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宣传网

本网来源：西刑漫记 <img alt="" src="/upload/2024-11-21/43d6d5eaaa7a3b46/1075d229a67a714d.jpg" style="max-width:100%;border:0" /> 作者简介：冯卫国，教授，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文章原载：本文原载于《人民法治》2020年第02期；本文注释已略，建议阅读全文。        社区矫正法蕴含着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相平衡、促进罪犯再社会化等现代立法理念，在规范执法程序、推动社会参与、倡导科学矫正、发展信息治理等方面，都有立法上的突破与创新。        社区矫正是将罪犯置于社区环境并依靠社会资源教育矫正罪犯的刑事执行制度。自2003年以来，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历经局部试点、全国试行到全面推进等阶段，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刑事司法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亮点之一。但长期以来，社区矫正工作主要靠司法性文件指引和推动，立法滞后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因素。2019年12月28日，首部社区矫正法的正式出台，彻底解决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社区矫正法不仅蕴含着先进的现代立法理念，而且在制度设计方面具有诸多突破与创新，对于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法治化、科学化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追求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        社区矫正法同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一起，构成我国刑事法律的主干。现代刑事法律在承担惩治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的使命同时，也担负着保障人权的责任。而刑事领域的人权保障，集中体现为对犯罪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赋予犯罪人何种法律地位、其对犯罪人权利保护的状况和程度，是衡量该国社会文明与民主法治发达程度的重要尺度。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必然具有一定的惩罚属性，亦即通过一定的监督管理措施，对矫正对象的某些权利施加一定程度的剥夺或限制。在依法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管的前提下，必须关注其权利保障问题。        同监狱在押罪犯相比，社区矫正对象不与社会隔离，受到的惩罚力度相对较小，但毕竟属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群体，其权利在实践中容易受到侵犯或者不当限制。社区矫正法充分体现了追求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动态平衡的立法主旨，在强调严格执法、有效监管的同时，十分注重对矫正对象的权利保障。社区矫正法第4条规定：“社区矫正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社区矫正对象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侵犯，在就业、就学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该法第34条进一步规定：“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应当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社区矫正的措施和方法应当避免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非依法律规定，不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该法还规定了矫正对象在权益受侵害后的救济途径。社区矫正法第五章对生活、就业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的矫正对象设置了一系列帮扶措施，涉及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心理辅导、申请社会救助、参加社会保险、获得法律援助等，从而拓展了对矫正对象的权利保障范围。此外，社区矫正法第七章专章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了特别规定，这是立法的一大亮点。未成年犯罪人在身心特点、致罪原因等方面，都同成年犯罪人有所不同，立法进行专门规定，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权益，取得更好的教育矫正效果。        以促进罪犯再社会化为基本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犯罪就是犯罪人社会化缺陷的产物。为了弥补犯罪人在原来社会化过程中的缺陷，国家通过发挥刑罚措施的矫治功能和教化作用，使其改过迁善，再度适应社会。这就是现代刑事政策意义上的再社会化理念。再社会化理念作为体现人本精神和时代价值的刑法思潮，对当代各国刑事法律的制定和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社区矫正的兴起，就是因为其本身蕴含着鲜明的再社会化导向，对于消除或缓解监狱行刑的诸多负面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促进罪犯再社会化，是贯通社区矫正法全篇的基本理念。该法总则第1条和第3条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立法宗旨之一，就是“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帮助其成为守法公民”。在立法的许多具体制度设计中，都贯穿了再社会化理念，将培养健康人格、健全公民作为制度运行的基础目标。如第36条规定，社区矫正机构根据需要，对矫正对象进行法治、道德等教育，增强其法治观念，提高其道德素质和悔罪意识。再如第42条关于公益活动的规定中，明确社区矫正机构组织公益活动，应考虑矫正对象的个人特长，且公益活动的目的在于“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当然，立法关于公益活动的规定仅仅是原则性规定，其适用的具体对象、条件、程序、劳动时限、奖惩措施等，需要出台细则性规定予以规范；同时，关于公益活动的性质是否具有强制性，是否有必要设立类似国外的社区服务刑等，目前尚存在争议，有待于理论上的澄清和相关立法的明确。        规范执法程序        社区矫正是人性化的罪犯矫正方式，但在缺乏严格法律规制的情形下，这一制度很可能被人钻空子，成为一些具有特殊关系或背景的人逍遥法外或避重就轻的保护伞；或者由于执法人员不尽责或滥用权力，导致矫正对象脱管漏管或权利受侵等现象的发生。作为一种刑事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顺畅运作有赖健全的程序加以规范和保障。虽然以往一些有关社区矫正的司法文件有相应的程序性规定，但这些规定不仅层级低，且内容远不够完备，在社区矫正法的制定中，立法者对有关的程序性问题予以特别关注。        社区矫正法明确了社区矫正相关机构及人员的职责，细化了社区矫正从决定、接收、监督管理到解除和终止的条件和程序，规定了相关人员违法违纪的法律责任以及检察机关的监督责任。这对于捍卫刑事法治的法治和公正原则，推动社区矫正在阳光下进行，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注意是，社区矫正法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人民法院拟撤销缓刑、假释的，应当听取社区矫正对象的申辩及其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在涉及矫正对象重大利益的事项上采取听证的做法，赋予其申辩和接受法律帮助的权利，这是程序公正原则在刑事执行领域的具体展开，也是刑事法治的显著进步。        推动社会参与        社区矫正不仅仅是把罪犯放在社区进行矫正，更重要的是依靠社区进行矫正。社区力量的参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区矫正的效果。因此，完善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系统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社区矫正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矫正工作开展16年来取得的巨大成效，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社会各界的密切配合。但也有一些地方存在社会参与不足的问题，制约着社区矫正的质量和效果。        社区矫正法在发掘社会资源、推动社会参与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着墨甚多。如总则中规定了专门机关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在第二章第13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依法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同时，对社会工作者、居委会与村委会、矫正对象的监护人与家庭成员、相关单位的职责与定位予以明确。在监督管理、教育帮扶等章节中，又对社会参与的具体内容及相关激励措施等作了规定。其中，立法第40条确立的引导政府购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的做法，是值得关注的机制创新。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一些地方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积极吸引社会组织进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上海的 “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北京的“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等，都在全国享有盛誉。此次以立法形式将实践中的有益做法予以确认，将进一步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化、社会化。        倡导科学矫正        社区矫正在本质上是改造人的工作，而改造的对象是犯有罪错的特殊对象，这一工作无疑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在确保有效监管的前提下，提高教育矫正的质量，促进矫正对象的思想转化、人格完善，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心，也是难点。        由于社区矫正对象的人格状况、犯罪原因及改造需要各有不同，应当促进教育矫正方式的个别化，根据不同人员的具体情况，适用有针对性的管理和矫正手段，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矫正效果。对此，社区矫正法第3条规定了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的原则。第36条进一步指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应当根据其个体特征、日常表现等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其工作和生活情况，因人施教。在教育矫正的内容和手段上，立法涵盖了法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辅导、职业技能培训、社会关系改善等方面的内容，并对社区矫正的队伍建设和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等提出了要求，这有利于促进教育矫正的精细化、专业化、科学化水平，提升矫正效能。        发展信息治理        当前，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由此，信息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犯罪治理的重要内容。信息网络技术的运用，对社区矫正的发展具有极大推动作用。在2014年“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加强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健全完善全国社区服刑人员数据库，建立社区矫正信息平台，与有关部门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推动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网上监管、网上教育、网上服务帮扶。社区矫正法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社区矫正机构提高信息化水平，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社区矫正工作相关部门之间依法进行信息共享。”这标志着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纳入国家立法层面。        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管。多年以前，我国一些地方就探索了利用“手机定位监管系统”监督矫正对象的做法。近年来，还有的地方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矫正对象的活动轨迹进行监控。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存在各地做法不统一的问题，也潜藏着因滥用而侵犯矫正对象权利的风险。社区矫正法第29条对电子定位措施进行了具体规制，涉及适用范围、审批程序、使用期限、信息保密义务等内容，这是立法取得的重大进展和突破。电子定位措施的使用，有助于提高监管效能，更好地防止矫正对象脱管漏管；而对其适用的犯罪、程序等加以规范，则有助于避免因不当使用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论文选摘 | 冯卫国：社区矫正法的价值蕴含与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