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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犯罪人处遇制度分为三种：司法处遇、设施内处遇和社会内处遇。司法处遇是指从犯罪的立案开始到刑罚的执行或改造保护终了为止的一连串的刑事司法过程中，从对特定犯罪嫌疑人的搜查到决定处遇的刑事审判为止的阶段上的犯罪人的处遇。①设施内处遇和社会内处遇是一组相对应的概念，前者是指将犯罪人或犯罪嫌疑人收容于监狱等一定的强制收容设施中进行处置，而后者则是指不将犯罪人收容于监狱等设施之内，而让其在社会上一边过一般生活，一边用指导、援助等方法使其改造自新的措施，这实际是一种广义上的社区矫正制度。 一、日本社会内处遇制度概况 （一）社会内处遇制度的沿革 日本的社会内处遇制度起源于江户时代的“人足寄场”制度，而将其予以初步制度化的则是旧的《少年法》。二战以后，为了对付战后因为社会不安而增加的犯罪，日本于1949年制定的《犯罪人预防改造法》正式确立了在1948的新《少年法》中就已经施行于少年的保护观察制度。1950年，日本又制定了《紧急改造保护法》，确立了社会内处遇制度的另外一种重要类型即紧急改造保护制度。此后，随着1953年和1954年日本刑法的部分修改以及1954年《缓期执行者保护观察法》的制定，保护观察制度对缓期执行的成年人也开始适用。至1955年，以《恩赦法》的制定为标志，日本的社会内处遇制度基本上全面确立了起来。 （二）实施社会内处遇的机关 日本实施社会内处遇的机关主要有：法务省的相关部门、地方改造保护委员会、保护观察所。 1.法务省内与实施社会内处遇有关的部门主要是法务省保护局、中央改造保护审查会和矫正保护审议会。其中，法务省保护局内设有总务处、调查联络处、观察处以及恩赦处，它是掌管社会内处遇行政事务的中央机关；中央改造保护审查会由法务大臣任命的委员长以及4名委员组成，委员长及委员的任命需要得到众、参两院的同意，其所管辖事务为“向法务大臣申请实施特赦，对特定人的减轻刑罚、免除刑罚执行和对特定人的复权”以及“对地方改造委员会所作出的决定在审查之后进行裁决”；矫正保护审议会由40名委员组成，负责回答法务大臣的咨询，对有关矫正以及改造保护的重要事项进行调查审议。 2.地方改造保护委员会设于全国8个高等法院的所在地，由3名至12名专职国家公务员组成。其主要职责为审查许可假释及取消该假释、对保护观察所的事务工作进行监督。此外，其还具有对缓期执行而交付保护观察者决定暂时解除保护观察的权限。 3.保护观察所设于全国50个地方法院所在地，即各地道府县各设一个。除此之外，还有3个支部和27个派出机关。保护观察所内配备有保护观察官和法务事务官，具所管辖事务为：保护观察的具体实施；引导一般舆论，调整和改善社会环境；协助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民间活动；对恩赦的向上申报，等等。 （三）社会内处遇制度的实施人员 在日本，实施社会内处遇的人员有以下几种：保护观察官、保护司、改造保护法人和民间志愿者。 1.保护观察官工作于地方改造保护委员会和保护观察所，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学、医学、教育学、社会学及其他与犯罪人的改造保护及与犯罪预防相关的专门知识、从事并领导保护司针对各类社区保护观察对象，进行保护观察、人格考察等改造和预防的一般国家工作人员。保护观察官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与被保护观察者进行面谈，阅读少年登记簿、少年调查登记簿、刑事记录等资料，和保护司进行充分地交流并制作各种调查计划和处遇方案。由于保护观察官的日常工作细碎而且量大，因此不得不将许多工作委托给在人数上更多的保护司具体承担。 2.与保护观察官的国家官员身份不同，保护司是“具有社会奉献精神，在帮助犯罪人改造自新的同时，努力启发有关犯罪的舆论，从而净化地域社会，为个人以及公共利益作贡献②的民间志愿者。能够胜任保护司工作的人选一般都是在人品及行为上具有社会名望、具有履行职务所必要的热情及时间、生活安定、健康而又有活力的人。他们由法务大臣在听取保护司选考会的意见后直接任命。国家对保护司不支付工资，但是支付进行保护观察活动所需的部分或者全部费用。此外，保护司还享受非专职的国家公务员的待遇，适用《国家公务员灾害补偿法》等法律。保护司的编制预定在52000人之内，但是自1985年以来，其实际人数一直保持在48000人左右，截至2002年1月1日，其人数为49003人。③ 3.改造保护法人是以1995年所制定的《改造保护事业法》为依据，由法务大臣许可从事改造保护的民间团体。 4.民间志愿者是指纯粹从民间人士的立场来帮助社会内处遇事业的组织和个人。属于此类组织的很多，比较大和比较知名的有改造保护妇女会、大兄弟姊妹会（Big Brothers and Sisters Movement，缩写为BBS）、帮助雇佣业主会，等等。 由以上日本参与实施社会内处遇制度的人员构成不难看出，日本的社会内处遇制度注重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即通过动员民众对犯罪者进行社会化改造和保护的热情及能量，从而真正使日本的各项社会内处遇制度落实于民间，扎根于社会。显然，这正是社区矫正得以发挥其作用的关键之所在，也符合了社区矫正制度所要求的民间自治、社区自治的本意。 日本的社会内处遇制度实际上是由各个颇具特色的制度所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制度除了包括前述的保护观察制度、紧急改造保护制度之外，还包括假释、缓期执行、恩赦、时效以及社会服务令等，但其中主要的也是具有比较鲜明的日本特色的乃是前两种制度，因此本文以下主要介绍保护观察制度和紧急改造保护制度。 二、日本社会内处遇制度种类之一：保护观察制度 日本的保护观察制度是以对被保护观察的人（被保护观察对象）进行指导、监督、辅导和援助为内容，旨在通过前述措施的实施使其悔过自新，过上一般的正常生活的处遇方法。主要包括终局处分型的保护观察、缓刑型的保护观察及假释型的保护观察。前者是指作为终局处分的保护观察，它是从其它处分中独立出来的，作为一种制裁的保护观察；中者是指缓刑式的保护观察，它是附随于缓期宣告或缓期行刑的保护观察；后者假释型的保护观察则是指与假释相伴随的保护观察。具体而言，日本的现行法中主要规定了以下四种保护观察：一号观察，是指对接受《少年法》第24条第1款第1项的保护观察的人所实施的保护观察；二号观察，是指对从少年院中被假释出来的人的保护观察；三号观察，是指对被假释的人的保护观察；四号观察，是指对被判处缓刑、根据《刑法》第25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附加保护观察的人的保护观察。以下ABC三图是有关四种保护观察从1998年至2002年适用状况的近5年统计数据，④基本反映出了日本刑事司法实践中对此四种保护观察运用的具体现状。 1.从适用数量的总量上来看，日本每年对此四种保护观察的适用相当稳定，无论是每年新适用保护观察制度的人员数量、还是每年结束适用保护观察制度的人员数量以及该年度末仍然在适用保护观察制度的人员数量都没有明显的可以表明适用增加或者减少的趋势。此种制度运行趋势的平稳态势乃是日本保护观察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日臻成熟和完善的标志，从另外一个层面而言，这也是日本近年来犯罪率相对比较稳定的一种重要表现。当然，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正是这种数量总量的稳定才使我们进一步分析每一种保护观察制度适用数量的增减变化状况具有了可以比较的意义。 2.从适用保护观察制度的种类数量来看，一号观察每年新适用的数量有逐年减少之势；二号和三号观察每年新适用的数量则是逐年增加；四号观察的适用虽然在2000年出现了突然增多的局面，但是其总体适用趋势仍然是逐年减少。依照日本保护观察制度四个种类的特征来对一号至四号保护观察进行归类，一号、二号属于假释型的保护观察，三号属于终局型的保护观察，四号则是缓刑型的保护观察。所以一号至四号保护观察适用数量的变化趋势亦大体上反映了日本的司法实践中对缓刑型、假释型、终局型保护观察适用偏好的发展倾向。 三、日本社会内处遇制度种类之二：紧急改造保护制度 紧急改造保护制度是针对刑满释放者等不成为保护观察对象的有犯罪前科者的人，在被解除了刑事程序或者对其人身的限制之后，一旦出现既不能从亲属也不能从社会福利设施处获得援助，或者所获得援助难以实现改造的情况被认可时，根据本人提出的申请，在获得人身自由后6个月以内，由保护观察所根据国家的责任而采取的紧急保护措施。对这些人所采取的紧急必要的保护措施，其主要内容为通过培养其劳动意识，安定职业；调整家庭关系；断绝不良交友关系；改掉出走、外宿的不良习惯；提供适当住宿，选择保护人等，使其顺利地重返社会，并防止其再犯的制度。具体来说，能够接受紧急改造保护制度的人为：刑满释放的人及假释期限届满的人；免除执行徒刑、监禁、拘留的人；宣告判处徒刑、监禁缓期执行、判决尚未确定的人；宣告判处徒刑、监禁缓期执行、未附保护观察的人；以及不起诉的人。 紧急改造保护的措施从持续性的角度来看，有一时保护和持续保护之分：一时保护的内容是提供食物、衣物、医疗援助、支付旅费等；而持续保护的内容是提供食宿。从措施的实施方法来看，有由保护观察所长决定直接进行的自行保护和委托改造保护委员会进行的委托保护两种。&nbsp; 日本的紧急改造保护制度的适用逐年增加，并且增幅明显。紧急改造保护制度对于犯罪人重返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国家对个人尽责的有力体现。因此，这种对该制度适用增幅明显的趋势充分反映了日本政府对该制度所具有的重大社会意义的深刻认识，以及坚决贯彻这一制度的决心。除了上表的具体统计数据外，依据日本统计年鉴，在日本，从监狱出来的人中有1/5、被假释的人中有1/4被直接改造委员会所接受，成为保护的对象。但是，不得不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此一制度的贯彻实施本身就颇费财力，加之从事该项制度经营的直接改造委员会不受国民的欢迎，因此该制度陷入了经费困窘的局面，未能有效发挥该制度的价值。由此看来，为了有效地实施社会内处遇制度，确立稳固和充实的经费来源渠道乃是甚为重要的。 2.从适用紧急改造保护制度的对象上来看，绝大多数集中于“刑罚执行终了”、“缓期执行刑罚”、“缓期起诉”这三类人员上，其中又以对“刑罚执行终了”的人员适用为最多。对于“罚金和罚款”、“出劳役所和假释劳役所”、“少年院退院和假释退院”这三类人员适用紧急改造保护制度乃是2002年崭新的制度举措，从紧急改造保护制度总体的适用发展趋势来看，应该在将来也会出现适用上的持续增长。而一个有必要注意的情况是，对于“免除执行刑罚”的人员适用紧急改造保护制度的人数非常少：1998年为3个，1999年为4个，而从2000年至2002年则无一例适用。依笔者的分析，此种局面的出现乃是因为被免除执行刑罚的人员由于不曾真正入监被执行刑罚，因此其不大可能面临出监人员重返社会后所可能遭致的问题，则对其适用紧急改造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就大为降低，同时这亦可说明为何对“刑罚执行终了”人员适用紧急改造保护制度的比例为最高。 从1998年至2002年，对两者的适用总量逐年增加，这与紧急保护制度的适用总体上的增加趋势相符合。而在这两种紧急保护制度的实施方式上，自行保护的适用逐年增加，委托保护的适用则逐年减少。尤其是1998年时，自行保护的适用总量要少于委托保护，自1999年自行保护的数量就已经超过委托保护，而至2002年自行保护的适用数量超过委托保护的情势已经非常明显。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实施自行保护的“保护观察所”在紧急改造保护制度的贯彻中作用日趋加强。显然，实施委托保护的“改造保护委员会”则有必要改革自身的工作方式，广泛拓展经费来源，尤其是要致力于改善本机构在国民中的形象，从而使自身能够为紧急改造保护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施加更为重要而有益的影响。 四、 日本社区矫正“中途之家”的发展与演变（一）“中途之家”的法地位　 1995年，日本整合《犯罪者预防更生法》（1949年）、《缓期执行者保护观察法》（1954年）等相关法律内容，制定了《更生保护事业法》。该法律明确规定社区矫正“中途之家”是由法务大臣认可，具有更生保护法人资格的民间团体设立，在紧急更生保护的框架下，为更生保护对象提高食宿、生活指导等相关福利。2002年《更生保护事业法》再度修改，强调要在生活指导的方针下，进行集体化的教育辅导。关于社区矫正“中途之家”的使用者，《更生保护事业法》明确规定了三类人：　 1．受保护观察所委托的人员。具体分为：（1）附带保护观察的假释人员，即《犯罪者预防更生法》中规定的附带保护观察的被假释的未成年犯和成年犯；（2）附带保护观察的缓刑者，即《缓期执行者保护观察法》中规定的如果不附带辅导援助措施就有可能影响其更生效果的缓刑人员。　 2．受保护观察所委托的紧急更生保护对象。紧急更生保护对象主要是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无法从亲属和社会福利机构获得保护和帮助、被确认为再社会化受阻人员。根据《紧急更生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刑满释放人员属于自由人，因此，社区更生保护设施接收刑满释放人员，必须由本人向保护观察所提出紧急更生保护申请，保护观察所再委托相应的机构实施保护。　 以上两类更生保护方式统称为“委托保护”。对“委托保护”的对象国家须按人数向更生保护设施支付委托费。　 3．紧急更生保护对象中的再申请者。刑满释放的紧急更生保护对象在更生保护设施内居住时限最长为1年。但是，如果本人提出延长居住申请，通过相关手续，可以延长利用设施的时间。这种保护方式被称为“任意保护”，它与“委托保护”不同，需要由更生保护设施自行解决相关经费。　 社区矫正“中途之家”向上述三类人员提供必要的食品、住宿、衣物、医疗、路费及就业帮助。　 （二）日本社区矫正“中途之家”的历史沿革&nbsp;　 日本社区矫正“中途之家”的历史悠久，从十九世纪末至今，大体经历过创立—兴起；停顿—发展；再停顿—再发展等三个阶段。&nbsp;　 1．创立～兴起阶段（1888～1939年）。日本第一家“中途之家”成立于1888年3月，由慈善家金原明善先生在静冈市郊外建立了“静冈县出狱人保护公司”。创立“公司”的动机源自于一个感人肺腑的事件。“静冈监狱刑满释放人员吾助曾是一个屡教不改的惯犯，在静冈监狱服刑期间受到监狱长河村矫一郎的热心感化，内心忏悔，发誓改恶从善。但刑满释放回村后却遇父母双亡，妻子改嫁并已有3个孩子，他万般无奈中只得求助于叔父的收留，但遭拒绝。吾助没有歇息的住所，缺少裹腹的食品。尽管这样，他依然不愿意重蹈犯罪的覆辙，最终选择了自杀。该事件对金原明善先生震动很大，他认为，“刑满释放人员能改过自新，社会应当温情相待”。由此他创立了全日本第一家刑满释放人更生保护公司。此后，京都、新泻、东京、大分等地也纷纷成立了类似的机构，接收对象也逐渐由刑满释放人员扩展到缓刑人员。1907年日本政府第一次提出由国库出资奖励更生保护机构。1937年5月全日本司法保护联盟成立；1939年《司法保护事业法》制定并实施，明确规定了民间可以自主运营更生保护设施，国家为其支付相应的奖励资金。&nbsp;　 2．停顿～发展阶段（1940～1959年）：第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致使军费大幅增加，国家停止了对社区矫正“中途之家”奖励金的支付，全国的更生保护设施的发展处于停顿状态。战后的1950年《紧急更生保护法》制定，确立了国家向民间更生保护会支付委托费制度，进一步明确了“为更生保护对象提供住宿和食品是国家的责任”。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支援更生保护设施的建设，对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中途之家”发展最快的时期，据1959年统计，经营社区矫正“中途之家”的相关团体数量增至战后最高，达到了172家。&nbsp;　 3．数量缩小～数量平稳增加阶段（1960至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成长期，全国犯罪率稳步下降，利用“中途之家”的人数减少，国家提供的更生保护委托费也随之减少，致使许多更生保护设施的经营陷入困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经营更生保护的相关团体数量降至不足100家。&nbsp;　 1995年国家整合更生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定的《更生保护事业法》，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矫正“中途之家”运营团体的独立法人地位，这是一种与社会福利法人相似的、公益性很强的特殊法人。政府给这种特殊独立法人以税收优惠政策，并为其增加政府预算。《更生保护事业法》的出台抑制了“中途之家”数量的减少，并出现了平稳增加的趋势。&nbsp;　 不过，政府在对社区矫正“中途之家”实施优惠税收政策和增加政府财政预算的同时，对“中途之家”的干预和监督管理也进一步增强，十几年来，这种干预和监督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1)“中途之家”接收人员结构的变化。《更生保护事业法》实施后，特别是2000年，日本政府再度修改《长期刑假释者的“中途安置”实施纲要》，进一步强调社区矫正“中途之家”对于长期刑假释者的“中途安置”作用，使假释人员的比例大幅增加，目前，假释人员已占社区矫正“中途之家”接收总人数的60%。 (2)充实集体训练内容。2000年1月，法务省保护局和全国更生保护法人联盟共同制定了《充实更生保护设施安置技能基本计划》，这是一个3年规划，强调更生保护设施应以国家指导为核心，强化设施职员的培训和研修。要求社区矫正“中途之家”除了为更生保护对象提供食宿等经济援助外，还需要进行回归社会的集体训练，比如，设定就职面试、朋友劝喝酒等场面，在设施职员的辅导下，模拟应对方法；集体拓展训练，构筑了自然的、可信赖的人际关系等。（三）日本社区矫正“中途之家”的现状　 据2009年统计，日本提供必要的食宿的更生保护设施共102家，其中，男子专用设施89家、女子专用设施7家，男女共用设施6家，可容纳人数2303名，平均每个更生保护设施可容纳23人。另据2008年统计，更生保护设施新接收保护对象6352人，其中，假释者3603人，占总数的56.7%。刑满释放人员915人，占14.4%{1}。&nbsp;　 1．社区矫正“中途之家”的基础设施建设&nbsp;　 日本更生保护设施大多建立在社区的公寓或民宅内，规模不大，与社区联系紧密。以我们调研的早稻田更新会为例，该会始建于1926年，是由宫城长五郎（后来的司法大臣）先生和协力者藤井惠照（教诲师）女士共同创建的，坐落在东京都新宿区早稻田1丁目21番地的一座8层的公寓南侧，共三层楼，占地面积584.6平米。一层为大厅和接待室（面积43.4平方米）；二层为办公室、会议室、咨询室、食堂、厨房、职工宿舍（面积242.2平方米）；三层为更生保护对象的宿舍，共有4人间1个、1人间2个、2人间7个（面积242.1平方米）。　 2．社区矫正“中途之家”的机构设置及运营经费　 仍以早稻田更新会为例，最高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设有顾问1人、理事长1人、理事6～10人、监事2人、评议员11～15人，理事会成员基本上是该地域的社会名流，从职业分类看，主要是退休的司法事务部门的官员和在职的大学教授。更新会运营经费70％来自于政府财政拨款，30％来源于社会募捐。　 3．社区矫正“中途之家”职员与更生保护对象　 早稻田更新会共有职员5人，其中设施长1人、辅导主任2人、辅导员1人、食堂管理员1人。更生保护对象20人，全员为男性。从今福章二先生2000年9月对日本98所更生保护设施调查看，辅导主任、辅导员等直接管理者434人，加上食堂管理员共计612人，平均一个设施的职员4～5人。职员与更生保护对象的比为1:4左右{2}（P145）。，2008年在会的更生保护对象的年龄看，平均年龄51岁，总体偏大；从更生保护的委托单位分析，假释出狱的更生保护对象居多数；该设施接受对象以盗窃等财产犯罪者为主；累犯和初犯各占50%。　 4．更生保护会的基本理念与训练项目　 早稻田更新会常务理事岩～道夫先生指出更新会的基本理念是“为让人格扭曲的人回归社会，至关重要的是承认对方存在的价值，保持对等的人际关系”。更新会的基本方针是确保就业、职场稳定、确立勤劳习惯、鼓励储蓄及合理的金钱管理、培养自立能力等。今福章二的调查表明，注重把握更生保护对象的出勤时间、归宅时间，了解就业地点、工资情况的更生保护设施约占总数的90.7%。定期与更生保护对象面谈的占47.4%，每月平均面谈约2.9次，平均面谈时间约为22分钟。另据2008年统计，全国102所更生保护设施中有42所对更生保护对象进行了生活技能训练；有23所更生保护设施实施了预防酒精危害和毒品危害的模拟训练；82.7％的更生保护机构组织了生日会、恳亲娱乐会、季节性宗教仪式、奉献活动、征求意见会等。　 社区矫正“中途之家”的集体活动和训练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周星期日，仍以早稻田更新会为例，每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日上午更生会会外聘大学教师指导更生保护对象，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志愿者参加，训练内容包括人际关系、社会生活、就业辅导。每月第二星期日上午由更新会职员进行金钱管理、良好生活习惯养成等方面的训练。每月第四个星期日上午请外聘专业讲师围绕职业生涯、戒毒、生活态度等讲课或咨询。早稻田更新会还与早稻田大学的犯罪与青少年研究会联姻，从实践看，更生保护设施与大学联姻首先提高了更新会的辅导和施教的水平。其次，有效地推进了该领域理论和实际工作方法的研究，进一步促进实际工作的完善。再次，史新会成为大学生志愿者学习试验的基地，丰富了学生的学习实践活动。　 4．更生保护对象的离会后的去向与就业　 从早稻田更新会2004～2007年的统计资料看，离开设施的更生保护对象25%～37％的是自己租房生活；9%～20％在打工企业居住，两者所占比最高，其次是投亲靠友（5％～15%）或福利设施居住（1%）。另外还有28%～46％的更生保护对象离开更新会后不知去向（详见表4）。据《犯罪白书》统计，2008年，离开设施后的更生保护对象25％自己租房生活，21.9％在打工企业居住，15.1%投亲靠友{1}。　 从2004～2007年离所后的就业情况分析，技工和建筑工是其就业的主要途径，约占其就业的40％～60%，其次为服务业、运输通信业、做买卖、保安业，分别是6％～16%、3％～5%、3%～5%、1%～6%、等，离所后没找工作和未找到工作的约占8%～20%。(四)特点　(1)规模小流动大。更生保护设施的平均规模比较小，一般可容纳更生保护对象20余人，工作人员与更生保护对象之比约1: 4。设施内的1个床位年接收更生保护对象5人左右，人员的流动性较大，表明更生保护设施的主要功能是临时性安置，解决更生保护对象的临时性困难和实施短期训练。（2）分类接收管理。社区矫正“中途之家”根据对象的犯罪类型实施分类接受，比如，早稻田更新会主要接收盗窃等财产犯罪者，池袋新兴会则主要接收吸毒者。根据犯罪类型进行分类接收是现代监狱管理方法的延续，有利于防止不同犯罪类型的交叉感染，有利于提高管理和训练的针对性。(3)高龄犯罪者为接收主体。50岁以上的高龄犯罪者超过2/3，表现出日本社区矫正“中途之家”的福利保障的接受理念。(4)低端就业。更生保护对象大多缺少工作技能，就业方向主要是建筑业等低端的体力劳动。日本的雇主协会是由热心于更生保护事业的企业家组成，近半数是建筑企业老板。据2009年统计，该雇主协会共有会员7749人（团体），建筑业占48.6%；制造业占15.8%；服务业占15.6%{1}。2006年雇用更生保护对象685人；2009年为435人。（5）注重生活能力的训练。“中途之家”对更生保护对象的集体训练和个性教育侧重于三方面能力的培养，即生活能力、就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其中，回归社会的生活技能训练是集体训练的重中之重，着重训练其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合理的金钱管理和勤劳自律的生活方式。（四）日本社区矫正“中途之家”发展中的主要问题点　 日本社区更生保护设施建设与发展已有120余年的历史，其间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显露出一些问题点，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国进民退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和对“中途之家”的干预与监管，被日本学者称为“更生保护设施的国家化和民间性的稀薄化”，或称为“国进民退”，主要表现为“中途之家”内强制性管理被强化。在对大学教授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对于“国进民退”的变化，学界和实务界有3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为赞成，认为，大部分更生保护对象是经过裁判所判决的行刑者，必须以强制性的指导监督为中心，其中包括强制性的保护观察；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按时熄灯关门；政府的保护观察官直接进入更生保护机构，参与强制性管理；集体训练应当是强制性的义务，而不应当是自愿参加等。　 另一种观点为反对，认为，“中途之家”变成了“社会内的刑事设施”（或称第二监狱），是对民间为主体的“中途之家”发展成果的否定。广岛更生保护设施负责人山田勘一先生认为：““中途之家”的生活应当具有共通性、亲近性和日常化，更生保护对象需要情绪稳定、自主自立，像家庭似的生活。而政府的严管方针违背了民间更生保护设施的传统精神，使这项事业变质”。宫泽浩一教授认为：“限时锁门、严格遵守行为规则、限制行动自由等与监狱矫治相类似，而回归一般社会生活需要的却是自由自律、负有责任的生活。严管使从“中途之家”出来的人依然会有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的距离感，无法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还有学者引用国际刑务财团（IPPF）《含限制自由非监禁制裁及非监禁措施的最低标准规则》（1988年）中的“包含限制自由的非监禁措施都应确保人的尊严和保障人权”。认为，“中途之家”内强制性集体训练有悖于《规则》，“中途之家”的活动应坚持尊重本人意愿的原则，培养更生保护对象的自尊心是最为重要的。　 第三种观点较为折中，认为应在民间的更生保护设施的基础上成立政府的“更生保护中心”或“自力更生促进中心”。持这种观点的日本矫正保护审议会曾向政府建议，成立相关的“更生保护中心”，接收民间更生保护设施对应困难的人，对其实行强化性质的更生保护，“更生保护中心”类似于“社会内刑事设施”。　 调研中了解到，上述3种观点中，批判更生保护设施“国进民退”的学者居多，影响也最大。　 2．运营经费困难　 在对3所更生保护设施负责人的访谈中，受访者都提到运营经费的不足，仍以早稻田新生会为例，政府按人头支付给该机构“委托费”共分3个部分，即伙食补助费、住宿补助费和事务经费。经费不足的部分主要为事务经费，政府按更生保护对象每人每天4000日元（约326人民币）支付给更生保护设施，在课题组调查时，早稻田新生会共有更生保护对象18人，月事务经费216万日元（约17.59万人民币），除去6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外，事务运营经费所剩无几，更生保护设施的负责人谈到，在日本的许多更生保护设施的住房和办公设施陈旧，无钱更新和翻修。　 3．职员老龄化　 由于更生保护设施的责任大，职员工资低，大学毕业生一般不愿意到该机构工作，因此，工作人员以上年纪的保护司为主体，据2009年统计，日本全国保护司的平均年龄是63.2岁，其中60～69岁者占50.8%, 7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21.6%，他们的工作精力和知识结构都会影响其更生保护的效果。　 4．地域社会的融入困难　 日本的“中途之家”建立在社区之内，如何融入社区一直是困扰这项事业的难点之一。日本是一个“耻文化”很强的国家，尽管政府和地域社会组织对更生保护设施的作用和地位等进行大量的宣传，但地域居民仍然认为他们是犯罪人，耻于与他们交往，对这类机构近而远之。　参考：日本社区矫正制度介评 摘自法律教育网<a href="http://www.chinalawedu.com/new/201209/wangying2012091510194972076625.shtml">http://www.chinalawedu.com/new/201209/wangying2012091510194972076625.shtml</a>&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日本社区矫正“中途之家”建设及对我们的启示 摘自北大法律信息网&nbsp;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6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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