前社区矫正的制度实践已经走到理论研究的前面,相比社区矫正制度本应具备的继承和创新能力,其理论研究和现实构造显然已经脱节,造成其相比较于监禁刑罚呈现出的社会化、人性化、程序化的绝对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因此,社区矫正在行刑社会化的道路上所能够作出的贡献还十分值得期待。

  (1)社区矫正理论基础欠缺系统化

  西方理论基础的中国化问题。西方国家社区矫正理论基础的提出,是基于刑罚理论由单一的报应论向折中的功利论和报应论相结合转化的结果。刑罚的功利论认为刑罚的正当依据是社会功利,其目的包括预防犯罪而非单纯地使“有责的违法行为得到等价的报应”。{4}要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就不能把罪犯一视同仁实行监禁刑罚,而要推行行刑社会化。因此,西方国家的刑事补偿理论和深化的复归理论的提出,都具有较高的社会民主意识、成熟的社区体系、完善的监管体制的支撑。在刑事补偿理论中意图判令罪犯通过社会生产与社会公益的形式向社会进行补偿,这是西方民主法治意识与社区安全意识、传统的刑罚报应理念相博弈的结果。深化的复归理论中,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过程需要综合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宽容的社会环境、社区矫正机构的再社会化能力以及强大温和的社会力量。这些要求在民主制度已经完全成熟的西方社会可能都是可以达到的。而我国的普通公民,观念上还是认为罪犯留在监狱里才最安全,尤其是一些暴力假释犯。在实际的社区生活中对社区服刑人员自然会表现出抵触,尚不能有效地实现其在社区矫正应有的职能。因此,当中国法制历史传统中延续的重刑主义的观念与充满人性化的现代社区矫正理念相碰撞时,需要一个缓冲地带,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补偿和复归理论之于行刑社会化的市民传统与社区矫正理念与制度的发展和深入,必定是一个相生相长的过程,任何一方的缺位和不足,必然意味着另外一方的不足和缺位。

  中国化的理论基础的体系性问题。社区矫正制度在提出之初是以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构建宽严相济的刑事执法理念为先导的,正是因为社区矫正与监禁刑罚共同作为刑罚的执行方式,社区矫正脱胎于监禁刑,却又要与监禁刑相对共同组成刑罚执行的整体概念,没有理念基础的一致性,社区矫正理论基础的体系性便无法解决。此外,我国在社区矫正实践抑或是解读中,究竟是将社区矫正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种模式还是当做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尚未完全清晰,不利于社区矫正中国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最后,社区矫正理论体系的建构缺乏实践依托的载体,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现在是由内设于各级的司法行政机关的矫正局、矫正处、矫正科来完成的,在行政级别上没有形成与监狱管理局相对应的社区矫正局,因此社区矫正的现有执行机关在实践中往往无法承担起作为与监狱平行的的相关职能,无法为社区矫正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鲜活而强大的现实蓝本。

  (2)社区矫正定位欠缺平衡性

  正是因为完善的中国化的社区矫正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在各地社区矫正工作实践的进程中也就无法形成统一规范标准的模式,社区矫正在处理刑罚执行与社会化服务的关系时会出现偏差。在社区矫正实践中,较为注重如何创新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模式、如何创新社区服刑人员的公益劳动方式,而疏于将社区矫正看待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进而探索如何在社区矫正中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何构建一支能够保障社区矫正效果的执法工作队伍,如何让社区服刑人员真正感受到自身在社区服刑。

  社区矫正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一种文明的、社会化的行刑方式,因而社区矫正的顺利开展需要依托社会的民主法治理念的发育程度、社区对罪犯的矫正能力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尤其是社区服刑人员需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公益劳动实现对社会的补偿,然而基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公益劳动等活动面临着服务面窄、无相应的依托载体、实质性的意义不大、往往流于形式的问题。

  (3)社区矫正方法欠缺科学性

  虽然,近年来社区矫正工作已经较为注重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分类,不仅在入矫的第四个月起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将社区服刑人员分成宽管、普管、严管三类适用不同的矫正措施,而且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类型进行一定的分类,从而针对不同犯罪类型的社区服刑人员采取与之相匹配的集中教育和公益劳动,以提高实现矫正措施的针对性。此外,涉及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服务上,吴中区社区矫正中心联合横泾街道长远村村委会建立了横泾阳光就业扶助基地,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就业培训,妥善解决部分“三无”社区服刑人员的一定时期的安置问题。由此可见,社区矫正工作通过10年的试点已经具备了在我国现阶段较为有效管理社区矫正对象的条件。在领导机构上,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下设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管理社区矫正工作。在队伍建设上,主管部门着眼于当前现有的资源,建立起专门的社区矫正队伍。在社区矫正日常管理上,从国家、省、市、区制定一系列社区矫正监督管理办法,体现了传统社区矫正实践在社会资源有限和法治权利有限性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

  然而,较之于循证矫正,并与提出社区矫正的刑法初衷而言,我国的社区矫正实践活动体现了在道德层面的“善”以及衍生出的制度价值因子,使得在矫正实践中,矫正管理者及工作者关注的重心在于执法是否规范、刑罚是否公平、程序是否合法、权利保障是否到位等问题,从而忽略了社区矫正的效率和效益要求以及个性化矫正的需要。传统的社区矫正在实践中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对不同的矫正对象予以基本相同的关注和力量、矫正措施和资源投入。在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过程中,过于注重矫正对象 “思想转变”定性指标的考核,尚未建立有效、体系性、长期性基于有效证据收集上 “危险因素消除和再犯罪或再违法可能性因素的有效改善”考核指标。

  且以吴中区为例。我们的社区矫正方法并不多,无非是思想汇报和“两个八小时”,而且都不够科学。吴中区的努力,是以心理矫治为药引,在“教育、管理、服务”三个项目上,“教育信息化、管理目标化、服务社会化”作为基层司法行政所掌握的行政权力和社会资源,都不够独立承担刑罚执行时所作出的自我调适。相应在矫正方法上的突破,徒具形式,其科学性不仅欠缺体系性,还欠缺基础数据库的支撑。其中,较为明显的是依照入矫时所列事项进行风险评估而决定的分类监管措施,并非针对矫正对象基础数据所作出的科学处理,在实践中已然处于宽者益宽,严者无以严的境地,并且对教育和服务措施形成不当影响,矫正工作纪律也无法突出和加强,需要依靠基层司法行政的传统优势来弥补社区矫正方法的不足。其较为明显的原因可能是,社区矫正既然出于社会化的目的,交予和资源紧密程度不高,又无传统优势的司法行政,确实做不到扬长避短创新推动的刑法初衷。

  四、前景展望: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的完善

  社区矫正不仅对应着监禁矫正社会化实现能力欠缺的现实,还对应着行刑社会化的制度文明进步的潮流,唯社区矫正的成立,或者说社区矫正即使准备不足、依据不够,存在系统性、平衡性和科学化诸多不足的条件下,依旧在行刑社会化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不仅证明了道路选择的正确性,还揭示了改造完善的基本途径。

  (1)构建中国化的社区矫正理论体系

  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方式需要理论基础的支撑,或者说要推动社区矫正进一步向专业化、规范化发展需要构建社区矫正的理论体系,这是每一个专业化领域必经的历程。要构建社区矫正的理论体系,除了要推动刑事补偿、深化的复归理论与我国的社区矫正实践相生相长、无缝对接的进程,还应该将刑罚的人道主义理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执行政策纳入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体系内,不断丰富社区矫正理论体系的内涵。人道主义是刑罚文明程度的体现,正如有学者在他的著作中提及 “将一个人数年之久关押在高度警戒的监狱里,告诉他每天睡觉、起床的时间和每日每分钟应做的事,然后再将其抛向街头并指望他成为一名模范公民,这是不可思议的!”{5}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司法、行刑的全过程,是惩罚和预防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重要理论依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针对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况,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区别对待,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协调,真正的罚当其罪。{6}在社区矫正实践中有利于引导非监禁刑的适用,为社区矫正提供法律上的正当性。最后,还应该将社区矫正中涉及的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理论内化于社区矫正理论体系中,使社区矫正理论成为源于监禁刑但又不同于监禁刑的独立体系。

  (2)平衡刑罚执行和社会化的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社区矫正过程既是刑罚执行的过程又是社区服刑人员再社会化的过程。如何平衡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和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非监禁刑罚的执行,需要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者在入矫、宣告、监管、奖惩、解矫等各个程序、各个阶段体现刑罚执行的权威性,以保障社会化刑罚的顺畅实施。此外,在社会化服务的提供上,结合我国现阶段的现实国情,充分发挥现有的资源和条件,优先确保社区服刑人员的就业和正常的生活,至于形式多样的社会化服务的提供,结合现实状况拓宽公益劳动的形式和内容,应不拘泥于形式单一的体力劳动。当然实现以上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社区矫正进程中,逐步将社区矫正制度的刑罚执行和社会化服务相分离。比如,首先,要有一部法律;再比如,建立专业的执法队伍,即使不能设立独立的假释官和缓刑官,至少先行招录具有法学、狱政等专业背景的公务人员充任矫正工作,而不能直接扔给基层司法行政,让“老娘舅”们来执行刑罚。

  (3)构造证据中心主义的矫正方法

  建立于八项基本原则[4]基础上的循证矫正,比之于传统矫正方法主要体现在矫正思维上的理念科学性、矫正证据的中心性、价值取向的时代主流性。在矫正理念上,循证矫正突破了传统矫正制度、运行模式、方法方式等核心理念的束缚,注重矫正手段由传统的“经验支撑”向“技术支撑”转变。在矫正证据地位的确立上,强调矫正工作者在日常管理及矫正实践中围绕具体矫正目标收集的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因素等客观证据。在矫正的价值取向上,循证矫正关注矫正对象未被剥夺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把通过对矫正对象犯因性根源因素的消除使得其成为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人作为矫正对象权益的最大保障。因此,循证矫正不是在对中国传统矫正方法、技能排斥与割裂基础上产生的新方法,也不是完全从西方引进的与中国传统的个别教育、心理矫正技术、手段、方法平行的另类全新方法,而是在坚持多元主义和折中主义立场,寻找最佳证据、服务矫正目标,为最优运用有利于矫正目标实现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资源、技术和手段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方案, “更强调矫正方法的条件性和实证性、矫正方案具有选择性的”矫正过程具有动态性” {7}的综合性特征。{8}

  正如上文所述,在我国现阶段的社区矫正工作中体现只是支持原则,而将循证矫正中的在自然社区中施予不断支持原则[5]纳入我国社区矫正体系中,建构证据中心主义的矫正方法,从而实现社区矫正的科学化意义重大。

  首先,构建证据中心主义的矫正方法,在自然社区中施予不断支持原则的实施必须是矫正理念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实现。过去过于执著于安全价值或矫正价值的行刑理念和矫正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社区矫正和监狱等领域发展中迫切需要完善的是实践规则、操作制度和实证精神。社区矫正实务的现代化转型最终将依赖于程序式的科学化实践。{9} 通过应用循证矫正的原理,矫正工作的各项工作都在围绕证据收集、证据分级、证据检索和证据引用展开,并以科学搜集的社区服刑人员矫正需求的证据链为中心,以社区矫正目标为中轴、全面应用矫正技术、评估技术等适时施予不断的支持,最终达到消除矫正对象现实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的目的。

  其次,不断支持原则的引入还是对矫正工作者要求的改革。在我国社区矫正现有的框架下,集社区矫正一线工作者与直接管理者于一体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将要承担起践行不断支持原则的重任,然而无论是人员配备的数量上,还是供给人员的素质上,较之循证矫正的要求还有差距,此外在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的要求下,社区矫正档案的制作和平台信息的录入等事务性工作占用了其大部分精力。因此,要改变衡量一线执法者工作质量的指标,不再将矫正工作档案是否完备、规范作为衡量社区矫正工作质量的唯一要求,而是要将社区矫正工作者对所在社区是否全面了解、在矫正中是否对矫正对象进行真实而公正的观察、是否适时调整社区矫正的系统性的矫正措施等纳入考核指标。

  最后,证据中心主义科学的矫正方法的构造更需要理论研究和操作规制的支撑。要实现社区矫正的科学化,必须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参考国外的循证矫正科学化体系。撰写循证矫正目标、操作流程、规范化程序的研究著作,实现对社区矫正实践的有效指导。尤其是针对我国现阶段在社区矫正的框架下如何引入科学化循证矫正的核心理念,进而如何有效地借助循证矫正的力度优化社区矫正制度。实践层面,则要求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制作系统性的社区矫正工作手册,对社区矫正进行有效指导。


【作者简介】

邱明珠,女,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司法局科员,法律硕士。

【注释】

[1]行刑社会化,是指为了实现罪犯回归社会的目标,在刑法适用上,要求监禁刑与非监禁刑并重,慎用监禁刑;在执行过程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促进罪犯与社会的结合,增强罪犯的社会适应性强化对罪犯的矫治功能,塑造其健全的人格,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先前的监狱服刑模式通过一些有效的开放性处遇措施使得罪犯行刑社会化的目的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但是由于监狱自身相对封闭的局限性,导致社会化的措施有限,无法有效实现罪犯的再社会化功能。

[2]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犯罪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行为上都有偏离社会基本衡量标准的问题,执行刑罚即要求有效矫正服刑人员心理或行为的偏差,从而顺利实现再社会化。

[3]个案矫正是指根据刑事个别化的要求,社区矫正机构依据服刑人员产生犯罪的不同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调适、干预和矫正等技术,达到矫正目的的专门性活动。

[4]循证矫正八项基本原则包括风险(需求)精确评估原则、目标干预原则、强化内在动机原则、指导实践的技能培训原则、增加正面强化原则、在自然社区中施予不断的支持原则、评估相关过程与业务原则、反馈评估情况原则。 

[5]循证矫正的在自然社区施予支持原则是指在罪犯居住的社区为他们整合和积极施予亲社会支持原则。当罪犯返回其居住的自然社区,诱发其在犯罪的潜在因素会死灰复燃。尤其是诸多高危人群,社区矫正的监管人员必须很好的了解各个社区的资源与责任,积极整合他们的家人、配偶、以及其直接生活环境中的其他支持者参与其中,以持续地巩固所期待的正面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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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田宏杰.- J].刑事法评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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