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ogo
社区矫正宣传网首页                 上海政法学院社区矫正研究中心 合作网站
欢迎您访问: 请登录 免费注册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分享按钮

社区矫正法归属和对草案的建议

发布时间:2017-05-14 20:05:42     访问量:665

作者:郑小天

摘要:12月1日国务院法制办正式发布了《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社区矫正法》),意味着我国刑事法律又迈出了一步。《社区矫正法》在各法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尚存异议;当前《社区矫正法》也尚存在完善之处。首先通过描述前人所做的研究,分析《社区矫正法》与“刑事执行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的关系。之后讨论当前草案的不足之处,并指出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关键词: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法 建议

前言 

刑法学界期盼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下称《社区矫正法》)终于在2016年的年底公布了第一版的公开征求意见稿,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个实务界和学术界翘首企盼已久的法律草案。

社区矫正制度自2002年设立试点,至《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归入刑罚“大家庭”,到今天,已约有14个年头。我国社矫工作不仅仅在实践中得到发展,更在各界学者的努力下,理论上也得到一次次创新与发展。然而,制定一部专门调整“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一直都是各界学者和实务人员的强烈愿望。早在2006年就有代表呼吁制定《社区矫正法》[①]。直到2011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提到,国务院将其列入立法计划,司法部开始起草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将《社区矫正法》列为2016年“初次审议的法律案”,预定时间为10月,而实际的时间又较此前往后拖延了两个月,直到2016年12月1日,国务院发布《社区矫正法》第一版公开征求意见稿。

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矫正的立法体例一直都是学界所争议的。《社区矫正法》草案虽然已经公布,但其中的问题讨论尚未完结,尤其是“社区矫正机构的性质”不明确、“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规定不清晰和“监察机制”不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没有特殊保护等问题,尚待解决。 

一、社区矫正的立法体例

(一)社区矫正法的位置

依法治国要求社区矫正制度要有法可依,但是法怎么立?立到哪里?名称体例?这些问题在伴随着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引起了众多探讨。

一种观点认为,将“社区矫正法”放入现有的刑事法的其中一部法律中。如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专章,对社区矫正进行规定,又或者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关于刑事执行的专章,并在刑事执行下设立社区矫正一节;在《刑法》的刑罚部分对社区矫正进行专章规定;甚至在《监狱法》的相关部分设立社区矫正规定。这些观点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从法律的内在逻辑来看,“社区矫正”与“刑法——刑罚执行——监外执行”、“刑事诉讼法——刑罚执行——监外执行”和“监狱法——监狱外处置”都具有对应关系。即现存的三部刑事制定法都有对“狱外执行刑罚”有规定。那么,为了法律文件的简洁性并且避免重复立法,可以采取此路径立法。例如,有学者指出,应当先完善刑事实体法中对于社区矫正的规定,尤其是社区矫正的配套措施,再进一步讨论《社区矫正法》[1]。

诚然这样的设想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效率性,但是,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尚未完善,很多事项可能会要求立法机关及时补充说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是全国人大一级制定的基本法,在修改上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考虑到基本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不宜将尚未成熟的“社区矫正”放入其中。至于放入《监狱法》或许可以是一种尝试。

也有观点认为,制定《刑事执行法》。学界此前就有学者提出制定刑事执行法的建议,很多法学院校也有开设刑事执行(法)学的课程,吴宗宪教授就曾主编《刑事执行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同时他认为,可以将《监狱法》和并行的《社区矫正法》合并为《刑事执行法》或《刑罚执行法》[2]。《监狱法》和《社区矫正法》都牵涉到“刑罚的执行”,在《刑法》规定的主刑中占据半壁江山,因此将刑事执行作为一个专门单独的部分进行立法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刑事执行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别。比如,对死刑和其他附加刑的执行也是“刑事执行”的一部分。再者,我国目前刑罚存在一定的缺陷,如资格(权利)刑较少,目前立法技术尚不满足制定《刑事执行法》。但我国现阶段的又急需一部调整“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关系的法典,因此,目前《刑事执行法》制定时机尚不成熟。

还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制定单一的《社区矫正法》。如有学者指出,“社区矫正法”的立法模式应当“自下而上”,即先制定下位法再制定上位法。如今江苏省《社区矫正条例》已经生效,为制定《社区矫正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还认为,《社区矫正法》和《监狱法》是姊妹关系,即二者在位阶上平行。[3]也有学者指出,社区矫正就是“以实现罪犯的回归和社会秩序的保护为目的的一种非机构性处置措施”,应当区别一般的刑罚执行。[4]

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在《社区矫正法》立法技术尚未成熟之前,可以先完善当前刑事法律,作为一种过渡。[5]

上述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随着《社区矫正法》提上立法日程,这一争议也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二)《社区矫正法》与其他刑事法的关系

 

从内容来看,《社区矫正法》、《监狱法》和“刑事执行法”都牵涉到以“自由刑”执行为调整对象的内容。但是,“刑事执行法”还包含了其他的刑罚执行内容,比如死刑(生命刑)、财产刑等。因此,实际上“刑事执行法”和《社区矫正法》、《监狱法》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社区矫正法》和《监狱法》,则属于彼此相互平行的,分别以监狱外和监狱内行刑活动为调整对象的法律。

《刑事诉讼法》、《刑法》和《社区矫正法》的关系,可以有两种分析路径。

从一般法和特别法的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中的“执行”规定可作为一般规定,而《社区矫正法》则作为其对于“监外执行”的特别规定,对刑事诉讼法中尚未详尽的程序做出相应规定,甚至超过《刑事诉讼法》,在《刑法》之下进行规定。

第二种路径,从上位法和下位法来看,《刑法》、《刑事诉讼法》作为《社区矫正法》上位法,分别对“社区矫正对象”和“社区矫正程序”做出规定,而《社区矫正法》作为实体法和程序法结合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但不超越上位法的范围。

应当看到,这种立法体制其实是由刑罚种类即刑种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理论上将矫正刑分为监所矫正和社区矫正,对应我国立法即《监狱法》和《社区矫正法》。之所以这两种刑罚需要进行单独立法的原因就在矫正刑与生命刑、罚金刑的内在性质存在差异,死刑、罚金刑的执行虽然也有相应的规范内容,但是由于其时间跨度和刑罚客体(生命、财产)的不同,后者便没有单独进行立法的必要,而监狱服刑和社区矫正由于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内容也更为多样,因此就有必要对其进行单独立法。

 

二、《征求意见稿》中的不足与建议 

(一)《征求意见稿》概览与不足 

《征求意见稿》分五章三十六条,五章为总则、实施社区矫正的程序、监督程序、教育帮扶和附则。笔者针对可有改进的几条进行讨论。

首先,第三条确定了该法的基本原则。笔者建议,作为刑事法律的一部分,应当彻底贯彻“罪刑法定”主义。即,在该条中明确“社区矫正执行内容法定”原则。这样做不仅是考虑社区矫正活动是刑罚执行的一部分,更是为了明确“社区矫正”活动具体的类型、范围,防止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随意扩大管理的方式与种类,甚至进行带有侵犯人权和侮辱性的活动。

第十条确定了“调查评估社区矫正人员人身危险性和社区影响”的主体。笔者建议,由于该调查评估涉及到社区矫正人员的切身利益,应当审慎行之。即,该调查评估权力只能交给专业人员行使,不能肆意委托给非专业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组织。可以延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四条之规定。当然,具体交给“具有什么样资格”的主体,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十三条规定了由矫正机构人员行使奖惩考核制度。但矫正机构人员在我国实践中含义十分宽泛,因此,该职责应当具体加以规定。即,究竟由哪类工作人员来行使该权利。

第十四条至十七条规定了“变更刑罚权”,总体上同之前的规定相承。但笔者认为,这类行为除“减刑”外,都具有“求刑(要求变更刑罚)”的性质。考虑到社区矫正在监狱外执行,很多社区矫正人员的行为不受到监控,事实往往会很复杂(除现行犯外)。而法院对于变更刑罚的理由审查又多为形式审查。为了更加审慎行使该权力,不能只由一个主体决定建议撤销“缓刑”或变更刑罚措施,检察机关应当积极行使审查权,而不是被动的。具体而言,应当同监狱内一样,设专门检察人员,负责对变更刑罚的法律依据的实质审查工作。公安机关和社区矫正机构只负责立案和调查,而不是直接向法院“求刑”。“求刑权”依然保留在检察官手中。

第二十五条,虽然提到了对未成年人的一些相关规定,但是不够具体明确。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设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罪犯的特殊保护和关注,但时隔四年之后社区矫正法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是不妥的。而且未成年人是社区矫正的一个重要群体,甚至而言是最重要群体。从违法者的人口学分析来看,未成年人也是“矫正技术”能够产生积极作用的主要目标群体,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章是本次草案中的一大缺憾。

综上所述,当前的《征求意见稿》存在“未明确社区矫正机构性质”、“社区矫正具体人员不明确”、“监察机制不完善”和“对未成年人的考虑不足”这四大问题。

(二)“社区矫正机构性质”的明确

各国在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立上有着不同的做法。有学者发现,在英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是国家缓刑局,而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机构是全国未成年人司法委员会(非政府组织)。[6]从中可以得知,在英国,一般社区矫正机构属于行政机关,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机构属于非政府组织。如该学者所言,这样设置社区矫正机构,可以做到专门化,专业化,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笔者认为,这样的设置较贴近我国国情。再如,有学者发现,日本的社区矫正制度来源于“保护观察制”和“更生保护制”,两种制度呈现出政府与民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保护观察官指导与监督,民间自主运营,志愿者积极参与,政府投资与民间融资共存,形成官民有效互动的制度体系。[7]由此可见,日本虽然没有规范法上的社区矫正机构,但这种自下而上式的“社区矫正改革”模式,十分灵活实践性强。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重要性。还有学者归纳了,美国“联邦——州级”和“政府——非政府”相结合的社区矫正制度。[8]相类似的还有加拿大的二元“大矫正模式”。[9]

在我国,根据2003年两高两部《通知》,社区矫正被确定为“非监禁刑法的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条例》又规定了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征求意见稿》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社区矫正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

实际上在操作时候,由于社区矫正机构性质不明,而导致了各地实际参加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不一的情形。有学者发现,在实际参与矫正的“官方人员”中,有社区矫正机构的,也有公安的,这样会导致行刑效益低下,职权不明的情况。[10]只有明确了社区矫正机构的性质,才能进一步确认工作人员构成,社区矫正活动才能得到落实。

结合多国实践和我国国情,笔者建议,传统的“社区矫正机构”是“司法行政机关”这一概念过于模糊,在本次立法中,宜当将其界定为“行政机关”。地方社区矫正机构直接归属于地方司法管理部门管辖。招聘人员计划也由相应部门制定,即“社区矫正机构”属于“司法部门的派出机构”。当然,考虑到我国现在的社区矫正工作大多由司法所在进行,并非一定要在实际部门之中设立“社区矫正所”带有这类名称的机构。

至于社区矫正机构的任务,“正确执行刑罚,帮助社区矫正人员顺利回归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这一说法比较抽象。笔者建议,在立法中,应当发挥“社区”这一优势。正如前述有学者所言,它是一种“非机构的处置措施”,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因此,笔者将社区矫正机构的任务,归纳为“在社会各界参与协助下,保护社区安全、保障社区矫正人员人权、帮助社区矫正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综上,笔者建议增加如下规定:

第X条【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立、管理】国务院司法部管理全国范围内的社区矫正机构,其他各司法管理部门应当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部门,依照法律设立、管理范围内的社区矫正机构。

 

(三)以“社区矫正官”为中心人员组织模式的建立

 

根据相关法律和《征求意见稿》,我国现参加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可以分以下几类:1、官方招聘的人员;2、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成员、监护人、保证人,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校;3、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4、其他社会组织和志愿者。

这种分类方式以及它们对应的作用,从各法条之中规定来看都是比较笼统的,没有具体,使得当下社区矫正相关活动流于形式。

有学者提出的“社区矫正1+X”模式中,就有对参加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进行进一步科学的划分。在参与人员模式中的1,是表示“社区矫正官(community correction officer)”,X表示“其他参与人员”。[11]也就是说,社区矫正工作中,主要还是需要“官方人员”来完成主要工作。

首先,对“社区矫正官”,吴宗宪教授不仅指出,在我国“社区矫正官”其实就是“司法助理员”,而且,为其确立“社区矫正官”名称,不仅有利于对这些人员实行科学化管理,还可以明确其身份。吴宗宪教授论述了设立“社区矫正官”的必要性,还介绍了“社区矫正官”的相关内容。他指出,“社区矫正官”是“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招录上,应当严格遵从《公务员法》。他还认为,“社区矫正官”具有“执法者”、“公务员”和“领导者(领导社区矫正活动)”基本特征。同时,他详细介绍了“社区矫正官”具有管理、惩罚、改造、帮助和保护的主要职能。[12]由此看来,“社区矫正官”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是处于中心地位的。

此外,社区矫正机构应当聘请一些专业人士,来协助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国外的社区矫正先例提示了我们“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正因为社区矫正是在“社区”中进行的,相较于“监狱内”,组织专业人员更为容易。比如,聘请专门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社区矫正人员保持精神卫生健康;聘请教师,传授一些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聘请专业分析评估人员,协助做好人身危险性、社区影响的评估;聘请具有相关职业技能水平的人,帮助社区矫正人员掌握一门生存技能……设立“聘请”制度的原因在于“稳定机构工作人员”。社区矫正工作不能只交给社区矫正官一个人,他可以负责制定计划,但有些实际操作应当由专业人员来完成。否则,不仅仅社区矫正官的负担会过多,而且矫正工作要么会流于形式,要么效益不高。另外,稳定的一套人员有利于他们和社区矫正人员建立起信任关系,提高矫正效益。有关该方面的实践我们可以从社工对刑满释放人员、戒毒出所人员等的帮教实践中看到经验。

最后,其他参与人,根据《征求意见稿》和以往的法律规定,主要有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成员、监护人、保证人,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其他社会组织和志愿者。这些人员,虽然都是“参与人员”,但其实没有必要纳入到“社区矫正机构人员”的编制中。只要适当登记、备案即可。

因此,笔者建议,建立起以“社区矫正官”为中心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组织模式,增加如下法律规定:

第X条【机构人员设置】社区矫正机构应当依法录取社区矫正官,聘请专业人员、专家。

第X条【其他参与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成员、监护人、保证人,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社区矫正机构人员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机构可以邀请其他志愿者、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第X条【社区矫正官】社区矫正机构,按照公务员招录办法,选拔具备相应资质的社区矫正官。社区矫正官负有以下职责:

    (一)办理相关手续,依法管理社区矫正人员;

    (二)保护社区安全,防止社区矫正人员再犯罪;

    (三)制定矫正计划,积极帮助社区矫正人员改造;

    (四)保障社区矫正人员权利,及时帮助有困难的社区矫正人员;

    (五)及时收集、侦察与社区矫正人员变更刑罚措施的事由相关的材料和证据;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社区矫正官有权向机构人事提出更换、解聘专业人员、专家,但应当说明理由。

社区矫正官行使侦查权的,适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第X条【专业人员、专家】本法所指的专业人员、专家包括:

    (一)持有相关职业资格证的教师、心理咨询师;

    (二)具有相关经验的法律工作者;

    (三)职业培训人员;

    (四)其他对于社区矫正工作必要的人员。

    

(四)未成年人专章的设立 

本次征求意见稿中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章,因此一经出台便受到了批判。尤其是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修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专门设立了未成年人专章,这被认为是少年司法的一大进步,而4年之后《社区矫正法》的制定竟然没有延续这种进步,反而忽视了该领域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社区矫正工作,一直都受到人大常委的关注。如在2003年8月2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就提到了“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积极探索社区矫正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有效方式,不断完善社区教育、管理和服务未成年人的工作机制,实现家庭、学校、社会保护和预防工作在社区整合”。在2006年10月27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吸取了有关专家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意见。在2008年8月28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提到了认真做好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

也有很多学者呼吁《社区矫正法》设立未成年人专章。有学者在参考了美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模式以后,提出,我国应当设立《社区矫正法》并为未成年人设立专章。[13]也有学者主张,设立未成年人专章,既是未成年人这个主体的特殊性要求,也是符合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实践,适应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体系的需要。[14]还有学者,基于“行刑社会化是国际趋势,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重要内容”等理由,提出应当制定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做出明确规定的《社区矫正法》。[15]更有学者,从少年司法理论出发,以理性和现实的角度分析,认为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干预仍宜交给普通刑事法,采取设置专章的立法模式,并呼吁拟制定中的《社区矫正法》也应设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章。[16]

可见,在《社区矫正法》中设立未成年人专章,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专章的内容,可以从目前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内容出发。有学者提出,现阶段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除坚持法定项目外,还有适合于未成年人特点的公益劳动、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技能培训、心理矫正等项目。[17]也有学者认为当前普遍适用的矫正方案是:与成年人一样,定期提交思想汇报、参加公益劳动,定期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联系、汇报情况,严格履行请假、销假制度,并参与多种法制讲座、各类培训。[18]同时,有学者指出当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项目单一,可以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完善的社区矫正经验,建立多元化的矫正项目:(1)教育性和非监禁刑的项目,主要包括训诫、赔礼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父母管教等;(2)不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管性项目,主要通过定期报告、参加的一些培训等项目;(3)一定时间内限定人身自由的项目,包括家中监禁、宵禁等。[19]

笔者根据以上学者的研究、当前草案和上述建议,建议修改或增设以下规定:

第X章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社区矫正工作

第X条【总体规定】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实行监督管理,执行下列规定:

(一)矫正宣告不公开进行,其矫正档案不对外公开;

(二)矫正小组应当有熟悉青少年成长特点的人员参加;

(三)监督管理应当与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分开进行;

(四)针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年龄、心理特点和发育需要等特殊情况,采取有益于其发展的矫正措施。

第X条【专门管理】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专门管理,设置专门负责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社区矫正官,聘请教师、心理咨询师协助做好矫正工作。

第X条【社区矫正官要求】参与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工作的社区矫正官,应当具有一定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

社区矫正机构定期组织社区矫正官接受相关培训。

第X条【矫正内容】未成年人的矫正,应当包含思想道德和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和无偿劳动等内容。

对于没有在校接受教育的未成年人的矫正,应当包含义务教育规定的科学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有利于其生存发展的内容。

第X条【统一考核制度】社区矫正机构建立统一的针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考核制度。

对于考核结果优秀的未成年矫正人员,应当给予奖励。

第X条【定期联系】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定期联系社区矫正官,报告思想状况;社区矫正官应当关注未成年的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情况。

第X条【监护人义务】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监护人应当及时告知社区矫正官被监护人的异常情况。没有监护人的,适用民法通则规定,指派监护人。

第X条【人身自由限制】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监护人应当对被监护人实行宵禁,并设置合理的禁区。被监护人违反宵禁和禁区制度的,监护人应当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通知社区矫正官。

第X条【请假制】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因故无法参加社区矫正活动的,应当向社区矫正官请假。

请假由口头形式做出的,社区矫正官应当向其监护人核实;书面形式做出的,监护人应当签字;情况紧急的,可以事后补请假。

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有违反请假制度不请假、伪造监护人签字等其他情形的,社区矫正官应当对其批评教育。

第X条【戒具禁止】除紧急状况外,不得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使用戒具。

第X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机构鼓励志愿者、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

三、结语 

行刑社会化是当代刑罚执行的必然趋势,而社区矫正作为其主要部分,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我国的社区矫正在世界范围内,起步较晚、形式单一、制度不完善……因此,借鉴社区矫正发达国家的做法,对我国社区矫正实务和立法都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矫正立法工作在《征求意见稿》之后,又进入到了全新的阶段,包括整个刑事立法,都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社区矫正立法乃至整个刑事立法,仍然“路漫漫其修远”,同志仍需努力!

 

[参考文献]

[1] 屈学武:《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设计及其践行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10月

[2] 吴宗宪:《论社区矫正立法与刑法修正案》,《中国司法》2009年3月

[3] 翟中东:《中国社区矫正立法模式的选择》,《河北法学》2012年4月

[4] 刘守芬,王琪,叶慧娟:《社区矫正立法化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2月

[5] 王顺安:《社区矫正的立法建议》,《中国司法》2005年2月

[6] 邱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完善——以英国社区矫正制度为借鉴》,《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年4月

[7] 张荆:《中日两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比较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4月

[8] 刘强:《对美国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的借鉴与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1月

[9] 姚建龙:《加拿大矫正制度的特色与借鉴》,《法学杂志》2013年2月

[10] 李素琴,谭恩惠:《美国社区矫正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2年5月

[11] 张传伟:《社区矫正“1+X”运行模式》,《法学论坛》2010年1月

[12] 吴宗宪:《论社区矫正官》,《中国司法》2011年11月

[13] 宋铭:《浅论美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1月

[14] 涂龙科:《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若干立法问题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4月

[15] 吴志宏:  《建立和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社会科学家》2010年2月

[16] 姚建龙:《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法学评论》2014年5月

[17] 申洪波:《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现状》,《消费导刊》2008年5月

[18] 管元梓:《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之构建初探》,《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年10月

[19] 曹艳:《浅谈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和完善》,《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33期


       


[①] 见“中国人大网”《王恒勤呼吁制定社区矫正法》http://www.npc.gov.cn/npc/xinwen/dbgz/dbzs/2006-03/08/content_346705.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12月6日



  • 你尚未登录,请先登录再进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