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宣传网

本网湖北讯（宜昌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王豹） 摘要：社区矫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当前，以乡镇、街道司法所为核心的属地管理模式，在基层实践中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本文以湖北省宜昌市为例，深入剖析了社区矫正“属地管理”模式下，因区域发展不均导致的“冷热不均”、司法所不堪重负、专业队伍建设滞后、部分功能区域机构设置不全等现实困境。文章认为，在交通物流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传统的地理属地管理逻辑已难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要求，并且还加重了社会管理成本。为此，本文提出应以“专业”为核心，以“数据”为驱动，探索构建“县域统筹、专业为主、智慧赋能”的社区矫正工作新路径，从而破解“属地之困”，迈向“专业之维”，为推动社区矫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关键词： 社区矫正；属地管理；司法所；专业化；宜昌市        自2003年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以来，这项将罪犯置于社区内进行教育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已成为我国刑罚执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规定，司法所承担着社区矫正日常工作。这一制度设计，初衷是利用基层政权“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实现对矫正对象的有效监管和帮扶。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交通、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这一以地理区划为根基的“属地管理”模式，在实践中是否依然是最优解？其在宜昌市这样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运行效果如何？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一、现实图景：宜昌市社区矫正“属地管理”的实践困境        宜昌市作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下辖13个县市区，既有高楼林立的中心城区，也有地处偏远的山区乡镇。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社区矫正“属地管理”模式的矛盾尤为突出。        （一）矫正对象分布“冷热不均”，属地管理资源错配。社区矫正对象的数量与分布，往往与区域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宜昌市，西陵区、伍家岗区等中心城区的司法所，可能需要同时管理数十名甚至上百名矫正对象，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巨大。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等偏远山区的司法所，可能全年仅有寥寥数名矫正对象。        这种“冷热不均”的现象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配。中心城区司法所“人少案多”，工作人员疲于应付日常报到、走访、信息化核查等基础性监管工作，难以投入精力开展深度的心理矫治、技能培训和社会关系修复。而偏远地区司法所则“人多案少”，专业人员和设备长期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属地管理原则将人“钉”在固定的地理单元内，无法实现跨区域的资源动态调配，其弊端在当前交通物流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愈发明显。        （二）司法所“小马拉大车”，专业属性被稀释。司法所作为基层司法行政单位，承担着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法治宣传、安置帮教等专业职能。社区矫正只是其工作的一部分，但却是风险最高、责任最重、专业性最强的一项。在宜昌市部分乡镇司法所，往往只有1-2名正式编制人员，却要管理数十名矫正对象，同时还要处理其他繁杂的基层事务。        这种“小马拉大车”的局面带来了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工作量的激增与精力分散，工作人员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社区矫正工作往往只能停留在“管得住”的层面，难以达到“矫得好”的专业要求。二是专业性的消解，司法所工作人员多为法律或行政背景，缺乏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面对有心理障碍、成瘾问题或家庭矛盾的矫正对象，他们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导致矫正措施“一刀切”，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执法权威的弱化，司法所身处基层，与乡镇、街道政府关系密切，其执法独立性容易受到地方人情、行政干预等因素影响，难以树立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专业队伍建设滞后，规范化管理举步维艰。社区矫正本质上是一项专业的刑罚执行工作，需要一支具备法律素养、心理矫治技能、社会调查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的专业队伍。然而，在“属地管理”框架下，专业队伍建设面临诸多障碍。        首先，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基层司法所待遇偏低、职业发展空间有限，难以吸引和留住高水平的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专业人才。即便引进，也往往因工作环境艰苦、专业价值难以实现而流失。其次，培训体系不健全。目前的培训多以短期、零散的政策法规学习为主，缺乏系统化、常态化的专业技能训练。工作人员难以获得持续的专业成长，导致整体队伍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最后，规范化管理难以落地。由于各司法所人员配置、专业能力、资源禀赋差异巨大，上级社区矫正机构很难制定并推行一套统一、精细的标准化工作流程。评估、分类、教育、考核等关键环节，在不同地区可能执行标准迥异，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质量和公平性。 二、理论反思：交通物流发达背景下“属地管理”的意义消解        传统的“属地管理”逻辑，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交通不便的基础上。然而，在宜昌市这样一个“县县通高速、村村通硬化路”的地区，加之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这一逻辑的根基已经动摇。        （一）地理距离不再是障碍：过去，将矫正对象交由户籍地或居住地司法所管理，是考虑到便于“面对面”监管。如今，借助手机定位、电子腕带、视频通话等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对矫正对象的24小时精准、实时监管。工作人员驱车一两个小时即可横跨多个乡镇，地理距离已不再是决定管理效率的主要因素。        （二）信息壁垒正在被打破：过去，跨区域信息传递成本高、效率低。现在，通过统一的社区矫正管理平台，可以实现对全市矫正对象信息的即时共享和协同管理。一个矫正对象从A区搬到B区，其档案、风险评估、矫正方案可以瞬间同步，无缝衔接。        （三）“属地”优势正在转化为“属地”劣势：“人熟、地熟”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情案”、“关系案”的风险。在一些熟人社会特征明显的乡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可能碍于情面，对一些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削弱了法律的刚性。相比之下，由一个相对超脱的、跨区域的专门机构来管理，反而更能保证执法的公正性。        因此，当物理空间的阻隔被技术抹平，当信息传递的鸿沟被数据填平，继续固守僵化的地理属地管理，不仅无益于提升工作效率，反而成为制约专业化发展的桎梏。 三、路径重构：构建“县域统筹、专业为主、智慧赋能”的新模式        破解宜昌市社区矫正的“属地之困”，必须跳出传统思维定式，以专业化为导向，以智慧化手段为支撑，对现有模式进行系统性重构。        （一）推动管理重心上移，实行“县域统筹”。建议以县（市、区）为单位，成立实体化的社区矫正执法大队或中心，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责任主体。该中心由县（市、区）司法局垂直管理，整合辖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统一负责全县社区矫正对象的接收、评估、分配、监管和奖惩。        司法所的角色（退出社区矫正执法工作也是一种选择）则从“执行主体”转变为“协助单元”，主要负责日常信息收集、情况反馈、协助走访等辅助性工作，并利用其基层优势，为矫正对象链接社区资源，提供帮扶支持。这样既能减轻司法所的负担，又能实现全县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执法标准统一。        （二）打造专业核心团队，实现“专业为主”。在县（市、区）社区矫正中心内部，按照“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的原则，组建若干专业团队，如：执法监管队，由具备法律背景和执法经验的人员组成，负责调查评估、日常考核、提请治安管理处罚和收监执行等刚性执法工作，确保刑罚执行的严肃性；教育矫正队，引入或培养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职业规划师等专业人才，负责对矫正对象进行心理测评、心理疏导、认知行为疗法、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等核心矫正工作；应急处突队，负责处理矫正对象脱管失控、再犯罪风险等突发事件，并与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        通过专业分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从根本上提升社区矫正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深化科技应用，强化“智慧赋能”。充分利用宜昌市作为“智慧城市”试点的基础，深化一体化矫正平台的应用。一是开展精准监管，运用大数据分析，对矫正对象的行动轨迹、消费习惯、社交网络等进行综合研判，自动识别高风险行为，实现从“人防”到“技防+智防”的转变。二是进行智能评估，开发智能化的风险评估和需求评估工具，为每名矫正对象“画像”，自动生成个性化的矫正方案，并动态调整。三是储备线上教育，建立线上“云端课堂”，提供法律、道德、心理、技能等系列课程，矫正对象可随时随地学习，解决集中教育难组织、效果差的问题。四是加强远程协同，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实现县中心与司法所、社工机构、心理咨询师之间的远程会商和协同工作，打破空间限制，提升响应速度。 结论        社区矫正工作从“属地管理”走向“专业统筹”，并非对基层作用的否定，而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治理模式的优化与升级。以宜昌市的实践来看，固守传统的属地管理模式，已难以应对矫正对象数量增长、结构复杂化、矫正要求专业化的挑战。未来，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方向，必然是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通过构建专业化的工作体系和智慧化的管理平台，实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和矫正质量的全面提升。这不仅是对《社区矫正法》精神的深刻践行，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层刑罚执行领域的生动体现。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破解“属地之困”，让社区矫正工作在法治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属地之困”与“专业之维” 新时代社区矫正工作的宜昌实践与路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