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宣传网

来源：武进区司法局网近两年来，我局以 “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不断提升执法规范性，强化细化工作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9年来我区共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3919人，解除矫正3150人，其中获减刑的有3人，重新犯罪率始终控制在较低水平。目前在册社区服刑人员有769人。2011年，我局被省厅评为全省社区矫正工作先进集体。原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司法部部长吴爱英视察我局社区矫正工作时均给予了高度肯定。但从我区社区矫正试点以来，特别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以来，我局经过实践操作，发现一些问题由于缺乏顶层科学设计，逐步暴露出来，亟需立法加以明确。一是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不强，制约工作发展。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矫正范围不断扩大，社区矫正对象逐年增加，据统计，我区社区矫正对象从2005年的304人已增加到目前769人。另一方面矫正工作力量并没有相应的增长，目前基层司法所执法人员不足、社区矫正工作者专职不专的现象较为普遍。我区17个司法所（办）中专职执法人员仅有1人，其他都为司法所长兼任，有两个司法所（办）没有政法专编人员从事矫正工作。司法所42名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中真正专职的仅有25人，兼职17人。为此，我局根据苏办发〔2011〕53号关于加强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和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的要求，提请区委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区司法行政工作的意见》，单独设置社区矫正工作专门管理机构，要求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与社区服刑人员落实1：15的配备比例，同时还积极争取区领导到乡镇调研督促落实。通过以上措施基层工作力量有所加强，但仍然不能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二是人员性质、装备使用受到限制，不具有刑事执法活动的威严性。社区矫正职能是自2005年从公安部门移转到司法行政部门的，当时只是进行了职能移转，人员、装备、经费都没有相应移转，而社区矫正又是严肃的刑事执法活动，司法行政部门缺乏必要的人员装备配备。如没有司法警察编制，没有相应装备，在开展执法活动无权使用警械，执法人员无权着警服，辅助人员也无制式服装，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同时在经费使用上受到中央“八项规定”的限制，对在执法活动中社区矫正工作者一些合理的交通补贴、电话补贴都无法补助，再加上社区矫正工作者本身待遇偏低，大多年收入只有3万元左右，同时该项工作风险又较大，造成一线队伍不稳，积极性受挫。三是在管理服务中缺乏强制措施，执法震慑力不足。《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称“两办法”）虽然赋予了司法行政机关调查评估、教育管理和收监执行等权利，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监管措施，涉及需采取强制措施的工作往往需要公、检、法的配合，司法行政机关没有独立、完整的执法权。处罚条件过于宽松（三次警告仍不改正才可撤销缓刑收监执行），警告处罚之间缺乏层级梯度。处罚后的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存在滥用监管措施或失职渎职的可能性。一些社区服刑人员往往对警告不以为然，矫正机构工作人员应对存在很大困难。四是社区服刑人员范围过于宽泛，缺乏限制准入设定。目前，社区服刑人员范围为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四类人员，仅规定累犯不适用社区矫正，界定过于宽泛，准入条件过于宽松，县级司法行政部门虽在准入时有调查评估的程序，但决定权在法院，也不能起到应有的限制准入作用（如去年我区就有3名经调查评估我局认为不适宜采用非监禁刑的人员仍进入矫正）。这就使一些不适合社区服刑的罪犯流入到社会，给社会稳定造成隐患。实践证明，吸毒、赌博、暴力恶性罪犯以及虽非累犯但有多次违法犯罪经历的罪犯，重新违法犯罪可能性极大。如2013年，我区787名社区服刑人员中一次以上违法犯罪经历人员有36名，赌博、聚众斗殴人员204名，涉黑、涉邪教犯罪人员55名。我局将这些人员列为重点人员，花了很大的人力、精力、物力进行监管，才基本使这部分人员不发生重新违法犯罪。但此类人员数量今后将逐渐增加，矫正机构压力越来越大，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也难以预料。五是对外地籍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准入没有具体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固定住所、稳定生活来源的认定标准各地掌握不一。一些地方人为设置准入壁垒（比如外地籍社区服刑人员接收率2‰），互相推诿，可能造成脱管、漏管。对于劳力输入区来说，接收管理空间有限，往往流入多，流出少，形成“逆差”，无法承载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员流入。在管的外地籍人员占总矫正人数的比重也很大，管理难度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2013年至今，申请转入我区的外地籍社区服刑人员83人，我区同意转入的60人，我区申请转出8人，外地司法局同意转入的4人。我区实际在管的外地籍社区服刑人员121人，占总矫正人数的16%。以上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工作的正常规范开展。为此，我局提出如下建议：一是理顺管理关系，科学设置机构人员，提升执法严肃性。建议统一管理体制，建立执法人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三个层次的矫正工作队伍。其中，需解决一定的警察编制，将执法人员分为“矫正官”和矫正警察（参照法院管理模式，矫正官专司监管审批、指导社会工作者管理教育的职能，矫正警察负责采取强制措施、收押、投监等工作，社会工作者在矫正官指导下开展教育帮扶工作），另按比例配备矫正社会工作者，积极吸纳志愿者。或者由矫正警察任执法人员，在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协助下开展工作（参照公安管理模式）。二是设定强制措施，赋予执法人员独立完整的执法权，增强执法威慑力。建议设定拘传、短期约束居住等强制措施，允许执法人员在开展抓捕、收押、投监等工作时可以使用必要的警械、警车等。在警告处罚中设置警告、严重警告，两次警告仍不改正即可收监。明确处罚后所受的具体处遇，如受到警告后不得请假外出、学习教育和社区服务时间每月不少于10小时，受严重警告后不得请假外出、学习教育和社区服务时间每月不少于12小时等等。三是规范经费装备使用，加大执法保障。建议规定各级政府将人员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统一纳入省财政，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按年度及时进行调整。由省级政府出台配套文件确定工作经费标准和使用范围，建立与监管水平、工作力度、地方配套等相一致的专项奖励资金考核与发放机制。四是科学设定社区服刑人员范围，提高执法社会效果。社区服刑人员范围应严格限定为：1、经矫正机构调查评估，法院依法判决，确定有罪的人员，也就是已决犯。取保候审人员、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人员、社区戒毒人员不应由矫正机构管理。2、不致危害社会。犯罪情节轻微不致危害社会或本人不再具备危害社会能力，如因疾病丧失行动能力等。吸毒、累犯、有一次以上违法犯罪经历人员、自残逃避制裁人员、涉黑等暴力恶性犯罪和重新犯罪风险较大的人员不适用矫正。3、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4、具备社区监管环境。社区同意接纳才可矫正。5、刑罚应属于自由刑，具有可执行性。包括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资格刑（如剥夺政治权利）罪犯不应包括在社区服刑人员范围之内。五是明确细化居住地标准，增强执法可操作性。建议有自有房产或同住的成年直系亲属有自有房产，且罪犯有合法工作或同住的成年直系亲属提供其生活来源、社区同意接收才能视为符合居住地矫正条件。

对《社区矫正法》立法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