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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构与立法问题

发布时间:2017-09-13 11:06:24     访问量:199

[要点]在我国推进社区矫正过程中,虽然各地探索了很多模式,包括执法模式、监控模式、教育矫正模式、心理矫治模式、社会工作模式、帮扶模式、劳动模式、危险管理模式、激励管理模式等,这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社区矫正的基础,但是,我们看到,但是由于缺乏宏观理论的指导,每一种模式都有较大的问题,如将西方国家已经淘汰的模式当成最新成果。为降低社区矫正探索的盲目性,我国需要对社区矫正发展模式进行宏观设计,并通过试错,逐步将经过实践检验,符合国情的制度以法律的名义固定下来。反对将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设想法律化,反对社区矫正的乌托邦立法。


推进社区矫正是我国进入21世纪后刑事司法领域最重要的动态之一。如何推进社区矫正?大胆探索是社区矫正推进的应有内涵。但是,推进社区矫正,仅有“大胆探索,摸着石头过河”还不够,更需要理性的顶层设计。特别是在当前。随着社区矫正在全国的全面推开,社区矫正的微观性的制度、具体的措施急需探索。社区矫正的顶层设计可以降低社区矫正探索的盲目性。本课题在我国社区矫正探索10年基础上,借鉴国外成熟的社区矫正制度,对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发展进行了设计。

一、我国社区矫正的探索及出现的主要问题

自2009年后随着社区矫正在全国范围内的试点,我国社区矫正迅速发展,各省、市、自治区开始了各自的探索,形成很多内容或者形式不同的探索。为指导各地社区矫正的发展,并规范各地的社区矫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2年1月10日出台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然而,由于《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自身的缺憾,各地所拥有的资源,包括经济、文化、人力等的差别,导致各地在执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时所抓重点不同,于是,形成不同的地方模式。

各地的探索在社区矫正发展中的意义是:一方面启动了社区矫正在地方的发展,另一方面,展现了社区矫正发展的不同风采,让我们了解了社区矫正发展的不同的可能取向及前景,让我们看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所建构的社区矫正制度的成功之处,看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所建构的社区矫正制度的不足之点,为完善与改进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各地的探索中,虽然有的探索内容体现现代社区矫正的精神,但是,有的探索则在重复国外60年代的实践,甚至有的在重复国外二战前的实践。当代中国的社区矫正从观念到建议,从制度到探索,不仅有国际社区矫正领域最新的思想与主张的声音,也有国际社会百年前思想与制度的影子,一时现代与历史交汇,当下与过去共存,形成了不同模式。

我国社区矫正探索的模式可以归纳为下列类别:执法模式、监控模式、教育矫正模式、心理矫治模式、社会工作模式、帮扶模式、劳动模式、危险管理模式、激励管理模式。

二、我国社区矫正需要进行制度建构

推进社区矫正是我国进入21世纪后刑事司法领域最重要的动态之一。虽然社区矫正在我国是新生事物,但是,从国际社会看,社区矫正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史。在这样情势下,我国的社区矫正发展需要借鉴国外社区矫正制度。

第一,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应当在借鉴国外社区矫正工作经验、制度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展,而不宜闭门造车,无视国外的经验与制度,封闭性地探索我国的社区矫正道路。

第二,借鉴国外的社区矫正经验、制度的前提是研究国外的社区矫正经验、制度与理论。研究国外社区矫正经验、理论与实践的目的是结合我国社区矫正工作需要、障碍、问题,对我国的社区矫正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并进行我国的社区矫正理论建构。对我国的社区矫正进行指导的根据是我国的社区矫正理论。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发展是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对社区矫正的研究应当反映社区矫正发展的这种需要,因而,社区矫正的理论的主体是围绕我国社区矫正开展进行的“顶端设计”,即制度建构。

第三,关于我国社区矫正的制度建构是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宏观设计。这个设计的功能是对我国社区矫正的未来进行一个框架性的描述,以指导社区矫正的推进。其不仅体现了人们的愿望,更体现了人的理性,是社区矫正知识的演绎,反映着社区矫正发展的规律。其与微观设计功能不同,价值不同。微观设计解决具体问题。一般说,微观设计需要在宏观设计的结构下发挥作用。在社区矫正发展中宏观设计具有优先性。

第四,因为我国的社区矫正发展是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对社区矫正发展进行宏观设计,进行理论上的制度建构,在社区矫正中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社区矫正推进中居于优先地位。在社区矫正发展的三大组成部分中,即社区矫正制度建构、社区矫正实践与社区矫正立法,社区矫正制度建构在前,其次是社区矫正实践,最后是社区矫正立法。

第五,围绕我国社区矫正开展的制度建构体现的是人的建构理性。建构的基础是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国情,建构的方向是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目标与价值需要,建构的材料是社区矫正中外共性的理论、中外共性的制度、中外社区矫正发展中共同性问题、国外社区矫正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

第六,发挥人的建构理性,并非否定实践理性;对我国社区矫正进行制度建构,并非纸上谈兵。相反,建构理性的发挥必须与实践理性结合,在实践理性基础上进行设计;对我国社区矫正进行顶端设计,需要紧密结合我国的社区矫正的探索实践,并随着社区矫正实践不断作修正与进行新的建构。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说的“建构”不仅是制度建构,而且更是理论建构。社区矫正制度的建构首先是理论建构,然后才是制度的建构。没有理论的建构,便没有制度的建构,但是,理论的建构最终要表现在制度层面,所以,社区矫正的理论建构与制度建构是统一的。    

关于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为何需要建构?第一,中国的社区矫正亟需理论指导;第二,中国的社区矫正需要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

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构逻辑

社区矫正制度是社区矫正的规范体系,是社区矫正发展的框架。社区矫正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社区矫正制度的成熟。社区矫正制度的成熟表明社区矫正基本进入稳定的发展轨道。

如何发展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由于中国的社区矫正是后发型的社区矫正发展类型,在后发社区矫正国家前面,很多国家就社区矫正已经进行了探索,已经积累了经验,后发社区矫正国家不宜无视先发国家的探索,而应当将先发国家的探索与经验利用起来,应当将先发国家进行的理论探索与研究成果利用起来,于是,社区矫正的后发国家所走的道路便是理论建构与实践摸索相结合的道路,理论建构突出。社区矫正的理论建构的“材料”有:关于中国的国情知识,如社区矫正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中国的法律制度、文化基础等;与社区矫正相关的知识,如刑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监狱学等;关于境外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探索的知识;关于社区矫正发展历史的知识,等等。社区矫正的理论建构的方法主要是抽象思维。 

在社区矫正后发国家中,社区矫正的理论建构非常重要。理论建构不仅能够实现后发国家的政策意图,实现后发国家的社会发展意图,而且能够利用社区矫正先发国家的理论与智慧,较快、较经济地推进社区矫正的发展,避免走弯路。

然而,在社区矫正后发国家中,虽然社区矫正的理论建构非常重要,但是,理论建构不能替代实践摸索,理论建构不能替代制度的社会契合,理论建构所有部分,无论宏观架构,还是微观要素,都需要在实践中观察,在实践中判断,在实践中修正。理论建构不仅需要在实践中检验,而且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与修正。我们反对将社区矫正的理论建构直接法制化,将社区矫正的理论建构规定为法律。一方面,任何理论建构都有局限性,所建构的内容,无论框架,还是具体构建要件,难免不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任何理论建构必须依赖实践,必须融入社会,理论建构不融入社会,不能转变为制度的实践形态,不能为人感受,同时不能实现对理论建构的检验。而社区矫正的实践不仅需要广度,而且需要深度。这里要特别说的是,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实践,不仅缺乏深度,甚至缺乏广度。虽然,社区矫正在我国已推行了10年有余,但是,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度仍然很低。刘用全等新近在福州永泰县调查,发现仍有72.3%的被调查者不接受社区矫正,有65.8%的被调查者不支持社区矫正。调查甚至发现,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社区矫正。  而郑永君等在湖北的调查也发现,仅有15.6%的被调查者知道社区矫正,而高达84.4%的被调查者不知道社区矫正。福建、湖北在我国还是两个社区矫正推行比较好的省,社区矫正推行差的省、区的公众支持情况恐怕更不乐观。

如果将建构的社区矫正理论称为理论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那么,探索的社区矫正就是实践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理论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与实践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是一种互构关系:社区矫正的实践源于社区矫正理论的指导,随着社区矫正制度理论形态的发展,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形态不断深入。理论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经过实践检验,会不断修正,从而使理论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适应国情,建立在国情基础上,促进实践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所以,实践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形成是一个与国情融合的过程,是一个社区矫正中国化的过程。

不仅如此,随着实践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不断沉淀,理论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便不断稳定、成型;随着实践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不断沉淀,规章、法规、法律不断将业已成熟的制度固定下来,实践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便逐步法制化,进入社区矫正的法律形态:先由低位次的法律规范规定,然后随着社区矫正制度的稳定与成熟由高位阶的法律规范规定,最终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度的法律予以规定,从而完成社区矫正的基本探索与中国化事业。

由于社区矫正的实践形态与社区矫正的理论形态相互交织、相互构造,社区矫正制度实践形态的法制化,也是社区矫正制度理论形态的法制化。

如果说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形态是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一个逻辑起点,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形态就是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逻辑通道,而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形态是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一个逻辑终点。

四、中国社区矫正推进建言

(一)完成主体制度的理论建构

关于我国社区矫正推进的基本路径,各界基本没有异议,那就是进行“探索”。

如何探索?国内实际有不同看法。有的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先探索,后抽象理论;有的主张,先进行理论建构,后实践。 

由于社区矫正在国外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社区矫正领域,不仅有经验与教训,而且有学说、理论,所以,关于社区矫正的探索,宜选择后者。

但是,选择先进行理论建构后进行实践探索的道路,并不是否定探索,相反,所有的理论建构,都需要探索,付诸实践。与“先探索,后抽象”的模式相比,后者的探索将探索定位为有目标的探索、有目的的探索,而“探索”不仅是作为检验理论建构的环节,而且作为修正理论建构的环节,甚至是否定理论建构的环节,从而将探索与制度规划结合起来。

    本课题设计了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三模块”模式。具体说,社区矫正模式由三个模块构成:“认罪悔罪+危险管理+项目矫正”。在这个模式中,“认罪悔罪”的功能在于促进服刑人员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罪恶性、应受惩罚性,促进服刑人员尊重法律,同时,促进与帮助服刑人员悔罪,特别是向被害人忏悔。“认罪悔罪”是“项目矫正”的基础,同时支持“危险管理”,降低危险管理压力。“危险管理”这一模块的功能在于维护社会与公众安全。“危险管理”为社区矫正立足于社会,并获得人们的支持创造条件。不仅如此,由于“危险管理”的存在,支撑了“认罪悔罪”模块的持续性运行,推动了“项目矫正”的安全推进。“项目矫正”这一模块的功能可以降低服刑人员的危险,有助于降低危险管理工作的压力,不仅如此,“项目矫正”通过对服刑人员的有效矫正,最终促进服刑人员刑满后融入社会,不再重新犯罪,实现社区矫正设计的最终目标。

(二)进一步试错

我国的社区矫正先后经历了部分省市试点、全国省市试点,而后进入全国开展阶段。从试点到正式推行所遵循的逻辑正是试错逻辑。社区矫正的发展逻辑应当不断试验,渐进发展。

社区矫正从地方到全国的试点,不仅解决了社区矫正的启动问题,而且基本解决了社区矫正概念的社会接受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在认可社区矫正的价值。但是,由于社区矫正的具体制度需要“现身”、“登台亮相”,所以,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也需要“大胆设计,不断试验,不断证伪,剔除错误”。  

据此,我们可以考虑对包括危险管理、项目矫正在内的制度试验并评估,从而推进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进入一条可持续生长发育的道路。

试错,是社区矫正制度理性设计的检验环节,也是完善理性设计的必经之路,是理论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与实践形态的社区矫正制度的交汇点。只有通过试错道路的理性设计,才可能进入立法的平台,将经过检验的制度以法律的名义固定下来。

(三)渐进立法

社区矫正法法律规范不同于刑法法律规范、刑事诉讼法法律规范,刑法法律规范、刑事诉讼法法律规范的功能突出刑事案件裁判,而社区矫正法法律规范的功能突出表现在以法律名义固定社区矫正制度,维护业已建立的社区矫正法律关系,并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由社区矫正法法律规范的功能决定,社区矫正法的立法应当紧密相伴社区矫正探索。具体说,其一,为社区矫正保驾护航,对社区矫正探索予以法律上的支持。需要通过法律排除障碍的,法律予以规定并解决障碍问题。需要探索的领域,法律不牵绊、不设卡。在国家基本法律(刑法、刑法诉讼法)规定了社区矫正有关条文,基本解决了社区矫正的合法性后,社区矫正工作在国家基本法律确定的基本原则范围内的探索没有疆界,确保社区矫正的设计理性畅行无障碍,为社区矫正制度的创新构建良好的法律环境。其二,将经过实践检验的社区矫正探索以法律的名义固定下来,为社区矫正下一步的探索奠定了基础。社区矫正立法不宜且不能一蹴而就。

我国社区矫正立法模式宜采用“先下后上”模式与“先粗后细”的立法模式。社区矫正立法通过“先下后上”立法模式固定日益成熟的探索与“先粗后细”的立法模式框架设计,将社区矫正的地方探索与社区矫正的顶层设计有机结合起来,使社区矫正探索既保持活力,又遵循立法秩序,渐进而坚定地走向未来。

(该课题主持人为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教授 翟中东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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