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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武进新闻 &nbsp;作者：常州市武进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缪燕青&nbsp; 摘要：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处在探索完善阶段，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体系虽初步形成，但是无论是在矫正制度、矫正程序、矫正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本文从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基层社区矫正工作实践操作入手，尝试探索优化完善我国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制度的一些途径。 &nbsp; 关键词：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优化完善 &nbsp; 引言 &nbsp; 对未成年罪犯实行社区矫正，是世界各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一个发展趋势。对未成年罪犯进行社区矫正，能够较好地克服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监禁刑罚的弊端，同时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有利于完成对未成年犯的再社会化改造。我国针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不尽如人意，有必要在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方面继续探索，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世界各国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途径。 &nbsp; 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由来及建立的必要性 &nbsp;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最早发源于西欧，是以社区区域为基础，对罪犯行为和思想进行矫正的制度与方法。社区矫正制度是作为犯罪矫正和预防的发展方向，世界各国的法学理论界和法律事务界极为高度重视，并为此作出了诸多努力。社区矫正制度背后暗含着人道、公正与长效的价值背景。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态势日趋严峻，刑罚和监管执行机构远远不能满足对未成年人罪犯的教育和引导需求。从长远来看，对未成年罪犯进行保护、教育、感化与改造才是预防犯罪的重点，而不是施以惩罚性质的刑罚。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特性也由此产生。 &nbsp; 在我国，未成年犯是指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并实施了危害社会、触犯刑法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人。近几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给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危害。因此，为了减少未成年犯再犯罪，促使其有效回归社会，探求正确的矫正谋略，是当前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大课题。 &nbsp; 对近年未成年人犯罪类型进行分析，未成年犯罪的罪名主要集中在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等冲动暴力型犯罪。未成年人是国家和家庭的未来，未成年人犯罪对社会影响巨大，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犯罪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社区矫正更应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从犯罪原因上来看，未成年犯罪有家庭因素也有社会原因，未成年被告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无业状态，部分未成年人在教育阶段完成后，未能及时进入社会工作，出于青年人爱慕虚荣或者攀比心态，受到一些成年人的蛊惑指使，不慎走上犯罪道路。对于这些一时失足，有改过自新愿望的未成年被告人，社区矫正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和引导优势，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nbsp; 二、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基础 &nbsp; (一)主观主义和教育刑理论 &nbsp; 社区矫正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同刑罚理论新派有着紧密的联系。刑罚理论新派的主观主义认为：犯罪应受苛责的是行为者本身，而不是其所实施的行为。犯罪行为是行为者思想的外部表现，行为者本身才是社会危害性的核心。对此，刑法的制定和刑罚的施行都应以行为者本身为出发点。主观主义从预防犯罪的目标出发，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应仅仅是一种报应，而更应该是消灭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及其体现出来的社会危害性，使其人格正常化。主观主义新刑罚理论的出现，促使教育刑思想成为刑罚执行的主思想，从而为社区矫正的产生提供理论上的准备。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受主观主义的影响较大，但从人格和心理的发展来看，社区矫正对未成年人罪犯的效果极其有限。因此，建构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充分发挥主观主义和教育刑思想能动作用的空间，更有利于未成年犯罪的预防和未成年罪犯的矫治。 &nbsp; (二)刑罚人道主义 &nbsp; 刑罚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在相当长久的时期内，刑罚并没有摆脱复仇、报复的心理阴影，反而成为统治者进行专制统治的工具。欧洲启蒙运动之后，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社会刑罚制度由此发生重大变革。刑罚人道主义从预防主义出发，主张以“人本”的矫正主义取代“刑本”的报应主义，认为刑罚不应仅仅局限于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事实及其产生的危害性，而应更多的关注于努力消灭罪犯的不正常人格，消除其社会危害性，防止其回归社会之后再次发生犯罪，以达到矫正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实行刑罚人道主义，建构我国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同我国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理念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是实质上的统一。更进一步说，与在监狱等刑罚执行机构相比，在社区内实施刑罚的人道主义更能促进未成年罪犯的认罪悔改，使其自身在社会生活中和精神世界中的偏离和错误得以纠正，预防未成年犯罪的目的得以实现。 &nbsp; (三)行刑社会化与经济优化原则 &nbsp; 行刑的社会化和经济优化是当前司法资源紧张情况下的必然选择。行刑社会化，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更多的引入社会因素，通过社会诸多力量的参与，加强犯罪人与社会媒介的联系，促使其在人格和心理上的“改邪归正”，消灭其具有危害性的人格和犯罪心理，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进一步消除或减少其再犯罪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行刑社会化观点认为，犯罪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诸多因素作用下而生成的独特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未成年人犯罪更是如此，很多未成年人犯罪中，受到过多社会因素影响而犯罪的数量占据着巨大的比例。因此，社会有责任帮助他们消除犯罪动机和能力，使他们重新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让社会更好地帮助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行刑经济优化原则，也是解决当前我国司法资源紧张情况下的一种努力和办法。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不断提高，行刑和监管机构不能满足未成年罪犯执行的需要。因此，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把刑罚执行社会化，减少刑罚执行成本，在行刑中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社会效益是更好的解决监狱人满为患问题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一种有效的路径选择。[1] &nbsp; 三、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现状 &nbsp; (一)国外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 &nbsp; 美国是最早开展社区矫正的国家之一，美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项目始于未成年人法院的建立，法官在未成年人法院有权做出缓刑、居中制裁等多种判决方式，这些方式都需要社会力量的辅助。[2]美国的社区矫正人员一般分为自愿类型的工作人员和正事类型的工作人员两种，他们的录用有着严格的标准。一些州还制定了一些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项目，比如对未成年犯的释放安置，就是违法未成年人从州的工读学校出来后，对他们提供一定的监督并帮助他们重新适应社区的生活;以及争取生存的项目,参加者的主要活动包括负重在高山上行走、在高山上野营、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从而为未成年人提供了获得自信的机会，使其能够证实个人的价值，显示个人的力量。[3] &nbsp; 德国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主要是通过《未成年人刑法》来规定的，有两项对待未成年人的刑事制度是比较具有特色的。一是德国严格限制对未成年人的监禁刑，而且只在少年监狱执行。少年刑罚的任务是使未成年人受到教育，同时还对少年犯进行技能培训，而执法人员都是要求经过严格培训的;二是“暂缓判决”和“取消刑事污点制度”，只要是少年犯的违法行为还未达到非判刑罚处罚的程度，法官可以给少年犯定罪但不处罚，而是规定一段时间的考验期，指定专人监视，如少年犯在该期间表现良好，期满后则撤销原判，而且可以在期满两年后通过判决的方式取消刑事污点，在档案中予以注销。[4] &nbsp; 日本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在借鉴欧美矫正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保护观察”和“更生保护”为核心的具有日本特色的相关矫正制度，一般包括如下内容: 鼓励修养情操方面的学习训练、确保一定条件的医疗保健、就业辅导和帮助就业、改善和调整环境、帮助到适合更生的地方居住等。 &nbsp; 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制度 &nbsp;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就推出“社会为本、辅导为主”的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制度，强调将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罪不作为犯罪处理，尽量不让未成年人进入司法审判程序，一般不对未成年人实行监禁，而是让其留在原地进行悔过并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香港先后推出了《感化令》、《社区服务令》、《社区志愿服务计划》等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构成了香港著名的“社区为本”的自新计划。香港还提倡创造犯罪人和受害人调和的机制，双方在协调下找出最佳解决途径，给予犯罪的未成年人以当面补偿的机会，受害人的原谅也可能会换来犯罪者更大的良心谴责，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再次犯罪。[5] &nbsp; 在澳门地区，负责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机构是社会重返厅。法院在审判未成年犯前会将犯罪青少年的个案转给社会重返厅，要求社会重返厅编制犯罪者的社会表现报告，从而可以了解犯罪青少年的个人情况以采取合适的手段。社会重返厅在编制这些社会表现报告前需要走访犯罪者的家庭和学校，需要会见社区工作者和犯罪青少年本人，以掌握足够丰富和细致的材料。当犯罪者的罪行比较轻微时，考虑到其平时的社会表现良好，家庭和学校氛围有利于改造，法院将会在报告中做相关记录而不对青少年做出判刑决定。此时，社会重返厅就需要负责对没有进入感化院的犯罪青少年进行教育辅导和事后监督，直至其情况好转为止。[6] &nbsp; 在台湾地区，《更生保护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由更生保护会财团法人负责，该财团法人是在法务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的。更生保护会在各自区域内设置分会，各司其职，分别负责各自辖区内的出狱者的保护教育工作。更生保护分为直接保护、间接保护和暂时保护。其中直接保护又包括教导和感化，间接保护包括探视受保护人、帮助就学、就业等，暂时保护主要是指资助住宿费用和旅费。[7] &nbsp; (三)、国内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的不足 &nbsp; 国内的社区矫正制度起步晚，发展时间短，也未将未成年社区矫正同成年人社区矫正做出区分，同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特别程序，设立了附条件不起诉以及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nbsp; 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nbsp; 1、未成年人档案的封存制度落实不到位。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未成年人一旦触犯刑法，有可能会失去继续在学校读书的机会，对其将来升学、就业、出国等都将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为体现保护未成年人的精神，《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人民法院免除刑事处罚或者宣告缓刑以及被解除收容教养或者服刑期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了未成年人档案的封存制度，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是执行刑罚的重要形式，也是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重要一环，但是就各地的开展情况来看，档案封存开展不到位，有时针对个案进行封存保护，但是全面推广封存制度急需解决。[8] &nbsp; 2、社区矫正项目单调陈旧，缺乏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科目。由于人员及资金缺乏，目前的社区矫正并没有特别针对未成年犯罪人设定的矫正项目，除个别有条件的地区组织了一些职业技能培训外，多数未成年犯罪人都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有的被介绍到社区工作，但是由于工资低、工作枯燥，坚持很短时间就放弃了;有的在社区服刑期间，仍然未能更改以前的习惯，还是与一些游手好闲的不良青年为伍，在他们中间寻求认同感，乐于同他们一起上网、酗酒、娱乐，结果导致了重新犯罪。[9] &nbsp; 3、专业的专职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严重匮乏。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目前由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机构执行，其中真正的专职矫正人员数量很少，素质参差不齐，整体缺乏全面的矫正知识和技能，特别是专业人士欠缺，如心理医生，教育工作者，此外，矫正工作者的法律知识，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与社区矫正的工作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10] &nbsp; 四、如何优化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及实务操作 &nbsp; (一)社区矫正及相关制度优化： &nbsp; 1、联合法院对未成年人罪犯实行“暂缓判决”的做法，对己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先予以定罪而暂缓判处刑罚，规定一定的暂缓实践，在法庭的指导下依靠社区矫正进行教育改造，而后视改造情况给予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罚。 &nbsp; 2、和公检法等部门试点尝试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nbsp; 如上文所述世界法制先进国家大都在法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大体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对被判处刑罚或认定有罪的未成年人依法视为无刑事前科。如:1948年&lt;日本少年法&gt;第60条规定“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免予执行,适用有关人格法律的规定,在将来得视为未受过刑罚处分。”另一种为法官依据一定的情况和程序宣布消除其刑事污点,视为未受过刑事处分。如:1974年《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97条规定:“如少年刑法官确信,被判处少年刑罚的少年犯用无可指责的行为证明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就以官方的名义,或者根据被判刑的犯罪分子的家长或法定代理人的申请,宣告取消刑事污点。根据检察官的申请,或者在提出申请时,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尚未成年的情况下根据少年刑事诉讼办理机构的代表的申请,也可以取消刑事污点。”《瑞士联邦刑法典》第96条第4款规定:“被附条件执行刑罚的少年在考验期届满前经受住考验的,审判机关命令注销犯罪记录。”《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英国前科消灭法》也规定了撤销犯罪记录的制度。②这些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进行了确认,给犯罪后真心悔改的未成年人融入社会重新做人提供了有力保障,避免了其某些“资格”的丧失和人格遭受歧视。 &nbsp; 而国内2003年12月,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在全国首开先河地提出了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方案,并提出了具体措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实施办法》。办法针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实施了犯罪并被判处刑罚且刑罚已执行完毕的人,由原审人民法院对犯罪人在服刑期间、服刑期满后的悔过表现,是否达到了遵纪守法不致再犯新罪等项进行考核、调查,经法院审查通过后,对申请人做出决定撤销前科裁定,为申请人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此时,该未成年人的前科归于消灭,视为未曾犯罪,并依法恢复其先前的法律地位。但对构成“累犯”的,不能取消其前科,对虽然是偶犯、初犯,但性质较为严重,也不在“消灭”之列。 &nbsp;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006年11月8日宣布,从即日起,当地各级检察机关将全面推广试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污点限制公开制度”。“刑事污点限制公开”是指检察机关在认定涉案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轻微、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后,“不起诉决定书”可以不进入人事档案,并有条件地封存于司法机关,非经批准不得对外披露。该规定从检察工作的角度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避未成年人遭受“前科之累”作出了积极贡献。 &nbsp; 本省徐州市首开先河，其辖区鼓楼区综治办、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11家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实施意见》，按照规定,可以前科消灭的未成犯,须不是危害国家安全、毒品犯罪以及严重暴力犯罪的首要分子、主犯及累犯,并经过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刑罚执行期间及完毕后若干年表现进行考察。考察后会永久封存获得前科消灭证明书的未成年人犯的档案,不在对社会公开的任何档案中载明,当事人可以声称自己无犯罪记录。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0年7月8日宣布，在江苏率先试行“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8名未成年人罪犯7月下旬将成为第一批受益人，其犯罪记录将不记入档案。这一制度是由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联合政法委、公安、检察、司法、教育、妇联等十部门出台的。这意味着，该辖区内有轻微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原犯罪卷宗材料由相关司法部门加密保存不予公开，犯罪记录不记入学籍和人事档案，当事人的就学、就业等权利不受限制。 &nbsp; 虽然在我国建立起系统而全面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法制进程的必然,但结合目前阶段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该制度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nbsp; 一是与我国现行法律存在诸多冲突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实际上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前科报告义务”。&lt;法官法&gt;、《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都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教师法》第14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不得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的,丧失教师资格。”另有其他诸多领域中对受过刑事处罚者剥夺从业资格。以上相关法律规定,实际上确认了前科制度在我国的重要地位,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背道而驰。要建立新的制度,必须正视和合理解决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构建系统完善前后一致的法律体系。 &nbsp; 二是缺乏相应保障机制和统一的评价标准。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不仅仅是立法层面即可完成的工作。仅仅在立法中规定该制度如同空中楼阁,没有监狱、民政、社区等各个机构的协调互动,这一制度都无法运行。同时,该制度虽被多次提出,但目前尚未有对前科消灭的统一评价标准,而不统一评价标准,很有可能导致制度的虚设。 &nbsp; 三是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天然歧视和排斥是该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往往通过各种形式的犯罪予以释放。民众将“前科制度”视为国家和社会自我防卫需要,生活在社区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与“犯罪人”隔离开来,用人单位在当前就业形式严峻的情况下更不会给“犯罪人”留下丝毫机会。“前科”正是实现这种区分的最简单的工具。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实施之初,除了受到未成年“犯罪人”及其家人的欢迎外,面临更多的可能会是社会大众的质疑。 &nbsp; 面对上述的困难，对于这一制度的建立还要在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一方面在社区矫正立法的同时明确法律冲突的适用;另一方面，切实地落实现有法律制度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明确责任，确保未成年人相关权益，这也是解决在当前社会普遍排斥“前科”未成年人的一个必要手段，从而让未成年在相对宽松的心理环境下回归社会，回归自我。 &nbsp; 3、建立保密制度原则。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 275 条规定: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设立保密制度原则，即未成年服刑人员所有在矫的文书等材料予以封档处理，并予以备案封档时间，相关单位需调取档案的，应书面填写“调取档案申请书”，经司法机关同意方可调取，并签订保密责任协议。 &nbsp; 4、建立中间制裁制度，其含义为惩罚的力度介于监狱的严格管理和传统的缓刑假释的宽松管理之间，主要形式包括强化的监督、日报告中心、家中监狱、电子监控(电子腕带)、中途住所、罚款、赔偿、社区服务、军训式矫正中心等。 &nbsp; 5、加大培养和引进复合型社区矫正人才力度。一方面从教师类、心理学类、法律类等引进优秀人才外，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力量。工作中，招募社区服务人员、专家学者、干部、教师、高校学生、法律界人才等社会有识之士和矫正对象家长、亲朋好友等，建立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共同参与到工作中来，形成工作合力。 &nbsp; 综上所述，对于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还需大量相应配套法律的冲突调整和制度落实。同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应该独立于其他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制度而单列出来，设立单一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从而实行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双管齐下,个人原因与社会原因全盘考虑, 知识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同时兼顾的矫正模式，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过程中的保障和约束机制，让未成年犯的各项权利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有明文规定并且切实得到保护。而且单一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可以与现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处置方法相衔接，从而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功能。 &nbsp; (二)程序上的优化：1、审前(释前评估)优化---2、接收登记入矫优化---3、日常管理优化---4、解矫优化---5、安置帮教优化 &nbsp; 1、审前评估(社会调查)优化：现在本地区已经普遍采用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模式，就未成年人学习简历、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前科劣迹情况、犯罪原因分析、回归社会的可能、帮教条件等进行社会调查。 &nbsp; 从目前具体实施过程中，笔者曾参与一起未成年人涉及案件的社会调查，程序是这样的：由区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科牵头，到未成年人家庭居住地所在的村委办公室进行现场座谈，座谈人员有村委治保主任、村民小组组长、妇女小组长及邻居，而未成年人法定监护人被排除在外。我觉得这就存在了一些不足，首先：调查评估程序没和成年人具体区别开，流程还是和成年罪犯嫌疑人一样，只是在调查笔录记录过程中，象征性地要求参与调查人员予以保密，从程序上来看不够严肃，应与被调查者书面签订“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保密协议书”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并就泄密行为做出责任承担的规定。再者，笔者认为参与调查人员范围选择要慎重，首先应当有其法定监护人、或所在学校教师等，从社会调查的目的来看，“学习简历、家庭情况、社会关系”这几项最为了解的应当是其监护人和老师，然后也可以由村委(社区)工作人员等人员进行必要的佐证，扩大化的调查对象范围就会失去保密的意义。 &nbsp; 不论社会调查意见如何，相应的调查结果等文书交由司法机关进行档案封存。 &nbsp; 后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保密责任书”格式 &nbsp; 2、接收登记入矫优化：就目前的社区矫正入矫程序，未成年人入矫只是单独进行入矫宣告，其他与成年人入矫程序无二。笔者认为，在接收过程中，除了要单独设立未成年人入矫宣告外，矫正小组成员都应当经过认真甄选，志愿者最好是有过教育、心理医学、法律类专业知识基础的人员，再经过未成年人法定监护人的认可，且签订“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保密责任书”。 &nbsp; 后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保密责任书”格式 &nbsp; 3、日常管理优化：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因其特殊性，不能与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一起进行教育学习和劳动，因此可不组织集体劳动，由其个人参与社区及各类公益组织的社会活动，例如红袖章志愿者、社区道路清洁等等;而在集中学习上除了进行必要的社区矫正法律学习外，应该积极帮扶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可以通过与劳动技能培训部门的合作来实现具体操作，并在操作实务中注意保密义务;完善未成年人考核奖惩制度，通过积分制等形式，明确积分与矫正奖惩制度的联系，将积分与奖惩和刑期减免以制度形式落实实施。 &nbsp; 4、解除矫正优化：目前对未成年人服刑人员解除矫正既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具体实务操作，而是按照一般解矫人员处理。除了解矫宣告保密外，所有档案资料应立即封档，并交由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归档，然后封存处理，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封存档案后，开具“封存档案证明书”提交公检法各部门及本人。封存档案应切实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到位，包括名单等内容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均需持相应手续方可调阅。 &nbsp; 后附：“封存档案证明书”格式 &nbsp; 5、安置帮教优化：一是建立日常联络机制。与未成年刑满释放人员所在社区(村)、家长、本人经常性联络，定期走访或电话联系，了解未成年刑满释放人员近期动向。帮教小组成员对未成年刑满释放人员出现反常情况及时汇报，共同采取措施应对。通过上门家访，谈心沟通，了解未成年刑满释放人员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特别是掌握他们的思想和心理状况，引导他们多学习，鼓励他们遵纪守法，对出现的心理问题给予及时指导，排解心理困扰。做好与家长的协调配合工作，争取家长的支持，帮助未成年刑满释放人员尽快融入社会，融入家庭生活，使其不受父母嫌弃、不受亲友邻居的歧视，能够安身暖心;二是建立学习培训机制。对未成年刑满释放人员接受再教育的现状进行调研，针对他们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制定培训课程，加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与街道(镇)、学校联系，整合区域学校资源，每年开展1-2次的有关生产技术、技能或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同时结合他们实际特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未成年刑满释放人员的生活，安排其积极参与社区、村志愿服务、扶贫济困、公益实践等活动，促使他们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三是建立就业援助机制。与社会保障部门协调沟通，在组织未成年刑满释放人员进行技能培训的同时，不断完善就业指导机制。积极与有关单位联系，对已满16周岁的通过帮他们介绍适合的职业或提供有关就业信息，使他们从社会闲散人员成为有业可就的劳动者。同时加大对他们的法律知识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其自主维权意识，建立未成年刑满释放人员法律援助体系，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使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得以及时解决。 　　附1：“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保密责任书”格式 　　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保密责任书 　　被调查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 　　居住地址户籍地址 　　涉案罪名及事实 　　参与调查人员性别年龄职务 　　居住地址与被调查人关系 　　联系方式　　被调查人系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之规定，参与调查人员应承诺对本次调查所涉情况内容等予以保密，如若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给与行政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责任人：时间：年月日　　本责任书一式三份，一份交委托机关，一份司法所存档，一份区司法局矫正科留存 &nbsp; 　　附2：“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保密责任书”格式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保密责任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之规定，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期间及矫正解除后的期间，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严格落实保密制度，贯彻执行档案封存相关规定，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透漏未成年人服刑人员的任何信息。造成未成年人相关信息泄漏的，将根据情节给与相应纪律处分。 　　责任人：　　年月日　　本责任书一式贰份，一份司法所存档，一份区司法局矫正科留存。 &nbsp;　　附3：“封存档案证明书”格式　　未成年人社区服刑档案封存证明书　　社区服刑人员，居住地，户籍地，身份证号码为。因犯于年月日被人民法院判处(裁定) 。依据人民法院判决书(裁定书)，缓刑(假释)执行期间，被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于年月日矫正期满，依法解除社区矫正。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对服刑人员的社区矫正档案予以封存。 　　市区(县)司法局 　　年月日 &nbsp;　　[1][&lt;建构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可能性及设想&gt;中顾法律网http://wenku.baidu.com/view/9f14e81014791711cc791709.html]　　2[ 张芝芳、张晶.国外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之示[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院报.2010(4)]　　3[ 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4] [ 张玉琴.德田未成年人刑法的特点及借鉴.[J].青少年犯罪问题.1998(1)]　　[5] [ 刘钟林.香港青少年犯罪的矫治与预防[J].中国青年研究.2007(3)]　　[6] [ 叶青.澳门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防治对策之思考[C].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　　[7] [ 宋林飞、朱力.社会工作概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8][ 罗浩.新刑诉法适用下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3(8)]　　[9][ 丁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探微[D].西南政法大学.2007]　　[10][ 张静茹.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初探[J] .探索与争鸣 .2010(8)]

对完善优化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及实务操作的一管之见