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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区矫正理论创新为我国社区矫正执法提供法理保障 ——深化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7-05-15 09:18:37     访问量:568

作者:石屏县司法局 杨云辉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试行始于2003年,经过10多年的试行实践,社区矫正作为一项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在预防犯罪,改造罪犯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社区矫正工作的试行,具体的工作部门和理论研究机构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实践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理论研究工作时至今日仍成果不大,理论界对社区矫正的概念仍未形成较权威的定义,基本仍停留于2003年社区矫正工作试行开始时,以至于社区矫正工作本质属性、工作目的等难以在立法层面形成权威的认识,给社区矫正实践工作,特别是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依法开展带来了严重的滞后结果。

  一、我国社区矫正概念理论研究滞后

  目前,我国较权威的社区矫正概念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源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订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此概念由我国司法界的最高权威部门从司法实务的角度权威地界定了刑罚属性是我国社区矫正的本质属性,为我国社区矫正实践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我国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活动,属于专门的刑事执法工作,因此,我国的社区矫正概念就应属于一个法律概念范畴,但这一概念的执法方式表述规定为“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不能准确科学定义社区矫正执法的法律属性,与法律概念的确定性、强制性等规范要求不吻合。法律概念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和形式合理性、国家性、强制性等特征。确定性是指法律规范的表述是明确的,不模棱两可。强制性是指执法是对国家法律的贯彻,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如果行为违背法律的规定,即可能招致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

  首先从法律概念确定性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来看,上述规定会出现文义理解歧义。一方面易会认为专门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等(以下对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等简称社会力量)都是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产生多头主体执法的认识;另一方面易理解为专门国家机关离开社会力量的协助就独立完成不了社区矫正执法工作,会让社会公众对执法行为的严肃性产生误解,形成社区矫正工作是一种社会综合性工作的认识。这些文义理解歧义造成的认识错误既不符合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应具备的确定性要求,同时也让理论界对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性质产生严重分歧,作为立法者和严肃的理论研究者不可能认可一项执法主体不能独立完成的工作它是一项执法工作,从而对社区矫正法制建设产生严重的滞后效果。

  我国社区矫正属于刑罚执行活动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社会力量不能是执行主体,社区矫正工作也不是社会综合性工作,上面的文义认识都是错误的。理由如下:刑罚执行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必须由专门的国家机关行使,这种执行权为保证刑罚执行到位还必须有相应的国家强制力作为执法后盾保障,作为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不是国家机关不具有法律执行主体资格,不能成为刑罚执行主体,无权行使执行权。

  这一概念规定没有区分清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主体间的地位关系。在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中,专门的执行机关、社会力量、社区服刑罪犯都是参与者,但各自的法律地位不同,其中社区服刑罪犯是被实施社区矫正的对象,是刑罚义务的承受者,执行机关是刑罚权力的执行者,社会力量是社区矫正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专门的执行机关、社会力量是社区矫正的实施者,作为分工,执行机关负责执法,社会力量负责服务。执行机关的职责是履行法律规定的矫治、教育、改造、惩处和组织管理等职能,属于强制性的执法行为。社会力量承担心理疏导、职业培训、安置帮教、救济扶助等属于服务性的工作。两者在社区矫正中的地位不是并行的,执行机关居于主导地位,社会力量处于辅助地位,但两者工作都围绕着实现社区矫正的刑罚目的,社会力量在社区矫正活动中提供公共服务对社区服刑罪犯而言是承担一种社会责任,对执行机关而言是履行一种法定义务,是为了服务于实现刑罚执行目的。社会力量介入社区矫正的执法活动其实对其是一种法定义务,执行机关对社会力量的公共服务负有组织管理指导的法定职责。刑罚是专门的刑事执行工作,执行权只能由专门的执行机关独立行使,除法律规定的专门机关外其他机关和组织均无权行使。现代法治理念强调执法责任的明晰化,要求权责一致,一个执法行为只能有一个执法主体,不能多头执法,以避免相互推诿执法责任,因此,社区矫正刑罚的执行主体只能是专一的执行机关。

  其次从法律概念强制性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来看,上述规定不符合法律概念关于执法活动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内在规定。“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这种表述为执行机关的执法设定了一个先决条件,是在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助下开展,社区矫正执法的先决条件不是国家强制力而是社会力量的协助,让一项严谨的刑罚工作失去法律权威。无从严肃表现刑罚执行的法律性、强制性。这与法律理论工作对法律概念规定的强制性特征极不吻合,无法以一个权威专业法律概念的地位来引领指导具体的社区矫正法律实务工作,也难以此为基础展开严谨的社区矫正法律理论工作。

  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机关应当独立行使执法权,独立承担执法责任。刑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社区矫正将以国家强制力确保执行到位,不会因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或其他部门的不协助就不执行或完成不了,国家法律对拒不履行配合执行义务的单位、组织或个人将会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以保证法律设定的刑罚执行措施到位,确保刑罚执行目的实现。社会力量的介入配合不能否定社区矫正执法的独立性和系统性,改变不了我国社区矫正是一项专门的刑罚执行工作属性。社区矫正刑罚执行不以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为前提条件,仍应以国家强制力为执法前提和保障后盾。

  当然专门机关的社区矫正执法离不开社会力量和其他国家部门、机构等的配合参与,但社会力量等参与社区矫正并不是执法主体,并不是其具有这种社区矫正执行职权,其参与社区矫正是一种义务,是其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如心理疏导、职业技能培训、社区安置服务等有利于配合执行机关做好社会适应性帮扶而被法律赋予的法定义务。社区矫正工作中专门执行机关和社会力量都介入,其实是分工的不同,职能分工中刑罚执行是主导性的,再社会化是辅助性的,再社会化是服务并受制约于刑罚执行目的的。专门的执行机关负责刑罚执行,行使执法权,社会力量负责社会适应帮扶,承担配合执行义务。如同法院的民事案件执行、公安机关的案件侦破等执法行为都需要广泛的社会组织和人员等社会力量协助参与完成,但其他参与者不是执行者,而是对执行者承担配合执行义务,这些专门法律工作都不会用“专门机关在社会力量的协助下开展工作”来表述一项专门的执法工作,造成法律概念的不严谨。

  依据法理,所有介入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参加者都受社区矫正法律规范调整,承担责任,履行义务,违法受责。如执行机关要承担依法行刑责任,社会力量应履行社会适应性帮扶义务,社区服刑人员必须接受服从矫正的义务,执行机关违反职责要担责,社会力量不履行配合义务要承担法律责任,服刑人员违反矫正义务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些都是社区矫正执法强制性的内在规定。如果社区矫正概念的执行方式规定为专门机关在社会力量的协助下执法,这种表述方式让系统性的执法行为失去了独立性,而协助也不是一种明确的强制性的法定义务,难以明晰执行机关与社会力量的职责义务,将难以追究执行机关不履行职责和社会力量拒不承担社会适应性帮扶义务的法律责任,又如何确保刑罚执行权威?这些显然与法律概念的强制性规定是相背的,也有悖于执法必严的法治精神。

  我国目前较权威的社区矫正概念存在上述法律概念要求的确定性和强制性规定方面的漏洞,说明仍需完善。当然,这一概念起源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开展试行之初, 2003年时社区矫正试行效果很难测定,作为社区矫正工作是属于社会工作还是执法工作从今后工作走向上很难把握,故在社区矫正工作试行之初作此定义是可以理解,但社区矫正工作试行十多年至今已明确其是一项有效预防犯罪的刑罚执行活动,理论研究仍没得到突破不能不说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探索研究的缺陷。

  二、理论界对社区矫正性质认识不同,制约了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建设发展

  由于社区矫正这一概念和学说来源于西方19世纪末近代学派的行刑社会化思想,注重对犯罪人的改造、完善而不是报复,其刑法的目的是将社会人格不完善、不能正常进行社会生活的犯罪人再社会化。受西方学说等影响,我国的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对社区矫正概念定义至今没形成统一的认识。综合我国理论界对社区矫正概念学说的各种不同认识,笔者认为分歧最大的主要可以概括为两方面的学说。一方面是观点倾向于西方学说的社会学方面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罪犯再社会化的活动,认为社区矫正是利用社区资源帮助罪犯重新树立人生观、价值观并重新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再社会化活动。一方面是观点倾向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实践的法学方面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改造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认为社区矫正是将罪犯置于社区改造矫正,以促进其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

  笔者认为,社会学研究社区矫正的目的着重于社区矫正对个人的重新塑造回归,法学研究社区矫正的目的着重于社区矫正对罪犯刑罚起到的预防犯罪效果。社会学和法学各自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对象、领域、方法来对社区矫正进行探索,进而对社区矫正的认识得出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都是正常的,各自很难说服对方或让其他不同理论学说认同自己对社区矫正的基本概念认识。

  社会学领域的社区矫正是侧重于社会力量对社区服刑罪犯的再社会化过程,工作主体是社团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强调的是对罪犯个体的人性化帮扶,更多地主张去刑罚化。从这方面看,社区矫正没有必要制定专门法律调整规范社区矫正工作。

  法学领域的社区矫正是侧重于刑罚执行,工作主体是专门的执法机关,强调对社区罪犯的矫正改造是一种利于实现刑罚目的的行刑方式,考量的是社区矫正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职能目的。从这一方面看,社区矫正必须制定专门法律调整规范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刑罚化和去刑罚化这两种互相对立的学说纷争直接导致了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在理论上难以统一。由此引导下的社区矫正执行的刑罚化与人性化帮扶是两种不种执行思路,两种不同的观点互相对立,影响着我国社区矫正专门法律的立法进程,导致社区矫正法律制度难以尽快规范建立。

  三、我国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应服务于社区矫正工作实践,明确界定刑罚性是社区矫正的本质属性

  笔者认为,在目前法学与社会学等学说不能就社区矫正概念形成共识之前,为不阻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进程,社区矫正概念可用两分法,即广义和狭义的定义,如同“法律”概念等可作广义与狭义的定义。法学本就是广义的社会学,因此两分法并不矛盾,并能终止目前社区矫正学说理论研究上的混乱。在社会学角度的定义是广义的社区矫正概念,在法学角度的定义是狭义的社区矫正概念。

  笔者认为,理论工作的根本任务是用来指导实践工作,并解决实践工作中产生的问题和困难的,不能解决实践工作问题的理论研究是无益的,给实践工作带来混乱的理论更是有害的。任何实际工作都有一定的工作目的,理论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实际工作最终目的的有效实现。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正式试行于2003年,是对此前缓刑、假释、管制等监外行刑方式的试点规范,目的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罚制度,更好地理顺我国刑罚执行体制,提高刑罚执行质量。《通知》明确指明试点社区矫正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这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我国社区矫正的工作使命,也明确了刑罚属性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本质属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用以指导实践工作,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要通过工作实践的表象揭示工作的本质,指导实践工作的正确开展。我国社区矫正理论研究探索也应当源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实践,并以指导完善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为己任。我国社区矫正试行十多年,司法实务部门已确认了社区矫正是一项刑事执法工作,但仍未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不能不说我国的社区矫正部分理论研究严重脱离了社区矫正工作实践,部分专家学者忽视社区矫正刑罚预防犯罪警示教育的根本目的,一味从西方学说的帮扶救助角度闭门造车地研究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用社区矫正的表面现象替代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本质,这些偏离的理论指导严重阻碍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使我国十多年社区矫正工作获得的实践成果难以转化为理论成果,无力推动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社区矫正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义刑罚制度的使命举步维艰。

  在国家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时不我待,要求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要有历史使命感,应抛弃闭门造车式的唯西方论的理论研究,回归理论服务实践的理论工作根本任务,尽快切实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出发,把服务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作为社区矫正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认真深入地开展社区矫正理论探索,从狭义的社区矫正概念入手,统一理论认识,明确界定社区矫正的本质属性是刑罚性,以社区矫正理论创新来带动我国社区矫正的制度创新,探索出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刑罚制度完善的理论体系。

  四、我国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方式,理论上应明确一般预防是社区矫正的基本工作目的

  我国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行为,所以社区矫正的根本工作目的是要体现刑罚的预防犯罪职能。刑罚预防犯罪的职能包含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笔者认为社区矫正预防犯罪的根本目的是以一般预防为主而非特殊预防,理由有二:一是社区矫正是最有效体现刑罚一般预防犯罪职能的执行方式,它通过罪犯在社区服刑产生有效的矫正改造示范效应,一方面警戒社会上可能进行犯罪的分子,另一方面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法制观念,提高其他社区成员的守法意识,促进社区整体的守法社会氛围,从而有效实现刑罚一般预防的教育指引功能。二是社区矫正预防罪犯重新犯罪的特殊预防职能远没监狱改造强大,刑罚如果要特殊预防应以监禁刑为主没必要考虑社区矫正,故特殊预防不是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主要工作目的。把一般预防这一根本目的作为我国社区矫正的最终工作目的,其实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制度的司法实践活动和刑罚制度改革的需要奠定的。首先,我国社区矫正的工作对象是罪犯,界定了我国社区矫正应属于刑罚执行工作,确立了社区矫正的工作目的与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都是实现刑罚职能,即预防犯罪;其次,社区矫正的工作方式,是非关押式的开放性的社区矫治改造方式刑罚,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职能。笔者认为,非监禁刑与监禁刑都是刑罚,目的都要实现刑罚职能,预防犯罪,但两者实现刑罚目的的侧重点不同,监禁刑重在特殊预防,非监禁刑重点在于一般预防,作为行刑方式两者之间应是相互能够转换的,不适宜社区矫正的(即不利于一般预防的)应转为监禁矫正,监禁刑执行一段时间后适宜社区矫正的(不必特殊预防,可一般预防的)可转化为社区矫正。社区矫正作为我国非监禁刑罚制度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刑罚制度日趋成熟规范。区别于监禁式的矫治改造,社区矫正是要通过服刑罪犯的个体社区矫治对周围形成更有效的一般预防的社会效果,教育感化更多的人自觉地守法,以维护法律保护的正常社会关系,实现刑罚教育引导的基本职能,如果社区矫正个体矫治给社会造成的是不利的社会引导效应,产生违法成本低,形成更多的违法效仿的社会负效应,则这个个体的社区矫正法理上应是被终止去接受监禁矫治的。

  社区矫正有矫正社区服刑罪犯回归社会的功能,也有刑罚预防犯罪的教育指引功能,相比前一功能,后一功能即刑罚的一般预防职能是社区矫正的本质功能也是根本工作目的,矫正社区服刑罪犯只是其一般工作目的,一般工作目的应从属于根本工作目的,是为服务于根本工作目的而存在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矫正的工作目的是矫治社区罪犯,包括对其再社会化的帮扶适应等工作手段都是服务于社区矫正的刑罚本质,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重点是一般预防。笔者认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这与西方社区矫正目的是为了助罪犯再社会化是根本不同的,这是我们建设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的内在必然需求。理论工作者如果不能准确把握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目的与西方社会社区矫正工作目的根本区别,照搬西方学说观点研究我国社区矫正将把我们的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引上歧路,给我们的社区矫正实践活动造成巨大的被动,形成曲折式发展。因此,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理论和实践界两方面都必须厘清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本质工作目的是预防犯罪,才能保证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不会走偏差,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的日趋完善和健全发展。

  五、建议社区矫正理论创新,规范界定我国社区矫正概念,为社区矫正立法奠定理论基础

  我国的社区矫正是刑罚活动,作为一种执法方式必须依法进行,应以法律形式保障社区矫正执法行为的严格规范。

  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确实具有帮扶救助和刑罚矫治两大属性,但刑罚矫治才是社区矫正的本质属性,严格来说帮扶救助是手段,刑罚矫治才是目的,对社区服刑罪犯的社会适应性帮扶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让其悔过自新防止其再犯罪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根本目的。从我国社区矫正的司法实践来看,我们应侧重于法学领域的社区矫正理论研究,立法宜从法学角度,即狭义的社区矫正概念入手。笔者认为法学角度,即狭义的社区矫正概念可表述为:

  社区矫正是国家为有效实现刑罚一般预防目的而设立的与监禁矫正相对应互为补充的行刑方式,是专门的国家机关对社区服刑罪犯以矫治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根据教育矫正的需要指导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对社区服刑罪犯予以必要的社会适应性帮扶,以促进其刑满后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这一概念表述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为一种执法活动这一基本属性出发,从理论指导并服务实际工作的理论工作原理入手,具有如下内涵:1、社区矫正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刑罚一般预防职能,这使他与监禁刑区别开来,成为社区矫正刑罚方式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可以说这是我国社区矫正的生命线,如果失去这一根本目的,社区矫正作为一项执法工作在我国没有存在的必要。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适用不得对社区产生不利影响,不得增加社区负能量也成为我国社区矫正实务中的首选考量,其次才是社区服刑罪犯的再犯罪预防考虑,社区罪犯对社区形成不安定影响等负面因素时将会被收监执行等,这些都是实践活动对这一理论概念规定工作目的的有力支撑。2、社区矫正是一种行刑方式,不同于一般的执法工作,是司法领域的刑事执法活动,性质属于刑罚执行工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实现我国刑罚工作的目的,必须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规范,确保刑罚执行的严肃性;3、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是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社区矫正执法工作中行使两大职责,一方面是矫正改造罪犯,另一方面是指导社会力量对罪犯予以必要的社会适应性帮扶,避开了执法主体不明,职责不清的法律问题,这符合现代法治的法治统一,权责一致的原则;4、社区矫正的内容是矫正改造罪犯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使其刑满后顺利回归社会。这重点凸显了社区矫正的刑罚职责。5、社区矫正的服刑场所主要是社区,(但不应排除部分罪犯发生轻微违法尚未够收监服刑条件而又需被约束在特定的社区服刑场所进行的短暂强制教育矫正,这种情况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有必要设定临时性的收押教育场所。)社会力量介入对社区服刑罪犯的社会适应性帮扶是一种法律义务,受执行机关的指导和约束,应服务于执行机关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如果这种帮扶不利于引导教育其他社会不稳定分子的守法,形成犯罪成本过低的价值取向等负面影响,不利于实现刑罚的一般特殊预防目的,则执行机关有权纠正。(如今部分理论界甚至部分司法界人士中对现在刑罚执行一味强调人性化执行,重视对罪犯的帮扶关怀,严重弱化了刑罚的惩戒教化职能,出现了部分罪犯监狱刑满释放后不久又重新故意犯罪重入监狱的反社会现象,刑罚预防犯罪的职能被本末倒置,值得对部分理论界一味的人性轻刑化理念造成的负面影响引起高层重视和有责任感的理论界学者深思)6、社区矫正改造与监狱服刑改造是互动的,社区矫正的刑罚对象是适合一般预防的罪犯,对社区服刑改造不利于促进社区一般预防而需要重点特殊预防的应当依法转化为监狱服刑,对监狱服刑改造较好,可以社区服刑促进社区一般预防的可依法转化为社区服刑。两种刑罚手段依法有机互动这样能更好地实现我国刑罚预防犯罪的根本目的,促进我国刑罚体制的完善和法制化。

  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是打击犯罪、惩治罪犯、预防犯罪,刑罚执行作为刑事法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刑罚的根本任务,区别于侦察、公诉、审判,刑罚侧重于惩治罪犯、预防犯罪,其中矫治是手段,预防是目的。即刑罚的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方式,预防犯罪同样是其根本目的,离开社区矫正预防犯罪的本质属性来研究社区矫正就是本末倒置了。因此,我们应从社区矫正的刑罚本意来研究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奠定正确坚实的理论基础,赋予社区矫正执法机关必要的执法权限和手段,促进我国社区矫正法制的完善和不断发展。

  笔者建议,我国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应从社区矫正工作作为刑罚执行活动的实际出发,从法学角度狭义地对社区矫正概念进行定义,统一认识,应明确刑罚是我国社区矫正的本质属性,厘清社区矫正的本质工作目的是实现刑罚预防犯罪,主要为一般预防。为社区矫正制度设计奠定正确的理论基础。为我国社区矫正立法扫清理论障碍,促进我国社区矫正执法工作的规范化发展。

   笔者人微言轻,作为一名一线基层社区矫正工作者,希望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能尽快完善规范,确保社区矫正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罚制度的根本试点任务有效推进完成,祈盼此文能起抛砖引玉的微薄功能,让更多法学大家能对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理论作出积极探索研究,促进社区矫正专门法的尽快出台,以指导我国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工作依法依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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