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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少年社区矫正”的独立话语权 ——以整合现有资源角度为出发点

发布时间:2017-06-21 17:31:19     访问量:471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 作者:苏明月 金日鑫 


摘要:在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与行刑社会化理念不断被强调的现如今,相关改革虽不得一蹴而就,但充分利用现有司法资源及社会资源,以刑事执行领域中的“少年社区矫正制度”为切入点来探讨相关制度的构建不失为改革进程中一条更为适宜的进路。本文从整合现有资源的角度出发来讨论少年社区矫正制度,指出问题所在并提出若干合理构想,试为相关制度的完善建言。


关键词:少年社区矫正;资源整合;少年司法;社会支持


在刑事法体系之下,有关犯罪抑或刑罚问题,多数人使用“未成年”或“青少年”一词,刑事执行领域中的社区矫正亦是如此,多数文章采“未成年”一词。本文采“少年”一词,是遵循“建立独立少年司法制度”这一进路下的选择。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的法制发展过程中,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一直在争取自身话语权,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科学、完整的制度体系,从而改变依附成人刑事法体系的局面。而这一制度是一个从实体到程序再到执行的有机整体,我国在少年司法组织建设与程序建设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比较之下,实体法的进步却并不那么明显。社区矫正被认为是目前较为有效的针对少年进行的社会内处遇活动,是少年刑事执行讨论的范畴。沿着“独立少年司法制度”的进路,有针对性地对少年社区矫正制度进行特别规范是制度构建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一、少年社区矫正

  少年司法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均可谓新生事物,目前仍然处在制度构建和摸索的过程中。在社区矫正制度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少年社区矫正的问题与工作一直是在整个社区矫正制度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和操作的“,独立”和“特殊”的理念并未得到重视。虽然说这是尊重实际情况,立足于我国立法、司法的现实选择,但仍然可以说这是一定程度上的倒退。在讨论刑事执行的问题时,少年群体又一次沦为了成人刑事司法体系的附属品。

  少年司法制度讲求一体化的构建,为解决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和社会复归问题提供有序、完整的整体;社区矫正制度是一项通过社会化的处遇方式实现服刑人员顺利复归社会的刑罚执行制度,在谋求惩罚性和福利性两相协调方面,其具备更佳的矫正效果。在讨论独立的少年社区矫正问题时,二者的结合点即在于资源整合。以日本少年法制度和犯罪者处遇制度为例就可以发现,在少年司法制度方面,一体化的进路为少年提供了一个完整且区别于成人刑事司法的独立范畴,而在犯罪者处遇方面也是在司法-社会两方面的支持体系下进行运作的。“充分整合资源”正体现在了特殊类型犯罪者处遇即本文讨论的犯罪/非行少年的保护处分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新生事物,我国既要重视挖掘本国资源尊重本国实际,同时也要对先进法制国家的制度予以研究和借鉴。


 二、观念的确立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任何制度的确立或者改进,都需要一定思想观念的支持。

1.特殊性

不仅局限于少年刑事执行或本文讨论的少年社区矫正的范畴,在整个少年刑事司法的讨论中,较之于成年人的少年之特殊性是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如果缺乏这种观念指导,或者少年特殊性观念并不明确,那么在模糊观念支撑下的一切行动都会陷入僵死。在努力构建我国独立少年司法制度的过程中,无不强调,在成熟的法制国家中,少年绝不是成年人的附属品。不是说仅仅依照成人略有宽缓就体现了我们对少年的关注和尊重。单纯在规范层面比照成人刑事法体系采取相对轻缓的刑罚原则和司法操作,并不能发挥多少实质性的作用。我们虽然不否认这种表面可观察到的优待,但在少年群体种种特性的影响下,这种优待也将被抹杀而流于形式。围绕少年犯罪(做广义理解)、少年司法一切问题的讨论,唯有赋予其一片独立的领地,才能更好地反省制度的现实处境和今后的应有去向。

2.须保护性

现代少年刑法的最大特性就在于对少年社会危害行为的处置超越刑罚,也超越保安处分,而以体现保护处遇理念的保护处分为核心[1]。立足于现代少年刑法理念,少年社区矫正应当遵循保护主义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这也符合此种非监禁刑落实到少年群体所追求的教育、保护功能。观察少年司法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度,社区处遇或相类似的社会内处遇方式属于保护性处分措施的一种。因此,少年社区矫正就是一种保护处分制度,由此,对少年“须保护性”观念的强调是很有必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保护性”观念的强调在目前的刑事法体系下确有难度,关于社区矫正的性质,通说观点更加赞成其刑罚执行性质,也有学者强调绝不能丢弃其惩罚性,因而在惩罚和保护两相权衡且尚未找到平衡点的制度背景下,保护观念想要获得更大的赞同仍需时日。

3.“前瞻后顾”

在少年处遇方面,更加社会化的方法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在中国的现实制度中,只有进入“犯罪圈”领域的少年才会被放到社区矫正的范围内讨论。连续性中的“前瞻”是指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下,将关注对象适当向前延伸,将一些被排除在犯罪圈外的少年纳入管理范围内。而“后顾”是指在一些“处理合格”的少年重新复归社会的初期,要进行适当的跟踪反馈。矫正工作是一项长期漫长的任务,这一项针对“人”的工作永远存在变数。一方面,少年在尚未完全社会化的过程中,其生理和心理变动较为频繁,甚至,对一些越轨少年可以用“矛盾与冲突”来描述:社会经验不足而独立意识较强、自我控制能力较弱而易发生行为冲动、认识能力较弱而逆反心理较强。尤其在经历了司法过程的谴责,并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刑罚处遇后,负面的影响因素会被进一步放大。另一方面,尤其是在中国当下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下,少年想要真正合格地进入社会,是需要慢慢淡出自己曾经所处的“矫正系统”的。普通社会人对于少年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负面评价是回避不了的现实。扩大少年社区矫正的干预范围确有必要,但如何对其范围进行界定、采取怎样的方式、干预程度的强弱、干预后的正负面效果评价等问题仍需要考虑。


三、资源整合建议

  有学者提出,少年司法制度构建应当选择相对理性的道路,利用适宜的方法对目前的体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突破。我国并无独立适用于少年犯罪、违法等行为的少年法规范,成人刑事法体系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可以进行一种尝试,即尊重成人刑事法典的主导作用,在此前提之下提出“少年刑法”的命题。其实少年社区矫正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社区矫正讨论热”的状况下,有关少年社区矫正的问题均被置于整个社区矫正制度框架之下。而在谋求社区矫正规范化的道路上,应当在制度设计时独立出一部分空间给“少年社区矫正”,而不能像目前状况一般:缺少规范层面的对于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强调和支持。当然,只顾仰叹改革之步履艰难是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的,应从点滴处出发,在尊重现实立场的情况之下充分整合现有的资源,再进一步为少年社区矫正争取独立的话语权。循着这个思路,本文拟对目前可为利用的资源进行梳理并提出整合建议。

1.扩大对象范围—整合诉讼程序资源

前文提到,应当将少年社区矫正的范围适当扩大,把一些被排除在“犯罪圈”之外的问题行为少年同样纳入社区矫正范围内。讲“问题行为少年”,并非是为他们贴上标签,而是以适当的干预帮助其能够逐渐向正常轨道靠拢,防止由越轨行为演变为违法犯罪行为。将范围扩大至进入刑事体系前的免予起诉、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象群体,甚至可以包括并未触犯刑法的一些具有轻微违法行为和有犯罪倾向的问题少年群体;而脱离刑事体系之后的一些解除矫正的未成年群体也应当纳入这一范围,在过渡期间进行一定的跟踪和关护,缓冲正式复归社会的阶段[2]。范围的扩大有助于帮教一体化的建立,节约刑事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北京、上海等社区矫正试点中针对部分对象采取了暂缓起诉、暂缓判决的尝试,在确保不影响刑事审判的前提下,对部分犯罪嫌疑人进行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而这一部分对象均纳入接受社区矫正的范围内。需要注意,这种尝试扩大对象范围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对其合法性、合理性有待斟酌,且需要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范围倘若不适宜地肆意扩大,会存在侵犯人权(尤其是人身自由)的危险,这就如同对保安处分问题进行批评一般。对于少年群体更是如此,负面因素更容易对相对脆弱的少年群体带来影响,以保护名义过度干涉有违制度初衷。

少年司法制度构建过程中,我国在程序建设方面的进步值得关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编,其中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都与社区矫正制度存在联系。将其与社区矫正相衔接,可以充分发挥该程序设计与社区矫正工作二者的作用。

第一,关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助于少年群体在人格矫正、社会复归方面矫正工作的落实,也在家庭完整性及社会安全性的维护方面起着正面、积极的作用[3]。可以看出,通过确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进入刑事程序这一环节之后又有一部分少年被排除在刑事法体系之外,以避免其被贴上犯罪标签。虽然脱离了刑事系统管辖,但这些犯罪嫌疑人确实实施了一些“问题行为”,有着偏离正常轨道的危险。而此处,检察机关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时的审查起诉材料、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做出前公安机关所掌握的相关材料,以及在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时所参考的被害人意见等材料就是很重要的背景资料,均能够成为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制定矫正方案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工作人员也不必从头搜集相关资料、做背景调查,甚至,公安及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所掌握的其他信息也可以提供给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或者站在办案人员角度提出矫正建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少年群体刚刚进入刑事程序环节处便开始介入,同检察机关配合进行相关调查、提出建议,不仅充实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应用,也能够提高后续的矫正工作效益。

第二,关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轻微犯罪的少年被判以社区矫正的概率比较大,而社区矫正工作就包含了对于少年犯罪原因等具体情况的了解以及矫治,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利用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作为进行矫正工作的参考资料。但这一做法需要谨慎对待。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弱化对于未成年犯“标签作用”的负面影响。而条文中的但书规定其实是对未成年人权保护和社会秩序维护两者进行的一种平衡。应当注意,这是立法中的例外性规定,因而不能对法条中“办案需要”进行肆意的宽泛理解,这将导致制度的初衷被扭曲。对办案需要应当进行狭义且严格的解释,操作中更需要进行详尽的提请说明,只有在无其他可选择手段的情况下,为了侦查犯罪案件需要,才可利用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4]。若按此论,则上文提到的方法便有违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初衷之嫌。本文不对此展开讨论,只是想说明,“犯罪记录”确为可利用的资料资源之一,至于能否操作,如何操作,还需探讨。

此处,试提出一个观点即是否可以借鉴日本少年法的概念及做法。其实,在少年法一体化的思路下,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延伸是毋庸置疑的。日本少年法就将有非行行为的少年作为保护的对象,但并不是所有有非行的少年都成为保护的对象。少年成为保护对象的要件是少年既有非行行为也要有需保护性。保护对象有三类:首先是犯罪少年,即触犯了刑法法令具有违法性、有责性的少年。第二类是违法少年,虽然实施了触犯刑法法令的行为,但由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定,形式上不具备刑事责任。第三类是虞犯少年,指虽不存在犯罪或触发行为,但根据预测,判断其将来具有犯罪或触犯刑法法令的危险,需要国家予以适当干预和保护的群体[5]。落实到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划定也是根据其越轨行为和可矫正性的评估来进行,但接受矫正的对象绝不仅仅限于犯罪少年中的一部分被判处社区矫正的人,而是将因刑事责任年龄被排除在犯罪圈外的少年和需要国家适当予以干预的少年都划定在此范围内。社区矫正仍然是刑罚的一种,也具备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在少年社区矫正的范畴下,适当扩大矫正对象是有必要的。诚然,对矫正的范围进行扩大会突破目前的法律框架。但是,如果将制度设计的着眼点落在预防、减少犯罪,实现未成年人顺利复归社会这一社区行刑目的上,则这种范围的扩大就是合理的且是必要的。应当建立范围扩大化的违法-犯罪行为一体化的未成年矫正体系[6]。防微杜渐,在一些越轨行为尚未恶化至犯罪时进行程度适当的干预和矫正,可以避免一些少年刑事案件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扩大调整对象范围,一些关于国家干预过度或者刑罚权扩张的争议并非是不合理的质疑,要注意关于标签效应等负面影响的发生,更要明确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界限所在。扩大矫正对象范围的做法是可以推行的,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便是,如何划定对象范围,其标准是什么,划定标准的依据是否科学。

2.评估量表—利用审前调查的资源

进入矫正系统之后,根据分类化的处遇原则,首先要对少年进行适当分类,以进一步确定其适合哪些矫正项目。对少年矫正人员进行评估,要符合实证测量,逐步科学化的要求,这也是循证矫正原则的体现。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当针对不同的服刑人员进行综合评估与调查,制定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矫正方案,在科学落实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及时的效果反馈并加以调整。有关未成年人,规定了应当根据特殊情况,进行更加利于未成年身心健康发展的矫正措施。但实际上,在我国目前矫正措施缺乏个性化的大背景之下,几乎不存在针对未成年人的具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

以北京市为例,矫正工作人员根据未成年服刑人员填写的“社区服刑人员综合状态评估指标体系表”进行评估计算,综合确定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管理等级[7]。而“评估表”中的许多评价指标(例如文化程度、初次犯罪年龄、生存技能、月收入等选项和指标,基本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并没有对少年群体所处的特殊年龄阶段,目前身心状况和生活背景进行科学、合理的考虑与衡量。对评估量表的机械适用无法正确评估未成年人的个人状态,这将导致矫正措施缺乏相应的科学性,更谈不上对未成年人采用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8]。

对于这一问题,其实完全可以利用现有资源—参考法院审前调查的做法。在收集审前调查的一切背景材料后,就可以进行初步分类,进而为少年制定针对性的“个别处遇方案”。《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了公检法及监狱机关可以委托司法行政机关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人员进行调查评估。受委托机关在对对象进行全面调查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评估意见,制作相应的《调查评估意见书》(《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四条)。这一调查评估制度为少年社区矫正的综合评估提供了一个参考。应当对所有的未成年被告人均适用审前评估制度,在少年进入了矫正阶段后,前序的材料自然随少年矫正人员进入矫正机构,不必重新对少年进行背景调查和评估,而可以按照之前的评估调查为少年矫正人员进行初步分类。

有关评估量表的适用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对成年人的评估侧重于人身危险性和社区影响,而对少年则应侧重于生活环境、犯罪成因分析和矫正难度的评估。这一点上是有差别的。如果单纯适用同样的评估表,在衡量少年矫正人员上只会收效甚微。第二、理性对待科学量表的作用。目前在矫正工作当中出现一种盲目追求科学化、数字化体系的倾向。将原来的注重定性矫正的工作进行推翻,过分地强调定量研究。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再科学的计划或者量表、评估等都只不过是一个参考。首先以这些科学元素为参考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其次在操作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审视和修正。方案的设计绝不是死板固定的,动态地把握矫正对象的情况适时地进行调整,这才是最重要的。

3.教育缺位—整合工读学校资源

在综合治理理念的影响下,目前对于少年犯罪问题正在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为主线的三位一体的帮教防治体系。但这种制度设计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并且职能分工和责任、保障机制均不明确,因此三条主线中的任何一个因子出现问题或者空缺,将直接导致防治体系无法发挥应有效用,也就丧失了其自身价值[9]。深入挖掘三方各自资源及相互间的配合协调,是构建成熟合理的少年犯罪矫治体系所必须考虑的。鉴于此,接下来讨论的一个问题便是,学校一方并没有在这个三位一体的体系内充分发挥作用,甚至可以说,在少年社区矫正领域内学校教育出现了严重的缺位。

少年在进入刑事法体系管辖范围或者少年法体系管辖范围之后,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便是“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包括:第一,部分受到刑事判决进入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被原就读学校勒令退学,难以找到愿意接收其重新入学的学校。必须承认,在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中,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是尤为重要的,而实际情况却是矫正工作人员没有能力帮助未成年人摆脱“复学难”这一困境。第二,对于部分复学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没有同校方建立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复学的学校师生并不知道未成年人接受刑事处罚进入了社区矫正阶段),因而不能及时掌握此部分未成年人的情况,缺乏信息掌控和跟踪,这也导致了后续的社区矫正工作难以实质性展开。从社会支持网的研究角度出发,学校处于中观层面上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中,需要相应程度地给予矫正对象以支持和帮助。若在学校处出现了空缺或漏洞,那么这种社会支持网络便是不严密的,进而也影响到了与其他各支持网络的衔接。

将学校纳入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网范围内是不容置疑的。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工读学校接受13~17周岁以内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工读学校是介于少管所和普通学校的中间地带。但根据现有法律,因犯罪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而接受社区矫正的少年,并非工读学校的接收对象。工读学校被一些家长或社会所质疑,认为其教育效果不好,提供了不好的“恶习氛围”,还有被“标签化”的害处。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工读学校这一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除了基本的学校教育课程外,接受社区矫正的少年仍然需要其他的教育或者矫正项目予以配合。在现有社区矫正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工读学校的财力、物力、人力等各方面的资源都是可以进行重新整合的。对此加以利用,第一可以对目前少年社区矫正中“学校缺位”的现象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弥补,第二也是重整工读学校定位与职能的机会。很多学者提出“因材施教”应该是工读学校最重要的教学原则。其实和社区矫正理念中的个别处遇理念相比较,诸如“因材施教”或在具体操作上对工读学校学生进行培养和矫治等理念都是和社区矫正这一社会内处遇的宗旨一致的,工读学校是少年社区矫正制度可以利用的一大优势资源。

但现实中的问题和改革之难度也有必要提及。首先,国内社区矫正制度尚未规范化、制度化,“少年社区矫正”争取独立话语权尚需要漫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将工读学校纳入社区矫正制度范畴,缺乏相应的规范保障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其次,工读学校本身的困难和存废之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工读学校就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质疑。因为早期工读学校的强制性招生加上招生对象的特殊性,导致在“三自愿原则”(家长、学生和原校方三方同意)实行以后,工读学校生源锐减甚至没有学生入学。并且也有社会和媒体谴责工读学校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坏孩子”、“问题少年”等黑标签的副作用,侵犯少年合法权益等。关于其存废,本文认为大部分学者还是理性加以评价的。很多学者指出工读学校作为有中国特色、成效显著的少年矫正模式,应当坚持、完善和发展[10]。应当对其进行修正加以利用,而非一味废弃。

4.司法建议制度的引入

司法建议是指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时,对与案件有关但不属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一些问题,向有关单位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其目的在于使有关单位完善制度,消除不利因素,以预防纠纷和犯罪,并要求回复的一种裁判辅助方式[11]。司法建议其实是人民法院为落实好审判执行工作的一项审判职能的延伸。社区矫正正是目前刑事执行领域努力构建并逐步完善的制度之一,将司法建议制度引入少年社区矫正,可以发挥司法建议制度在“审判衔接执行”方面的作用,同时也为少年社区矫正添加了新资源。恰当的刑事判决是少年社区矫正工作顺利进行的一大前提。判决后的司法建议则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刑事判决的执行。

有关司法建议制度引入少年社区矫正的价值所在:第一,法院在判决宣告后,将判处非监禁刑人员的相关法律文书抄送至司法行政机关,但实际上文书内容主要包括对犯罪事实和证据的认定、被判处刑罚等内容,并不包括对未成年个人情况的调查、评估,更不会反映法院对未成年犯的矫正工作建议。而作为审判机关,法院适当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正工作提出相应的建议,无疑有助于后续矫正工作的开展。第二,法院在提出囊括矫正建议的司法建议书后,要求矫正机关进行工作及信息反馈,有利于法院跟踪未成年人的矫正情况,从而形成司法审判和社区矫正的有机衔接。第三,节约司法资源。法院掌握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及一些生活背景,并了解少年在进入刑事审判系统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将这些有效的信息传达给司法行政机关,避免矫正机关进行重复的调查工作,可以提高矫正工作的效率。


四、结语

其实除了文章所提及的内容之外,仍有许多观念需要强调,现实中的许多资源也需要继续被充分利用起来。比如公检法司四方的协调配合,国家亲权主义在矫正工作中的影响作用等。少年群体在逐步踏入社会或者说重新复归社会的过程中更加需要对自身存在感的获得和来自社会的肯定。在少年犯罪日益严重且恶化的媒体话语背景下,“问题少年”、“失足少年”的影像被过分扩大化,社会公众仍然不能理性、包容地对待这一群体。而往往一些少年就是在缺乏正确的社会角色定位状态下逐渐远离规范的轨道的(即研究者经常提及的“越轨”)。在思考如何有效进行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时,除了考虑外界能够给予少年群体哪些帮助之外,更需要关注少年服刑人员自身的特点,重视挖掘少年群体的“需求结构”。矫正过程中,除了工作人员的主导和带动,也需要加强少年服刑人员自身的能动性和参与感,建立一种有互动、有参与的矫正模式,在服刑人员的行为中得到效果反馈,评估矫正效果。服刑对象本身也是资源整合的一部分。针对少年群体,防止社会的排斥(socialexclusion),强调其与社会的一体性(socialinclusion),这种重要性体现得更为明显。按照社会学的理解,社区矫正的本质就在于整合现有资源,充分发挥其效用。法律是激励机制,落实在刑罚就是利用最小的司法资源实现最大的效果。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处遇方法,同样要充分利用好各方资源,各尽其用。尤其少年社区矫正的部分,在没有统一的少年法支撑之下,一些工作出现了重复,一些工作出现了盲点,不仅浪费了资源,更影响矫正效果。

“今后刑事法改正之途径,均可于少年法之检讨,见其端倪”[12]。建立专门性的少年矫正机构来开展对违法犯罪少年的矫正工作,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13]。社区矫正才起步十年左右,少年司法也尚未争取到独立地位。我们有很多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案可以借鉴,但不免要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这也是一切改革的困惑之处。或许,我们可以提供的不仅仅是理论支持,更可以为找到改革难点提供方向,越来越接近那个阻挡进步的地方,发现问题所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课题名称“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与推进—以少年矫正司法化为中心视角”(12YJC820089);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社区矫正组织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研究同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SKZZY2014062)]


苏明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金日鑫: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杨守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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