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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发布时间:2017-04-11 22:10:16     访问量:263

来源:动态刑法学   作者: 吴焕 

摘要:社区矫正制度是刑法学理论中的一个新兴概念,也是近代以来才被逐步认同的刑罚制度。社区矫正制度有利于轻微犯罪的改造教育,有利于实现罪刑均衡。而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发展的落后性和制度体系的不完整性,本文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和立法现状出发分析,再从刑法学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分析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这也是该制度能否在我国存在的重要依据;最后从宏观立法角度,具体法律制度和普法宣传三个角度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社区矫正:刑罚:理论

                引言

社区矫正制度是刑罚理论上和实践上一项重要的制度,各国对于这个制度的认识不尽相同,当前刑法学界主要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的界定为:社区矫正包括审判前的释放和转处,判刑前的调查缓刑居住治疗等其他代替监禁的刑罚方式;在中国,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我国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界定笔者倾向于定性为狭义的界定。

 一、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

(一)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历史

矫正的理念来自于刑事实证学派,在刑事古典学派那里是没有矫正可言的:报应主义强调的是惩罚,而功利主义强调的是威吓。社区矫正制度的初步确立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1973年美国颁布了第一部《社区矫正法》;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激烈讨论。[1]

到了本世纪鉴于国际刑事法学的发展和国内刑事法律理论和实务的需要逐步开始探索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

在2002年前对于轻微的刑事犯罪一般直接由公安部门直接处理大部分依据行政处罚层面的法律进行,没有具体刑事立法层面的规定,导致随意性很大各地区执行不一,体系混乱。2003年两高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通知》确定了若干社区矫正的试点,这也是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矫正制度的第一步;2005年司法部发布规章决定扩大试点;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公安部、司法部四家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上面几部规范性文件虽然初步探索了该制度的实施,但是因为其立法阶位低实际作用不大。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社区矫正制度引入,这也是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2012年为了更好的实施该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联合下发《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这些法律规范性文件一步步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尽管还欠缺一部全面的规定社区矫正的基本法律但是在作为基本法的《刑法》中引入也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一制度的基础性地位。[2]

(二)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称《97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对于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第七十六条,对于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第八十五条,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根据刑法的以上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管制、缓刑、假释三类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相关解释,社区矫正人员还包括一些监外执行人员,也就谁说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应该是不予收监或者不予监禁的刑罚适用人员。这样较为广泛的适用也是符合我国宽严相济治病救人的刑事法律政策的。[3]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第六十九条第二款增加:“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而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管制刑是一种充分利用社区矫正进行处罚的非监禁刑罚。针对这一条的修改笔者认为应当做如下理解,首先突破了我国主刑不并科的通说原则,在传统理论和实践中主刑只能适用一个,具体而言针对我国刑法在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中只能选择适用一个,较高刑吸收较低刑,这条修改意味着管制这种主刑可以并科适用于拘役和徒刑;[3]第二扩大了社区矫正制度的应用,社区矫正当然的应用于管制,而这个修改正式扩大了管制刑罚的适用,将原本不在施加的刑罚作为单独的适用从而增加了接受社区矫正的人数。

二、中国特色社区矫正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首先要符合一般的法学原则,这也是一项法律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其次该制度是刑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其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要求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最后要建立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势必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刑事政策。

(一)平等公正原则的要求

平等这一项原则不仅是所有法律的一般要求也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平等原则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对任何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有利于贯彻这样的原则。在该制度未确立之前对于轻微的刑事犯罪一般交由公安部门个别处理,这样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结果。首先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执行标准,这样会导致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地方受到的惩罚不一致,导致法制体系混乱,法律的可预测性降低行为人无所适从;[5]其次每个地方对于惩罚的标准如果不一样会导致多头惩罚,一件事情重复处理的情况。对于行政处罚都要贯彻一事不再罚的精神,何况刑事惩罚这样严酷的惩罚呢。

公正原则是指在法律适用时不偏不倚,公平正义的对待所有被适用法律的人员。刑事法律作为严苛的法律其手段刑罚制裁严酷无情,这样更加使得公平正义变得尤为重要。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使得一些轻微的犯罪能够得到适当的处理,[6]也是贯彻刑法罪行均衡原则的体现。

在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中,公正和平等表现出来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要做到公正首先要求司法人员平等的对待任何人,反对特权主义。不平等有偏见的司法是不可能做到正义的要求的。而要做到平等对待任何人需要司法人员有一颗正义公平的善良的心。

这两个法律基本原则也是建立社区矫正制度的一般法律理论依据,只有在这个的支撑下社区矫正制度才能体现出本色。

(二)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的发动一定是由刑事法律所规定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发生后才能进行,换句话说刑法的的谦抑性要求刑法不能擅动,一定是在罪刑法定的基础上才能适用刑法。刑法的谦抑性是由刑罚的残酷性决定的,刑法以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这样严酷的惩罚必须慎重。刑罚作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应当是正义之罚、文明之罚。随着法学和社会的发展,刑罚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在我国奴隶制古代以肉刑为核心的五刑制度非常残酷,汉文帝废除肉刑在刑罚体系上迈出了一大步也是轻型化道路上的一大步;到了南北朝和隋朝以自由刑为核心的封建五刑基本确立。但是封建的五刑仍然存在着像凌迟这样的残酷的刑罚。近代以来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继而受西方轻型化思想影响自由的监禁刑得到了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也是建立了以自由刑为核心的刑罚并且确立了文明的死刑执行方式。纵观刑罚的发展一直是在和残酷刑罚作斗争。进入21世纪一股非监禁刑的思潮开始蔓延,进而社区矫正制度应运而生。社区矫正以非监禁为原则,通过社会专门机构对犯罪分子进行监督教育能够更好的使得犯罪分子重新融入社会实现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7]

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制度也很好的体现了刑罚谦抑性的要求,在轻微刑事犯罪下无需监禁避免了短监禁刑的弊端防止犯罪分子交叉感染。

(三)刑事政策要求

当然一项制度的确立光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还是不可行的,残酷的现实会压倒一切;所以社会现状是制度的基石,而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也是基于现实而制定出来指导一切刑事立法司法活动的。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就成了社区矫正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政策基础。[9]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坦白从宽的政策原则,对于真诚悔悟的犯罪分子视其情节减轻从轻甚至免于刑事处罚。刑法的本质目的就是治病救人,惩罚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为了让犯罪分子能够较清醒的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从而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更好的融入社会;另一方面在惩罚已经犯罪的犯罪分子时也是对社会的警醒,尤其对那些准备有所危害行为的人更是一种提醒,使得大部分的潜在的犯罪分子及时回头,这样也起到了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这样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落实。对于社区矫正制度也正是对一些犯罪分子的宽大处理。对于缓刑的、假释的和判处管制的适用社区矫正能够更好通过专业的机构对他们进行矫正,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社区矫正的优势和对政策的贯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犯罪分子能在一个优良的社区环境中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这样犯罪分子对社会将会有个重新认识,对于自己的错误行为不断反思真诚悔悟尽快的再次融入社会;其次社区矫正实行非监禁化,避免了轻微犯罪分子和大部分重罪分子接触交叉感染,这也是我国刑事政策中治病救人内容的目的。最后犯罪分子能在家人朋友的关怀下得以重新面对生活给予犯罪分子更多的信心重新融入生活。

(四)社区矫正的现实基础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是在法律一般理论和刑法特别制度以及政策的指导下逐步展开的,那么纵观我国现实有没有社区矫正这个制度的现实基础呢?

首先是刑罚成本,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地域广阔从而导致犯罪情况复杂,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因为经济的发展犯罪呈现高发态势尤其一些经济型非暴力犯罪更是情况复杂形式多样。也正是因为这个刑罚执行的成本增加,监禁刑需要大量的执行场所需要大量的专业执行机构(监狱,少管所等)而这些场所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另外为了人道主义刑罚执行相关部门要不断的改善监所生活条件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对于这样的现状非监禁化的社区矫正制度对于一些轻微犯罪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执行方式。

第二社会公益机构的建立和社会成员法律素养的提高,社区矫正制度的得以推进离不开社会的合作,我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可以有志愿者参加,社会公益志愿者的加入使得这个制度能够很好的落实;其次社会成员法律素养提高减轻了以往对于犯罪分子的偏见,尤其对一些轻微的过失犯罪人们乐意去主动的帮助这些人改过自新,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的困难,这样使得犯罪分子体会到了社会温暖更好的融入社会;最后就是社会成员对于社区矫正制度本身的认识加强使得推行的阻力变小。

最后就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性这个制度从上世纪产生雏形以来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尤其对于轻刑化的现在更是受到了法学界的认同,社会的趋势既然如此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制度上也要跟上社会的潮流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中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制度的发展需要理论的支持和现实的基础,同时理论和现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的出现各种问题;其次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才发展了十几年,在没有经验的基础上肯定存在的很多的不足需要完善。首先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制;其次社会认可度相对还较低;最后制度本身适用还狭窄。对于这些问题笔者也有自己的看法,也提出了一点自己的建议。

(一)推进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

社区矫正制度是刑事法律配套制度,在《刑法修正案八》中也明确的提到,也就意味着社区矫正制度已经有了基本法的影子。我国《立法法》规定关于刑事处罚的法律制定有法律绝对保留,也就是说关于作为刑法修正案条款内容的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必须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权限制定的法律,而现行规制社区矫正制度的规定都是部门规章,甚至没有行政法规,这样对于制度的规制是不利的。对于社区矫正制度需要提请全国人大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和规范。

首先立法的必要性,必要性首先体现在社区矫正归根结底是一个刑罚执行的方式,刑罚的规定应该由法律绝对保留,而我国欠缺规制社区矫正的专门法律;其次社区矫正很大意义上需要很多专业知识专业方式,如果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那么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将会标准不一甚至适用的效果适得其反。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惩罚一定程度上的断层,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废除劳教制度的决定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也一直为人诟病的劳教制度最终迎来的死刑,那么劳教制度废除后对于那些以前可以适应劳动教养进行教育改造的轻微的危害行为的惩罚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放任那么对于社会的救济是不到位的是不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的,如果直接适用监禁刑等措施可能违反刑法谦抑性和罪行均衡的要求,那么社区矫正制度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社区矫正实行非监禁化,其惩罚要比监禁化惩罚轻得多,可以实现罪行均衡;其次社区矫正要求犯罪分子完成一定的要求任务这个也能起到特殊的预防和教育功能;最后社区矫正的同时给周围潜在的犯罪分子以警醒也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继而社区矫正制度在弥补废除劳教制度后的惩罚上做到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有机结合,也使得刑法的罪行均衡原则得以贯彻。

第二立法的可行性,从2003年开始试行社区矫正以来,到2006年扩大,再到2009年到2012年全国推广,实践的经验已经相对丰富。实践是理论的基础,这些年的实践也给立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材料;其次就是这十年来制定的零碎的规定也为立法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其次我国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我国自古以来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这样就造就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熟人社会,尤其在大部分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非同一般,其次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盗窃,侮辱诽谤等)大多发生在农村,而行为人大多又都是周围或者自己身边的人(熟人作案较多),这样非监禁刑就有了群众基础,犯罪分子在熟人的注视下羞耻心增加利于改造;另外在一个熟人社会利于监管,人和人之间相互认识如果出现逃匿的行为随时可能被发现,降低了司法监管成本。

第三从国际大趋势来看,自从1973年美国第一次颁布社区矫正的专门法规以来,各个国家尤其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相继对社区矫正制度开始专门立法。在日本社区矫正制度被称为社会内处遇,就是指将轻微犯罪的犯罪分子不实行监禁的方式将其放在社会中改造,这个制度起先是为了本着教育感化为目的处理未成年年犯罪的后来逐步的拓展到对轻微的普通犯罪的处遇。至1955年,以《恩赦法》的制定为标志,日本的社会内处遇制度基本上全面确立了起来。这样社会内处遇制度也成了日本社区矫正制度的雏形,到了80年到后期得到了更多的发展。[6]

我国的现行刑法体系和日本可谓一脉相承,具有高度的契合度,社会文化基础和历史发展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所以对于社区矫正制度日本的立法实践对于我国也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除了日本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也在刑法的发展中一步步建立和完善了社区矫正制度。我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完善是必然趋势,而社区矫正制度已然被很大发达的民主国家所采纳,我国的法治进程中也不能缺少这样一部具有现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专门法律。 

(二)引入保安处分制度完善社区矫正

保安处分制度也是近代以来兴起的一个对违法犯罪的惩罚方式,保安处分制度和刑罚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强调对于行为人行为后的追究,也就是说注重事后惩罚;而保安处分是在行为发生前在存在一定危险的情况下提前采取措施进行的惩罚或者说处理,强调的是事前的预防作用。刑罚处罚的是行为,无行为则无刑罚从这点出发保安处分也遭到了很大的诟病,但是总体来说保安处分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于可能产生的危害行为提前采取措施防止其现实的发生也能有效的保护法益。

也正是保安处分一般针对行为还未发生情况下的惩罚所以一般措施比较轻缓,大多数存在保安处分的国家采用非监禁化的手段进行处理,这个也为社区矫正的存在造就了另一个基础。当然社区矫正制度也能有效的实现保安处分的落实。社区矫正要求犯罪行为人在众人周围群众的监督下改造,实现自新,而保安处分针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危害行为,这样的行为一般具有社会普遍危害性,这样用社区矫正的方式进行保安处分可以最大化的实现群众监督防止危害实际发生。

当然我国现行立法还未正式引入保安处分,但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规定,这个也可视为广义上的保安处分,对于这点的争议也不少笔者认为可以部分的认为对于精神病人的强制措施有保安处分的意味。如果在刑法中全面的引入保安处分那么我国社会矫正的内容将得到充实,也能更好的维护社会的安全实现刑法保护法益的机能。

(三)加强社区矫正制度的普法宣传

尽管我国社会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离用法治社会的标准衡量还是很欠缺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还较低,法律素养还比较欠缺;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加大社区普法力度,社区是群众生活的基本场所,如果能够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在社区进行相关的法律普及活动鼓励群众积极参加那么对于法律素养的提高是极其有益的。

第二实现相关部门责任制度,尤其对于司法部门来说实现对口普法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派出专门的人员定点的负责普法普及作用;有关部门可以联合高校和法学科研院所,组织一些志愿者团队定期不定期的进入社区普法,也使得社会资源有了充分的利用。


参考文献:

[1] 樊凤林.《刑罚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2] 赵秉志.《新编刑法学教程》[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全书.

[3]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9-198页.

[4]储槐植.《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7-212页.

[5]李洁.《不同罪刑阶段罪与刑设定模式研究》[J].《中国法学》2002年第3 期:37-39页.

[6] 陈兴良.《社会危害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检讨》[J].《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24-26页.

[7]齐文远、周详.《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新论》[J].《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197-198页.

[8]周光权.《刑法主客观主义中的抽象性问题》[J].《刑事法评论》第6卷:123-125页.

[9]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92-220页.

[10]马克昌著.《比较刑法原理》[M].北京: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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