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宣传网

原载于《中国司法》2020年第6期作者：吴宗宪（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锡君（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钟卫东（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科长）“社区矫正机构”已经成为我国社区矫正领域的重要概念，准确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等内容，对于准确理解和有效贯彻社区矫正法，对于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都具有重要价值。一、社区矫正机构概念的使用情况“社区矫正机构”是我国社区矫正相关文件和立法中正式使用的概念。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两部”）2012年1月10日联合发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使用了“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和“社区矫正机构”的概念（第3条）。2012年3月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时，正式在国家法律中采用了“社区矫正机构”的概念（第258条[①]）。此后，在相关的文件中频繁使用。例如，在两院两部2014年7月28日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和2016年9月21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衔接配合管理的意见》中，在司法部等6部门2014年11月14日发布的《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中，在司法部2019年10月发布的《社区矫正术语（SF/T 0055-2019）》行业标准中，都使用了“社区矫正机构”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2019年1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本文简称“社区矫正法”）中，继续采纳这个机构名称并做了进一步规定。二、社区矫正机构的含义和特点虽然刑事诉讼法和社区矫正法都对“社区矫正机构”做了明文规定，社区矫正法还对社区矫正机构做了更多规定，但是，总体而言，在法律中对社区矫正机的规定比较简单，也没有给社区矫正机构下定义，因此，需要探讨社区矫正机构的具体含义。通过研究国家立法、以往文件和各地实践，可以认为，社区矫正机构是指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这个定义意味着，社区矫正机构的主要特点是：1. 社区矫正机构的职责社区矫正机构是具体负责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这是根据社区矫正法第9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概括出的特点。2. 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置社区矫正机构是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置的独立的执法机构，它是由司法行政部门协调管理的机构，而不是司法行政部门本身。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1）社区矫正法的规定。社区矫正法第9条规定“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置和撤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意见，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据此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不能对自身的设置和撤销提出意见，只能对其内部设立的机构的设置和撤销提出意见，因此，社区矫正机构不是指司法行政部门自身，而是在司法行政部门内设立并受其管理的机构。（2）分析修法的结果。“社区矫正机构”一词是在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在法律中正式确立的概念，分析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情况，有助于理解社区矫正机构的含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285条中规定了“社区矫正机构”的概念，与该条对应的原来的刑事诉讼法条文是第217条，比较这两条的内容就可以发现，从法条的表述来看，与“社区矫正机构”对应的机构是“公安机关”。为什么在修改法律时没有采用与公安机关对应的“司法行政机关”取代公安机关，而用了一个新的概念“社区矫正机构”呢？显然，这不是国家立法机关的疏忽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国家立法机关的特别思考，是国家立法机关有意为之。实际上，国家立法机关的这种意图并不是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才产生的，而是在之前就已经产生，具有前后一致性，因为在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实际上已经体现了这个意图。在《刑法修正案（八）》中虽然没有使用“社区矫正机构”的术语，但是，在修改的过程中，都在删去原法条中的执行主体“公安机关”的同时，没有明确规定新的执行主体，即将第38条第二款的“由公安机关执行”、将第76条的“由公安机关考察”、第85条的“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统一修改为“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在修改刑法的时候，没有直接用“司法行政部门”替代“公安机关”，说明在国家立法机关看来，具体负责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不是司法行政部门本身。社区矫正机构是司法行政部门中设立的一个独立的执法部门，是设在其中的一个二级局，其关系相当于省级司法行政部门与省级监狱管理机关之间的关系。3. 社区矫正机构的组成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是司法行政部门内设立的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部门。这是根据社区矫正法规定、两院两部等发布的多个社区矫正文件以及社区矫正工作实践得出的结论。同时，社区矫正机构还应当具有能够“委托”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特征。因为根据社区矫正法第9条第二款，社区矫正机构是司法行政部门内设立的能够“委托”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这个规定起码意味着，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与司法所属于同一类性质的机构；二是在级别上高于司法所。否则，就不具有可以“委托”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资格。根据这样的考虑，县级“社区矫正机构”[②]首先是指县级司法局内设立的社区矫正管理局。同时，根据社区矫正法的立法精神和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实践，在司法行政部门内设立的、性质和级别与社区矫正管理局相同的机构，也应当属于“社区矫正机构”，这类机构就是“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从性质上讲，“社区矫正执法大队”是开展社区矫正执法工作的机构，与司法所的性质相同；从级别上讲，“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与县级司法局内设立的社区矫正管理局相同，级别高于司法所，可以委托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从很多地方的实践来看，“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不仅可以委托司法所开展相关的社区矫正工作，它也可以建立直接隶属于自己的、与司法所平级的机构——“社区矫正执法中队”。至于一些地方的县级司法局和社区矫正管理局设立的工作平台（机构）——社区矫正中心，并不是社区矫正法所讲的严格意义上的“社区矫正机构”。主要理由是，首先，从法律规定情况来看，法律中没有规定这类机构。其次，从人员构成情况来看，虽然这类机构的负责人可能由社区矫正管理局的负责人兼任，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不是具有执法权的公务员，而是事业编制人员、社会工作者等人员。不过，为了在管理工作等方面称呼的方便，也可以将其称为“广义的社区矫正机构”。综上所述，对于“社区矫正机构”可以有两种理解：（1）狭义的社区矫正机构是指县级司法局内设的社区矫正管理局。这是在所有地方都已经存在和运作的社区矫正机构。同时，为了增强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力而设置的专职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其负责人由县级司法局内设立的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局长兼任，其他工作人员也有交叉，因此，也可以把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看成是狭义的社区矫正机构。（2）广义的社区矫正机构包括三部分：县级司法局内设立的社区矫正管理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和社区矫正中心。三、社区矫正机构的运行机制为了促进社区矫正机构的合理建设和顺利运行，需要进一步探讨社区矫正机构的运行机制。（一）社区矫正机构的名称社区矫正机构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是社区矫正机构的具体名称。“社区矫正机构”是法律规定的一种类的工作机构名称，而不是具体的社区矫正机构名称，为了便于社区矫正机构的正常运行，还必须确立社区矫正机构的具体名称，并且要处理好它与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为了顺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建立规范的社区矫正机构。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建立社区矫正机构的过程中，不可能为新建的社区矫正机构大量增加人员编制；社区矫正机构的部分人员编制，必须通过司法行政部门内部挖潜等途径加以解决。因此，在确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名称和处理与相关机构的关系时，可以考虑采用下列方案：第一，把县级司法局内设的社区矫正管理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和社区矫正中心都作为广义的“县级社区矫正机构”。第二，在“县级社区矫正机构”挂三块牌子：社区矫正管理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和社区矫正中心。第三，在广义的“县级社区矫正机构”中，人员可以有不同的身份。首先，社区矫正管理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的主要成员应当是具有政法编制的人员，但是，可以是一套人马、两种身份（既是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是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的人员），或者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工作人员有交叉（社区矫正管理局的领导兼任执法大队的领导，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是执法大队的骨干人员）。其次，社区矫正中心的主要工作人员可以是事业编制或者社会工作者，负责人可以由社区矫正管理局或者执法大队领导兼任。按照上述思路，在建立县级社区矫正机构时，需要增设机构和加挂牌子，这是贯彻社区矫正法的要求。社区矫正法第9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置社区矫正机构”，但是，并未规定可以设立几个社区矫正机构，也未规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具体名称，因此，申请增设机构和加挂牌子是符合社区矫正法规定的。同时，增设机构和加挂牌子并不一定需要很多的人员编制，这是因为，第一，在社区矫正管理局或者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中，可以使用社会工作者承担一些事务性工作。第二，社区矫正中心的人员可以是事业编制人员，也可以是社会工作者；如果是社会工作者，只要有资金购买社会服务或者岗位就可以使用，而不一定涉及编制。（二）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和中队的运行机制必须认识到，建立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和中队，是实现社区矫正执法队伍专职化的有效措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首先，这是进行社区矫正队伍专职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我国司法行政系统的最基层机构——司法所，虽然也可以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但是，由于其承担的职能很多，无法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根据司法部2009年11月26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中规定，司法所主要承担九项职能，除了社区矫正之外，还要履行其他八个方面的职能。同时，由于司法所工作人员很少，甚至也难以从极其有限的工作人员中安排专人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根据司法部2018年9月14~15日在四川成都举行的全国司法所工作会议披露的信息，在全国司法所中，实有工作人员0人（即没有专职的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司法所1001个，占总数的2%；实有工作人员人1的司法所8967个，占总数的22%；实有工作人员2人的司法所11252个，占总数的28%；实有工作人员3人的司法所9216个，占总数的23%；实有工作人员4人的司法所4434个，占总数的11%；实有工作人员5人及以上的司法所5547个，占总数的14%。[③]这意味着，只有3名及更少工作人员的司法所占绝大多数（75%），在工作人员如此少的情况下，不可能安排人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否则，其他人难以承担其余的八项工作。因此，需要通过建立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和中队，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使他们成为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专职队伍。其次，已经对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和中队体制进行了成功尝试。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和中队的体制，是在实践中为了解决社区矫正执法队伍专职化等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早在2014年，浙江省台州市就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并且制定了成套的规章制度。[④]他们建立的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和中队的体制，具有很大的可行性，不仅解决了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突出问题，例如，专职执法者人员不固定和数量不足问题，乡镇政府部门安排额外工作任务问题等，而且执法大队和执法中队本身的运行情况也不错，受到广泛关注。[⑤]此外，这也是增加正职领导职数的一种方法。在设立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和中队后，可以设立教导员和指导员，能够在不同层次上各增加一个正职领导职数，这有利于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和中队后，它们的运行机制可以通过下列方面的工作关系体现出来。这些工作关系的确立，借鉴了浙江省台州市社区矫正改革的成果，也考虑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实践的未来发展。1.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与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关系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与社区矫正管理局是大体一致的关系。这所讲的“大体一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领导人员大体一致。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的领导可以由社区矫正管理局的领导兼任，在领导人员组成上大体一致。在具体做法上，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兼任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大队长，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另配专职教导员，专门负责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内部的相关工作。第二，单独任命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大队长，负责本大队的日常事务；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兼任社区矫正执法大队教导员，兼管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的部分事务。（2）工作人员大体一致。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与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具体工作人员应当是大体一致的，可以基本上把这两个机构看成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上可以表现为：第一，大部分工作人员相互兼任。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与社区矫正管理局中从事具体工作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应当是身兼二任，他们既是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也是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公务员身份，还是其他工资待遇等，都不应当有区别。第二，一部分工作人员略有差别。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一般应当是具有较强独立工作能力和执行力的人员，能够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外出从事社区矫正执法工作，开展工作的很多地点是在办公室之外的地方，包括有关社区、社区矫正对象的生活与工作地点等；社区矫正管理局的部分工作人员属于传统上所讲的“内勤人员”，主要负责法律文书处理、社区矫正档案保管、统计资料汇总等案头工作，他们的主要工作场所在办公室中。社区矫正管理局的主要工作职责是：（1）对社区矫正的综合管理。社区矫正管理局是县级政府中社区矫正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管理本辖区内社区矫正工作各个方面的重要事务，特别是其中的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人事管理（培训、考核、奖惩和其他管理）、经费管理等事项。与其不同，社区矫正执法大队是一个执行机构，负责对本辖区内社区矫正实务工作的执行。（2）处理与上级部门的关系。作为传统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县级社区矫正管理局不仅要负责处理与县级司法局的关系，也要负责处理与上级司法行政部门（地市司法局、省级司法厅局和国家司法部）、与上级刑事司法部门等的关系。其中的“上级刑事司法部门”是指上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监狱管理机关（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只在省级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监狱管理机关）。（3）处理与同级部门的关系。作为传统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县级社区矫正管理局也要负责处理与同级部门的关系。这些“同级部门”大体上有两类：第一类是刑事司法部门。包括县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第二类是其他政府部门。包括县级财政、劳动与社会保障、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如果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过程中涉及到这些部门的业务时，县级社区矫正管理局应当负责协调和处理。2.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与中队的关系&nbsp;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与社区矫正执法中队之间是垂直领导关系。社区矫正执法中队是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的下属机构，直接接受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的领导，根据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的要求和安排从事相关的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执法中队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与派出所、其他机构以及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进行合作，但是，与其他机构没有工作隶属关系，不接受其他机构的指挥和命令，不承担其他机构安排的工作。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的主要工作职责应当是：（1）全面负责辖区内社区矫正的实务工作；（2）负责社区矫正对象的接受、入矫宣告和其他入矫教育、监督管理（包括手机定位、奖惩事务）、解矫事务；（3）负责协调和审批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帮困扶助事务；（4）安排、指导、督促社区矫正执法中队开展社区矫正工作；（5）负责组织社会工作者、聘请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事务；（6）社区矫正管理局指派的其他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执法中队的主要工作职责应当是：（1）在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的领导下负责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工作；（2）负责矫正小组的建设和日常运作；（3）负责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进行日常监督与日常考核、提起奖惩程序等；（4）负责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帮困扶助工作；（5）与司法所协作开展调查评估等工作；（6）与派出所协作开展监督管理等工作；（7）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交办的其他事务。3.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与司法所的关系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与司法所之间是委托工作关系，即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委托司法所开展相关的社区矫正工作。根据社区矫正法第9条第二款，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可以“委托”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在处理这方面关系的过程中，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可以与社区矫正管理局协调后进行“委托”，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主要委托社区矫正实务方面的具体工作内容，社区矫正管理局主要在人员管理、经费划拨等方面给“委托”提供保障，确保和督促司法所做好所委托的社区矫正工作。4.社区矫正执法中队与司法所的关系社区矫正执法中队与司法所之间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关系。“分工”是指在本职工作方面，两者有明确的划分。社区矫正执法中队专门负责社区矫正工作，而不承担任何其他的工作，它们既不承担司法部文件中规定的司法所应当承担的其他八项工作，也不承担当地乡镇政府要求配合的工作；他们是用全部力量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专职社区矫正队伍。与此不同，司法所承担司法部文件中规定的除了社区矫正之外的其他八项工作，同时，也要根据需要承担一部分当地乡镇政府要求配合的工作。&nbsp;“合作”是指社区矫正执法中队与司法所之间要密切配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它们之间的“合作”和密切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工作场所和办公设施共享。在建设社区矫正执法中队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司法所的设施条件等情况，依托司法所建设一些社区矫正执法中队，司法所的部分工作场所和办公设施等条件，可以由社区矫正执法中队分享，而没有必要从零开始建设社区矫正执法中队的工作场所和相关设施。（2）部分工作内容方面的合作。社区矫正执法中队在开展调查评估、监督管理、帮困扶助等工作时，与司法所进行合作，得到司法所的帮助和配合。虽然最基层的社区矫正工作主要由社区矫正执法中队负责，但是，司法所应当利用其覆盖面广、了解当地情况、与乡镇街道相关部门较为熟悉等优势，协助开展相关的社区矫正工作。这也是“委托”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理由。5. 社区矫正执法中队的设置社区矫正执法中队的设置应当根据当地情况有区别地进行。在辖区面积较小的城市地区，可以把辖区划分为不同的片区，每个片区设置一个社区矫正执法中队，依托片区内办公场所和设施条件等较好的司法所，进行社区矫正执法中队建设。在辖区面积较大的县乡地区，首先应当做好县城所在地区的社区矫正执法中队的建设。根据在不少地区的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在这类地区中，县城所在的地区（通常称为“城关镇”）往往社区矫正对象数量最多，社区矫正工作量最大，需要集中相当一部分人、财、物力做好这个地区的社区矫正执法中队的建设工作。在一些地方，把这个地区的社区矫正执法中队称为“直属中队”，通常配备了较多的人力、较好的设施等条件。这个社区矫正执法中队的建设，可以根据当地条件按照不同方式进行，既可以直接依托社区矫正执法大队进行，也可以依托辖区内办公场所和其他设施条件较好的司法所进行。同时，可以根据县域内其他区域的人口分布、社区矫正工作量大小、交通便利条件等，设立几个社区矫正执法中队。应当打破乡镇管辖区域的限制，不必在每个乡镇建设社区矫正执法中队，而由每个社区矫正执法中队负责周围几个乡镇的社区矫正工作。这类社区矫正执法中队应当依托那些办公场所和其他设施条件较好的司法所进行建设，以便能够较好地共享办公场所和其他设施，不仅以最小的成本建成社区矫正执法中队，也以较小的代价维持社区矫正执法中队的日常运行。（三）委托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机制社区矫正法第9条第二款规定，“司法所根据社区矫正机构的委托，承担社区矫正相关工作。”本款规定确立了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机制，即根据“委托”开展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本款规定的机制，应当包括下列四个方面：1.委托机构委托机构是指有权委托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从社区矫正法的立法精神、相关文件的规定以及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来看，这类委托机构应当包括两个，即社区矫正管理局和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具体而言，在行政管理方面，由社区矫正管理局委托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管理局在委托的过程中，要表达清楚人事管理、委托经费等方面的内容。在具体工作方面，由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委托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在委托的过程中，要表达清楚具体让司法所承担哪些方面的社区矫正工作，以什么方式承担这些工作，包括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司法所与社区矫正执法中队的关系等内容。2.委托方式这里说讲的“委托方式”是指委托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形式。在委托的具体操作方式上，社区矫正管理局和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可以在协调之后一起进行，共同委托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管理局和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不一定分开进行委托，不需要为此各自单独行文，而是可以由两个机构联合下文进行委托，在一份委托文件中包括所有委托机制方面的内容，委托文件由两个机构共同盖章后下发。同时，为了充分做好委托工作，使双方做到权责明确，可以采用签署协议的方式进行。即在委托的过程中，不仅要通过发文件的方式布置所委托的工作，也要把文件中规定的内容细化为包含权利义务关系的工作协议，由委托方的代表和被委托方的代表签字，经过这个程序后委托关系才开始生效。为了增强委托的效果，建议注意两个方面：第一，定期进行委托活动。为了促使委托方和被委托方双方明确所委托的工作内容，重视所委托的工作事项，从而促进被委托方做好所委托的社区矫正工作，建议每年都要进行签署委托协议的活动。第二，协议包含奖罚内容。在委托协议中，应当包含奖优罚劣的具体内容，对于工作业绩突出的被委托方，在年终总结时，实行奖励；对于未认真从事所委托工作的被委托方，在年终总结时，实行处罚。3.委托机制这里所讲的“委托机制”是指委托方与被委托方的相互利益关系。作为“委托方”的社区矫正管理局和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不能仅仅通过发文件、下命令、打招呼的方式进行委托，在委托的过程中还必须处理好利益关系，使司法所既履行义务，也享有权利，做到基本的互惠。作为“被委托方”的司法所，不可能仅仅承担社区矫正工作，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委托方应当关注这些方面的正常要求和需要，在进行委托的过程中，要在委托关系和委托协议中恰当地体现相互利益关系。在委托机制方面，除了通过在人事管理中重点提拔那些工作业绩突出的司法所所长等工作人员之外，在常规的委托关系中，还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提供合理经费。委托方要根据被委托方工作量的大小给其提供合理的社区矫正经费。工作量的大小既包括所管理的社区矫正对象的数量多少，也包括开展日常社区矫正工作所要付出的劳动的情况。例如，在城区中，由于区域面积较小，交通条件便利，半天之内可以与多名社区矫正对象见面、谈话，而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自然条件艰苦、交通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与一名社区矫正对象见面可能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因此，在确定所提供的经费数额时，不能仅仅考虑辖区内社区矫正对象的数量，还要考虑开展具体工作的难易程度等情况，确定较为合理的经费数额。（2）实行奖优罚劣。要规定对于被委托方的奖优罚劣内容，重视通过这种机制，督促被委托方尽职尽责，认真做好所委托的各项工作。4.工作内容工作内容是指司法所根据委托从事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方面。司法所除了履行司法部2009年11月26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中规定的其他八项职能，做好当地乡镇街道委托的工作之外，也要协助进行下列社区矫正工作：（1）协助开展调查评估工作。司法所应当根据其熟悉当地情况的有利条件，协助社区矫正执法中队做好缓刑前调查评估工作和假释前调查评估工作。（2）协助开展监督管理工作。司法所应当利用其点多面广、熟悉周围情况的有利条件，协助社区矫正执法中队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入矫、解矫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3）协助开展帮困扶助工作。司法所应当利用既了解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也熟悉当地的社会情况和可用资源的便利条件，协助社区矫正执法中队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帮困扶助工作。（4）协助进行社区矫正管理局和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委托的其他工作。 [①] 2018年10月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后，该条的序号变为刑事诉讼法第269条，不过，内容没有任何变化。[②]县级“社区矫正机构”对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是最需要认真研究和科学建设的。因此，本文探讨这类社区矫正机构及其相关问题。[③]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编：《全国司法所工作会议文件资料汇编（2018）》，法律出版社2018年11月印制，第167页。[④] 2014年1月，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司法局编印了将近400页的《天台县社区矫正规范手册》，其中有多项关于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和中队的规章制度。[⑤]刘强、郭琪：《基层社区矫正机构设置创新研究：以浙江天台县的改革为视角》，《犯罪与改造研究》2015年第2期，第59-64页。吴宗宪：《我国社区矫正基层执法机构的问题及改革建议》，《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121页。

社区矫正机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