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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4 年 03 月，因为转编辑中脚注转成了尾注，部分内容或与原文或少部分出入，引入阅读请参阅原文 摘要：经济贸易全球化带来的一大难题是犯罪问题的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各国，境外人员在本国犯罪逐渐成为一类严峻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境外人员犯罪数量呈增长之势，司法实践中存在部分境外罪犯被判处了管制、缓刑等情形，故而产生了对境外人员实行社区矫正的现实问题。我国《社区矫正法》在境外人员社区矫正方面仍存在立法空白，实践中也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指导，存在着决定机关观念有所偏差、矫正机构难以确定、矫正工作执行不畅等问题。提升社区矫正工作的分类矫正与个别化矫正效能，敦促在华犯罪的境外矫正对象早日复归社会，可以通过健全相关立法、纠偏司法观念、优化矫正方案等对策，完善境外人员社区矫正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全球化浪潮下，源源不断的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到中国大陆经商、留学、生活、探亲等。同时，20 世纪末香港与澳门的回归也大大促进了港、澳同胞前往内地生活的热情。根据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结果，居住在我国 31 个省份并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共有 1430695 人，其中居住时间在半年以上的有 1333694 人。在日常管理中，居留生活在我国的外国籍人、无国籍人，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居民都属于境外人员。随着久居我国境外人员的激增，在某些大城市的境外人员犯罪问题也开始凸显。可以预见的是，伴随我国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外国人犯罪问题将不再局限于大城市、沿海城市，而逐渐向中等城市、内陆城市扩张。        近年来，在刑事司法宽严相济政策和保障人权价值的影响下，许多罪行较轻的境外罪犯也得到了较为宽缓的刑罚处理，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部分非监禁刑罚的执行需要实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一种特殊的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措施，具有轻惩戒、重教化的目的性。同样，境外人员在中国犯罪后有可能会被判处管制、缓刑，或被采取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措施，进而有可能适用社区矫正。对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这一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关乎境外罪犯能否顺利地复归中国社会，也体现着中国社会对境外罪犯的包容程度。 一、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        （一）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现状        境外人员由于身份特殊，且原生活地、经常居住地在境外，而 “社区” 又是中国社会文化本土化的产物，二者似乎天然相互排斥，我国法律对此也未有规定，处于 “空白” 的状态。在经济高度全球化和文化大交融的现实下，我国法律虽然没有对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进行明确规定，但在对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方面具有一定的现行法基础。        第一，对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具有《刑法》基础。我国刑法实行以属地管辖为主，以属人管辖、保护管辖为补充的设定，因此，境外人员在我国境内犯罪，除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特殊情形以外，均适用中国刑法。此外，我国《刑法》第 4 条确立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境外人员中的外国籍人、无国籍人虽然不具有中国国籍，但只要其犯罪行为适用我国刑法，就自然适用我国的各种刑罚执行措施，包括对其适用社区矫正。        第二，对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具有《社区矫正法》基础。我国在 2019 年颁布了《社区矫正法》，此举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一项重大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社区矫正法》第 2 条第 1 款明确了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是被判处管制、缓刑和采取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措施的罪犯。同时，在《社区矫正法》中也再未对境外人员作出特别排除性规定。因此，只要犯罪的境外人员属于以上四类情形，均可以对其实行社区矫正。        第三，我国立法对我国台湾地区居民适用社区矫正作出了特别规定。为了维护因犯罪在大陆受审的台湾居民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 2016 年联合发布了《关于对因犯罪在大陆受审的台湾居民依法适用缓刑实行社区矫正有关问题的意见》，对台湾居民宣告缓刑的条件以及适用社区矫正问题作出了各种程序性规定。该意见第 11 条对在大陆受审的台湾地区居民可以适用社区矫正进行了明确，这表明，只要在大陆境内犯罪的台湾居民属于我国《社区矫正法》规定的四种情形，均可以适用该意见。此外，2019 年 3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若干措施》，其中第 7 条又强调了中国台湾地区居民在大陆受审拥有平等适用社区矫正的权利。此类司法文件对在华犯罪的台湾居民作出特别规定，在立法层面肯定了社区矫正制度可以将犯罪的台湾居民容纳进来，充分显示了我国对于台胞诉求的回应和对 “教育、感化、挽救” 方针的贯彻，也是对境外人员实行社区矫正的一大突破。依此精神，对符合社区矫正四类人员条件的中国香港居民和澳门居民，也可以在内地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而对于部分在我国久居、融入中国社会较好的外国籍人、无国籍人罪犯，除了国籍不同以外，他们与本国罪犯并无差别，在被判处缓刑管制或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后，也应当对其进行教育改造，赋予其复归中国社会的机会。        （二）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制度的主体现状        境外人员包括外国籍人、无国籍人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居民。这类人员毕竟原本不是内地或大陆本土社会的居民，在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别于内地和本土居民，因此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在对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时，需要充分考虑到一些现实性的问题。当前，在我国境内生活的境外人员中既包括大部分取得并持有合法证件手续而正常在华生活、工作、学习的境外人员，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法就业、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境外人员，即 “三非群体”。以广州为例，2015 至 2018 年查处的 “三非人员” 分别有 1732 人、1950 人、2210 人、2567 人。        对于那些在我国合法居留生活，甚至已经组建家庭的境外人员，社区矫正决定机关会结合其特殊身份和人身危险性进行考量，决定是否适用社区矫正。而对于 “三非人员”，由于这类人员没有合法身份，为了谋求自身生存，有时会铤而走险，触犯刑律，成为犯罪高发群体。对于 “三非群体” 的境外罪犯，社区群众往往比较排斥，作为社区矫正决定机关的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和公安机关在对 “三非群体” 判处管制、缓刑或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时常采取极为严格的标准，不轻易对其适用社区矫正。即使决定对其适用社区矫正，也会充分审查其未持合法手续入境的原因和在中国的家庭生活状况，同时反复考虑对其适用社区矫正可能对居住社区产生的影响，在决定适用上慎之又慎。        （三）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制度的效果现状        社区矫正制度的效用在于矫正教育，通过社会帮扶使得罪犯接受改造，最终回归社会。对于境外罪犯而言，欲实现良好的矫正效果就需要审查其矫正的现实性的有无和可行性的大小。矫正的现实性是指该罪犯是否还具有回归中国社会的可能，如果该罪犯只是在大陆短暂居留时犯罪，而且在华既无亲属，也无固定住所、固定工作收入，在中国执行刑罚完毕后可能就会离境，对这类境外罪犯就没有对其矫正的现实性。对于不具有矫正现实性的境外罪犯，如对其实行社区矫正，既起不到复归中国社会的效果，也是对国家财政资源的浪费。矫正的可行性是指境外罪犯在具备矫正现实性的基础的同时，客观上能够继续生活在中国，如在矫期间持有合法手续证件，并且能够回归家庭和社会生活，主观上具有接受改造、留华继续生活和奉献中国社会的意愿，即可认为具备相当程度的矫正可行性，可以对其实行社区矫正。实践中一些地方的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对部分具有矫正现实性和可行性的境外罪犯通过适用社区矫正，使得其受到改造、重新回归中国社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高度的国际评价。不过，也有部分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处理相关案件时完全不考虑境外罪犯的境外人员身份，对其矫正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关注不够，对缺乏矫正可行性的境外罪犯也一律交由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矫正，导致后续出现矫正脱管、漏管等现象，致使矫正效果不彰。 二、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社区矫正决定机关观念有所偏差        根据我国《社区矫正法》规定，社区矫正的前提条件是被判处管制、缓刑或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决定机关是作出相关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和决定批准的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但在实践中，境外人员犯罪案件数量毕竟占其工作业务的极少数，有关机关常因缺乏经验和规范指导而在观念上产生偏差，不能做出恰当的处理。首先，人民法院对于外国籍人案件，尤其是涉外刑事案件往往比较敏感，认为 “关乎外事无小事”，在量刑上较为谨慎，对外国籍人判处轻缓刑罚则更为保守慎重。而且，人民法院对境外人员往往缺乏了解渠道和途径，亦无法全面评估评测其个人品德和社会危害性，经常出现可以考虑适用缓刑而未予适用的情况。实践中部分法院甚至采取较为极端的做法，对犯罪的外国人予以严厉制裁，尤其是对某些外国人驱逐出境，以单独适用或附加适用驱逐出境来代替其他刑罚。其次，公安机关和监狱管理机关在对于服刑中的境外人员决定假释或监外执行则持有更多顾虑，认为对境外人员进行社区矫正不利于后续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二）社区矫正机构难以确定        关于社区矫正机构的确定，我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 12 条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应当核实社区矫正对象的居住地。社区矫正对象在多个地方居住的，可以确定经常居住地为执行地。没有居住地，居住地、经常居住地无法确定或者不适宜执行社区矫正的，应当根据有利于社区矫正对象接受矫正、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原则，确定社区矫正执行地。” 虽然以上条款明确了社区矫正机构以矫正对象的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为原则，但是境外罪犯毕竟不同于本国罪犯，没有所谓的户籍地，部分人员甚至也没有经常居住地，这时难以确定矫正对象应归属何地的社区矫正机构管辖，出现漏管的现象。以杭州市下城区发生的一例境外人员社区矫正漏管案为例，2016 年下城区法院曾对一名台湾籍被告人王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但因王某只是暂住其外祖母在杭州市江干区的一处廉租房，在中国境内又无稳定的居住地，当地司法行政机关认为其不符合在辖区内进行社区矫正的条件，导致王某在被判刑一年内都无单位接受其入矫。        （三）社区矫正工作执行不畅        境外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对象中属于特殊群体，应当在对所有矫正对象平等对待的基础上针对境外矫正对象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矫正的方案，实行个别化矫正。但实践中对境外社区矫正对象实行矫正中存在诸多困难，导致矫正工作开展不顺、矫正效果远低于预期。分析其具体成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一，前期调查评估不足。我国《社区矫正法》第 18 条规定了社区矫正决定机关适用社区矫正前的调查评估程序，这里立法上采取 “可以” 的用语，将是否启动调查评估程序的权力赋予了决定机关。在社区矫正前开展的调查评估包含着多重考量：其一是事先考察矫正对象的性格品德、生活习惯、家庭工作情况等，评估其是否具备矫正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其二是评估对该对象实行矫正对社区有无重大不良影响，体现了对社区内其他居民权益的维护。在实践中，由于客观上缺乏有效衔接通道，加之矫正决定机关观念上的缺失，部分决定机关对待境外矫正对象也同普通矫正对象一样处理，不重视审前的调查评估，直接通知社区矫正机构接受矫正对象。而社区矫正机构由于缺乏事前的考察评估，准备不足，即使勉强接收，也难以在短期制定及实施科学合理的矫正方案，而将境外人员置于普通矫正对象中进行管教，导致对矫正对象起不到因 “人” 而矫的效果。        第二，语言沟通上存在障碍。境外矫正对象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可以说社区矫正机构对其开展矫正工作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沟通问题。对于港、澳、台籍的矫正对象多可以使用汉语沟通，沟通基本上不存在较大问题。但是外籍矫正对象既有来自欧洲、美洲国家，也有来自亚洲、非洲国家等情况，而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较为固定，难以配备掌握各种外语沟通能力的人。实践中有部分做法是以邀请或聘请的方式吸收社会力量，例如专业持证翻译人员、教师、外商等，参与社区矫正的翻译工作。这种做法充分利用了社会力量参与矫正，但在操作上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其一是总体上翻译人员依然匮乏，尤其是涉及小语种翻译沟通时，难以在短期内招募到志愿者。其二是社区矫正需要定期开展监督管理、教育帮扶工作，并且需要事前传达到位，这样一方面招募而来的志愿者难免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当前对这类人员缺乏一定的经费保障体制也致使招募工作不顺。        第三，文化与价值观存在隔阂。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境外矫正对象具有其生活的独特文化背景，这类人员到华后，对中国文化与价值观感到 “水土不服” 的情况在所难免，甚至有些外国籍人正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法律的认知才会构成犯罪。社区矫正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矫正对象在法治观念上进行教化、开展普法教育。若矫正对象在违法性认识、合法守法精神上没有得到纠正，就会放大其再犯罪的可能。部分境外社区矫正对象在解矫后仍出现再犯罪，就是因为矫正工作没有实施到位。因此，在矫正工作中若只注重对境外矫正对象进行监管，而不注意中外文化上的差异去施教，在矫正对象内心是树立不起来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和认同感的，也难以实现矫正的教化效用。        第四，亲情和友情帮教欠缺。近年来，许多来华的境外人员开始在中国组建家庭，或是原本来华就是为了投奔亲属，但是在中国境内并无本国亲友的境外人员也不计其数。我国《社区矫正法》也规定了社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家庭成员具有协助矫正教育的义务。对本国籍的社区矫正对象而言，家庭成员的规劝和亲情帮教往往能够唤醒其悔过之心，将社区矫正视为对自己的宽大处理而自愿接受改造，积极遵守规定，按期解矫回归社会。而对于在华没有亲友的境外矫正对象而言，在亲情帮教上往往存在固有的欠缺，就不易使其对社区产生归属感，甚至还有可能产生排斥情绪。 三、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制度的解决对策        针对境外人员实行社区矫正存在的上述问题并分析其症结所在，要积极寻求完善之策，需要在立法的改进、有关机关观念上的转变和优化矫正方案的践行多方面入手。        （一）立法上增设对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的规定        《社区矫正法》于 2019 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这一法律的颁布使得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一举摆脱了十几年来无法可依的窘境，完善了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 2020 年进一步颁布了《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与《社区矫正法》相配套，对各机关职责和矫正工作作出了更为细化的规定。同时，对台籍人员专门出台了《关于对因犯罪在大陆受审的台湾居民依法适用缓刑实行社区矫正有关问题的意见》，为开展境外人员的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多个省份的司法机关也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陆续制定了各省的社区矫正实施细则，部分省份对境外人员的社区矫正作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积极探索，例如对境外人员的调查评估和接受程序等方面设定规范。但是就整体而言，我国当前的立法对境外人员的社区矫正工作仍缺乏统一且有刚性的规范，因此笔者建议立法机关可以考虑在《社区矫正法》中增设专章，对境外人员的社区矫正进行特别规定。具体而言，至少应当明确以下内容：        第一，确定社区矫正机构。对于境外社区矫正对象，由于其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户籍地，有些矫正对象甚至没有固定居所，因此可以采取原则规定与补充规定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其应当归属何地的社区矫正机构。即原则上以该人员的经常居住地确定社区矫正机构，没有经常居所的，以该人员在华的证件登记地确定社区矫正机构；如果无法按照以上两种情况确定的，应当以犯罪地确定社区矫正机构。此外，如果境外矫正对象有工作单位、学校的，可以按工作单位、学校所在地确定矫正机构，以更好地针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管和帮教。        第二，将调查评估作为必要的前置程序。当前法律中对决定机关委托调查评估几乎全部采用了 “可以” 的用词，导致实践中决定机关对委托调查评估的意愿明显不高。对境外矫正对象这类特殊群体，如果决定机关不事先进行充分的调查评估，尤其是充分考察对其适用社区矫正的现实性和可行性，那么作出的决定就会有失公允。在这一方面，一些省份的社区矫正实施细则已经作出了开创性的规定。例如，《山东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和北京市《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中就明确了对于港澳台、外国籍或国籍不明的应当委托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评估。故笔者建议可以在具有更高法律效力的《社区矫正法》中明确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对于境外罪犯应当委托矫正机构或社会组织开展调查评估，将调查评估作为决定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前置程序。        （二）观念上理性看待对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        如上文中所提到，社区矫正决定机关有时在考虑对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时抱有顾虑，不轻易适用缓刑等宽缓刑罚，表现出对涉外案件的一种另类 “重视”。在中国加大对外开放的今天，在华的境外人员只会越来越多，犯罪现象也难以完全避免。对境外人员依法适用社区矫正，具备《刑法》和《社区矫正法》等现有法基础，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政策的涉外化和适用法律的一视同仁。因此，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应当适当克服原有的谨慎感和畏难情绪，秉持理性，重视那些符合适用社区矫正条件的境外罪犯，通过委托社区矫正机构或社会组织调查评估对境外罪犯尽可能去了解情况，尤其是要对境外人员社区矫正的现实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考察，依法决定适用社区矫正。        （三）优化境外人员社区矫正方案        《社区矫正法》明确了社区矫正机构对矫正对象应当采取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对不同种类的矫正对象则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在矫正工作中因人而矫。基于境外矫正对象与本国矫正对象在国籍、文化习俗、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在收到决定机关通知之时即着手制定个别化的合理矫正方案，在实施矫正工作中进行分类管理和教育。针对境外矫正对象制定和实施矫正方案中存在的具体障碍，可以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优化：        第一，以多层方案结合加强社会力量参与，解决语言沟通障碍。囿于客观条件，社区机构内部未必存在能够与境外矫正对象交流沟通的人员，故而社区矫正机构应当结合矫正对象的具体情况，充分吸收社会力量介入，积极招募志愿者，以丰富的社会资源为依托建立本社区的外语人才库，以多层方案结合解决语言问题。其一，对于已经有翻译人员或已经委托具有外语沟通能力的律师的矫正对象，应当允许其翻译人员或律师全程参与社区矫正，协助对矫正对象的翻译工作。其二，如果矫正对象在本社区有来自同一国家的亲友或是能够与之沟通交流的亲友，应当通知其亲友参与监管和帮教工作。其三，对于条件不足的矫正对象，社区矫正机构要广纳社会力量，招募能够担任翻译工作的志愿者。首先，可以建立与高校的紧密联系合作，招募高素质的外语专业教师和学生志愿者，积极参加社区矫正工作。其次，在必要时可以依《社区矫正法》规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购买翻译工作服务，全程参与境外人员的矫正工作，由本级政府对经费给予适当保障。        第二，以社区内外关怀填补亲情帮教缺陷。许多境外矫正对象已经在中国组建了家庭，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归属感，也有一部分境外矫正对象由于在华本无亲故或者亲属因签证到期回国等原因，在矫正工作中缺乏亲情的帮教，进而缺乏对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感。针对后者而言，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首先可以积极联络其所在单位或学校，共同开展管理和教育工作。其次，可以借助网络通信定期与国外的矫正对象家属进行远程沟通，以疏导其心理问题。在重要的中国节日或矫正对象所在国家节日到来之时，通过举办生活会、茶话会等方式，给予矫正对象充分的人文关怀，促使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到中国社会的温暖。        第三，重点开展法治和道德教化。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法治教育和道德文化教育是预防其再犯罪的关键。许多外国籍的矫正对象缺乏对中国法律的了解，只具有悔罪意识，但没有形成良好的守法意识，这样仍然会有再次触犯法律的危险。对境外矫正对象开展矫正工作时应当将法治教育放在第一顺位，对于矫正对象不理解的法律精神和法律规定，通过以案释法做出讲解，使其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其次，要加强对其进行道德文化的教育。可以通过讲座、传统节日活动等方式帮助矫正对象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社区服务、公益劳动等方式培养其道德素质；通过介绍中国的宗教政策正确引导宗教问题等，促使其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我国对外友好开放的环境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员来华，也势必会推动境外人员犯罪问题的扩大。应当指出的是，我国当前的社区矫正制度体系在对境外罪犯适用社区矫正、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方面存在一定的空白，且容易受到忽略。但同样无可非议的是，在全国各地的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大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走在了全国前列。如义乌市针对多年来本市境外社区矫正对象较多的情况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形成了独特的 “4+N” 的义乌模式：一名执法人员、一名司法所人员、一名辖区公安外管员、一名翻译人员组成 “4”，“N” 可以包括亲属、朋友、出租房房东等，得到了司法部、外交部的充分肯定，值得进一步推广学习。在理论界，对境外人员的犯罪问题已经产出了不少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境外人员的社区矫正的研究和著作成果依然比较匮乏。不过可喜的是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发表了一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文章。        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体系的完善，对于境外人员这一特殊群体也要给予必要的关注，为其立章定制，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希望境外人员社区矫正机制的完善，一方面能够教化境外罪犯，预防其再犯罪，早日复归中国社会，更好地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分类管理和个性化矫正；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我国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贯彻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涉外化，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境外人员社区矫正机制，推动涉外法治工作布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八号）—— 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情况》，2021 年 5 月 11 日发布。 [2] 《刑事诉讼法》第 269 条：“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 [3] 《关于对因犯罪在大陆受审的台湾居民依法适用缓刑实行社区矫正有关问题的意见》（法发〔2016〕33 号）第 11 条：“对因犯罪在大陆受审、执行刑罚的台湾居民判处管制、裁定假释、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实行社区矫正的，可以参照适用本意见的有关规定。”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若干措施》（法发〔2019〕9 号）第 7 条：“对因犯罪受审或者执行刑罚的台湾居民，应当依法平等适用缓刑、判处管制、裁定假释、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实行社区矫正。” [5] 李卓聪。外籍犯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 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86-98. [6] 陈山，张晓菲。在华外国人犯罪之社区矫正问题与对策 [J]. 宜宾学院学报，2018（11）：10-15，34. [7] 智汇社矫。讲述外国人社区矫正的故事：《我在中国社区矫正的日子》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EB/OL].（2018-11-14） [8] 杭州检察。下城检察依法监督首例境外人员社区矫正漏管案 [EB/OL]. [9] 司法部。三名在义乌的境外社区矫正人员讲述：我在中国服刑的日子 [EB/OL]. [10] 连春亮.《社区矫正法》出台的意义与特点 [J]. 犯罪与改造研究，2020（6）：19-24. [11] 社区矫正工作。浙江义乌：多元机制提升境外社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工作实效 [EB/OL]. [12] 《社区矫正法》第 18 条：“社区矫正决定机关根据需要，可以委托社区矫正机构或者有关社会组织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社会危险性和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进行调查评估，提出意见，供决定社区矫正时参考。”

姜保忠 苏权|境外人员适用社区矫正制度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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